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的反思和繁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本学科的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10年前已在研究而被迫中断的项目从新着手进行，已完成而未能出版的论著和史料得到解放，新的研究工作也很快起步。特别是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高潮的带动，也由于历史学和经济学深入研究的需要，本学科的研究在继承和反思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旧课题，不断开拓新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进入了欣欣向荣的全面繁荣阶段。

一 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

第一，学科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受到重视。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和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近代经济史学科更加受到重视。1981年，刘大年首先发表文章，指出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深入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近代经济史是整个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如果要把历史研究真正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就必须认真研究经济史。在以往的近代史研究中，凡是得出了基本正确评判的重大历史问题，都是因为有经济史研究成果的支持。因此，近代经济史研究是深入研究近代史的最重要课题和突破口。1983年，经君健又从开展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指出了研究经济史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界只重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部分，且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对其一般经济法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发生作用的问题很少有人问津。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对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做具体研究，将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1986年，严中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在总结和反思本学科研究的经验教训后，提出本学科的目标和任务：对内应发挥经济史学的社会效应，对外要走上国际讲坛，以我们的成果树立中国经济史学科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的地位。[17] 傅筑夫、丁日初、魏永理、张永东等学者，也先后就此发表了文章。他们所提出的有关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认识和观点，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同和响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第二，研究的队伍进一步增强。相应于近代经济史研究受到重视，从事本学科教学和研究的队伍逐渐扩大。不少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和经济系增开了近代经济史课程，有的院校和研究所还陆续开始招收本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新生力量陆续进入本学科研究的行列，有不少已成为优秀的研究人员和学科创新的主力群体。同时，还有一批原来从事一般历史学、经济学、农林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涉足本学科的研究；有些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地方志编写机构工作的研究和编写人员也陆续加入了本学科的研究、编写和资料整理工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以及有些地方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也逐步开创了工商资料专辑的编写工作。

除了研究人员数量的增加和构成的多元化之外，本学科的学术团体组织也日益推广。1983年的全国史学规划会上成立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并开展了一些促进学科发展的工作，如编辑出版了几期《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和“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1986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内设近代经济史分会，13年来做了许多学术交流工作，对学术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地方性和专题性的学术团体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陆续组建，至今许多省市成立了经济史研究会之类的学术团体，专题性的学术团体亦多有设立，如中央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研究会、中国商业史研究会、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会、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中国商会史研究会、张謇与南通研究中心、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等。这些学术团体，有的通过举行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推进学术研究，有的则组织和进行了相关专题的实际研究工作。

第三，研究的方法不断创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带动下，为了使本学科的研究适应时代的需要，提高研究水平和国际学术地位，研究方法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如严中平、吴承明、彭泽益、张仲礼、詹向阳等不少学者，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撰文强调要注意改进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提出要扩大视野，不能就中国论中国、就近代论近代、就经济论经济、就事论事；要采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要注意典型解剖，以点观面。后来，继续有学者就此提出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吴承明对此贡献最多，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如关于经济史研究中应当如何运用史料学和考据学、历史唯物主义、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中地理论（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理论）、社会学、系统论等方法，对改进经济史研究方法很有启发意义。刘佛丁对此也致力颇多，尤其重视采用各种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18]

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各种新的研究方法被日益广泛地采用。除了上述有关学者所提出的各种新方法均有不同程度的运用之外，还有一些新的理论方法被采用，如现代化理论、法学、城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经济伦理学、市民社会理论、价格理论、房地产理论等。这些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对研究的视野扩大和角度创新，对分析的深化和合理化，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作用。

第四，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研究的角度不断创新。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逐步发展，经济史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得到广泛的拓展，呈现出总体研究开拓新思路，专题研究日益多元化的趋向。如在工业化问题、企业制度、企业文化、企业集团、生产技术、房地产业、价格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市镇经济、农村经济、城乡经济、区域经济、国际收支、华侨投资、人口经济、经济社团、市民社会、经济政策、民国经济、战时经济、革命根据地经济、海关制度、海洋经济等以前几近空白的领域，都有了一定的研究。

以前有所研究的领域，又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内容。如农业史研究中的农垦事业、经营地主、农业近代化；手工业史研究中的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的互动关系；商业史研究中的商业行帮和商事习惯；金融史研究中的信托、保险、有价证券和交易所；交通史研究中的港口、公路、航空和邮电；民族市场研究中的农村集市、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全国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少数民族和边疆经济史研究中，不仅所涉及的民族和地区进一步扩大，而且开始探讨发展模式的问题。在中外经济关系、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资产阶级、太平天国经济、洋务企业、地主经济等以前有较多研究的领域，不仅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且走出了片面和僵化的模式，向着系统全面和实事求是的方向前进。

