第五节 存在的问题

尽管民国史研究目前非常活跃，研究成果众多，但因其开展时间较晚以及种种因素的作用，研究仍有诸多不足之处，以下略举一二介绍之。

一是缺少对话与讨论。目前的民国史研究，似乎更偏重于个案研究，选择前人较少触及的论题，使用过去未见运用的史料。其优处在于拓展研究领域，填补研究空白，而其劣处在于各说各话，缺乏交集与讨论，故近年来鲜见对于民国史全局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而且，对同一论题，除去一些应景式的研究外，一般情况下，学者不愿重复研究，尤其是新进学者更是如此。这也或多或少影响到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就个人阅读所及，近年来同题讨论较多也较有意义的，是对1924年广州商团事件的研究。以往研究，主要是从广东政府和孙中山的角度观察。近年的研究，从广州商人团体的角度，探讨事件的前因后果，认为英国和南北军阀阴谋策动事件的传统说法，迄今尚缺乏有力的证据，而共产国际则是事件中居支配地位的因素之一；事件的发生与近代广东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商团发展的历史特点有直接关系。[67]

由于过去学术批评泛政治化倾向的影响，加以学术批评可能引发的社会反响，学者们对学术批评多持谨慎态度，严肃的学术批评和讨论较少见到。近年所见的学术批评有对民国时期浙江省自治运动的讨论。冯筱才对浙江省自治运动提出了与前人有别的看法，而沈晓敏则认为，浙江省自治运动的失败，恰好证明前人关于军阀扼杀自治、文人主张在军人武力前无效、军阀缺乏实施省宪的诚意等论点符合历史实际，不宜轻易推翻，并对冯文中的史料运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68]

二是民国史研究的定位问题。民国史研究在学界一般被理解为对于民国时期统治阶级历史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专史研究，而非通常意义的通史研究。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民国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未必都能纳入这样的研究框架之中，而且也不易得到充分的研究，如民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关系。黄道炫对国共内战时期第五次“围剿”及反“围剿”的研究，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侧重从社会史角度，对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作出新的解读。[69] 邓野对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傅作义政治转型的研究，认为傅作义的反正过程具有强烈的双重性，其两手准备的策略是为可能的再起留出余地，也是过渡时期特有的现象。[70] 由于民国史研究的特殊性及其研究深度的不足，目前将民国史研究完全纳入通史体系的框架，或许条件还不够成熟，未来一段时间内，民国史研究作为专史和通史研究将会并存。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研究的深入，民国史研究的定位及其研究体系和对象问题终将得到解决，并为民国史研究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

三是要继续拓宽研究领域。虽然民国史的研究领域较前已大为拓宽，但目前仍有不少空白点，有些重要时段和问题，仍缺乏深入的研究。如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研究，已经出版了几本通论性著作[71]，但除对当时的外交关系研究较多外[72]，专题研究仍比较缺乏。北京政府时期的诸多事件和人物，至今还没有深入的研究。[73] 北京政府时期的诸多问题，至今也还缺乏合理的解读，如对北京政府时期议会制度的评价。再如，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多集中于抗日方面，而沦陷区的研究，尤其是沦陷区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在这方面，近年来虽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现[74]，但仍远远不够。关于国民党统治中国头十年的研究也还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