第五，研究的成果迅速增加，研究的水平明显提高。上述这些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改变，有力地推动了本学科的研究，研究成果持续快速增加。1979—1999年的21年中，本学科共出版著作约760 种，发表论文约6260篇。其中1985年之前的7年中，出版著作近140种，发表论文近1600篇，平均每年出版著作20 种，发表论文229 篇，总数已大大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30年的总数，特别是论文数量超过了1.5倍。1986年之后的14年，研究成果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平均每年出版著作44 种，发表论文333篇，尤以著作的增加为快。

在学术研究中涌现了一批高水平的、开创性的优秀著作。如：20世纪50年代启动的许涤新和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3 卷本，50年代开始准备，80年代初着手写作的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2册，由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5、1990、1993和1989年出版；祝慈寿撰写的《中国近代工业史》，由重庆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陆仰渊、方庆秋主编的《民国社会经济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这些著作代表了本时期中国近代经济史总体研究的前沿水平。同时，一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题研究也有大量著作问世。有些专题已有比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如：张仲礼、隗瀛涛、罗澍伟、皮明庥等主编的上海、重庆、天津、武汉等地的城市史；从翰香、苑书义、孔经纬、段本洛等编撰的华北、东北、江南等地的区域（农村）经济史；陈诗启、戴一峰等撰写的海关史；徐鼎新、马敏、朱英、虞和平等撰写的上海、苏州、全国的商会史；刘佛丁、王玉茹、张东刚、陈争平等撰写的有关经济发展、价格结构、国际收支等方面的计量经济史；樊百川、凌耀伦、张后铨、朱荫贵等的有关轮船航运业史著作；马伯煌、叶世昌等的经济思想史著作。有些专题目前虽然尚为个别人所研究，成果也比较单一，但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已显示出重要的发展方向，如房地产史、证券史、企业制度史、经济政策史等。

二 讨论的主要问题

与思想解放、研究方法创新和研究领域开拓相应，这一阶段本学科的学术讨论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以往有关讨论的反思和深化，即旧题新论，二是对新领域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的讨论。

就旧题新论而言，突出表现为不再机械地从社会政治状况和阶级政治属性的传统判断出发，对近代经济和资产阶级状况作推理性的论述，而是注意实际状况的考察，使政治与经济、政治与资产阶级的互动关系分析，更加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下述几个。

第一，关于中外经济关系问题。对于中外贸易，丁日初、沈祖炜认为，暴力掠夺性贸易同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正常贸易是交织在一起的，从长期的变化趋势来看，后者是主流。这种中外贸易尽管产生了一些不利于中国的因素，但毕竟在客观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诸如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加速自然经济分解，促进城乡经济繁荣和近代工业发展等。张仲礼、李荣昌认为，中美贸易与中英、中日贸易不同，具有较多的自由贸易色彩，有显著的比较利益，有促进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兴起和技术输入等方面的作用。对于外国在华投资，丁日初认为，它向中国人提供的银行和运输服务、贷款、现代化机器设备和技术训练，是有利于中国资本的一面；它力图挤垮或兼并中国同类企业，是排挤中国资本主义的一面。然而后者只存在于某一时期或局部范围内，且到条件发生变化时就可能减弱以至于消失。因此从历史的宏观和外资的整体来考察，它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促进的一面终究占主要地位。曹均伟还认为，中外合资企业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缓和了中国的资本短缺等。聂宝璋、陈绛认为，外资轮运业虽有威胁民族轮运业发展的一面，但它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冲击、震动和刺激，对民族轮运业的发生和发展起了客观的促进作用。[19]

第二，关于传统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比较重视考察传统经济成分在外国和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影响下发生的内在变化。传统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丝织业、井盐业、榨油业、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有所发展，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还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工人、技术和市场条件，有的更逐渐转化为机器工业。[20] 传统商业和金融业，特别是经营洋货和农副产品的商业，在鸦片战争后就陆续具有资本主义商业和金融业的性质。其经营的商品逐渐以资本主义生产为主要基础；其市场流通范围逐步扩大；其取得的利润已成为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其生产关系已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雇佣性质；其经营方式逐渐采用经销、代销、包销、拍卖、批发、信用结算等新方式。[21] 农业经济虽然仍以传统农业为主体，但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农业也在缓慢发展。如经营地主、富农、农垦公司在逐渐增加；耕种、灌溉、化肥、种子等方面的新式技术和设备在逐渐推广；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商品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农业人均产出亦非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而是有升有降，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农业总产值中的资本主义农业所占的比重也在逐渐提高，1936年时达到10%的最高水平。[22]

第三，关于国内市场问题。这一阶段的研究较之以前有很大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对农产商品化发展状况的考察，用计量研究的方法，论证了近代的农产品商品化增长速度比鸦片战争前大大加快，并呈现为加速度发展的状态，从而使农产品的商品市场不断扩大。二是对国内贸易总值和市场规模的考察，用各种计量研究方法，对某些阶段和某些年份的国内贸易总值进行了估算，特别是吴承明估算出 1870、1890、1908、1920、1936年5个基期的市场商品总值和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4、11.7、23.0、66.1、120.2亿两（规元）；1.20 %、1.14 %、6.28 %、2.89 %。[23] 三是对各种类别市场的研究。如关于华北、四川、江苏、广西等农村市场的研究，探讨了市场的区域等级结构、商品流通渠道和交易规模，以及地方特点等。关于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市场的研究，探讨了市场的发育过程、交易方式、功能作用和特点等。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研究，张仲礼等认为，在近代上海，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已完全形成，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也开始出现；王玉茹则认为，到20世纪40年代，生产要素市场在经济发达地区初步形成，但仍发育得很不完善；赵津探讨了全国主要房地产市场的经营方式及其与金融业和政府的关系。四是关于市场价格体系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民国时期的价格变动及其规律；城市房地产价格变动规律及其对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建筑革命”等方面的调节和促进作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并不存在，以及借贷利率下降、工农业工资差距扩大、土地价格上涨对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五是关于市场需求的研究。如张东刚的研究估算了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国民消费需求总额、农业投资总额、政府部门经常性支出等的长期变动数列，以及一些横截面统计数据，认为近代中国总需求呈不断上升的总体趋势，其基本特征是低水平波动上升，增长幅度较小，结构变动也不尽合理，但也对经济的发展和结构变化产生了相应的促进作用。[24]

第四，关于洋务企业问题。有关论者大都认为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属何种资本主义则见解不一。刘大年、黄逸峰、姜铎、汪熙、张国辉、黄如桐、樊百川等都坚持官僚资本的观点。丁日初、沈祖炜、李时岳、胡滨、张耀美等认为属于民族资本，或称国家资本。其理由是：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经营管理上虽然有封建性，但没有买办性和垄断性，与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资本不可相提并论。[25] 汪敬虞、夏东元、董蔡时等则提出了早期官僚资本（雏形）与早期民族资本（胚胎）共存论，认为两者同时产生，彼此渗透，互相转化，分途发展。[26]

第五，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问题。新的研究不赞同以往那种政治日趋黑暗导致经济日益衰败的观点。不少学者通过大量的计量研究，认为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是艰难曲折的，但总的来说是逐步增长的，而且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抗战爆发和抗战结束后的时期，中国的经济仍有程度不同的增长，并提出了近代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理论。[27]

第六，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新的研究认为：洋务运动时期不存在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野，丁日初则认为不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明确提出了“一个阶级”论；买办不仅可以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而且是其中的一部分；把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并以此认定其政治态度，与历史事实不符，这是把政治态度和经济地位机械联系的结果；有的学者提出，从资本集团、资产阶级团体的角度入手进行研究，更能揭示资产阶级的实际面貌。[28]

就新辟领域的研究而言，讨论较多的有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历届政府的经济法规和政策问题。对晚清政府所制定的工商法规和振兴实业措施，朱英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通过分析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具体内容和实施状况，在指出其弊端和缺陷之外，亦肯定其对资本主义经济法制建设的先导作用，对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虞和平认为，就制定过程、科学性和可行性而言，其与资产阶级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产生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9]

对民国北京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法规和政策，一些专题论文和有关民国经济史的著作，对其法规内容和政策措施做了较多的陈述。虞和平的有关研究还认为，它的种类结构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它的内容构成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它的制定过程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功能作用较大地改善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在近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进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但是在实际的贯彻执行上，对强化管理执法颇严，对扶持和保护企业及企业家的利益和权利常常有法不依，从而限制了它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发挥。

对南京国民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法规和政策，近年来有较多的研究。除了对其法规体系和基本政策进行比较全面的陈述和一分为二的评价之外，着重研究了一些重要的专项政策措施。一是对法币政策的研究，认为它具有稳定汇率、松动信贷、降低利率、协调物价、促进农工商业发展、使中国的币制进入现代型行列等一定的客观积极作用。二是对关税自主政策的研究，认为它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不能说是欺骗宣传、徒有形式，它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海关主权状况，并在提高进口税、减免出口税、保护本国工商业、改变进口货物结构、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三是对抗日战争时期经济统制政策的研究，认为它既有掠夺性的一面，又有积极性的一面。金融统制增加了政府的经济实力，阻止了白银外流；工矿统制扶助了工农业生产；贸易统制维持了对外贸易，从而有利于抗战和国计民生。[30]

第二，关于商会和其他经济团体的问题。在商会史的研究方面，不仅讨论了商会的产生发展过程、政治和社会属性及其在清末政治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而且逐渐深入和延伸到商会的角色地位、组织结构、功能作用、现代化作用、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外交活动、中外比较、商案仲裁、市民社会等问题，并以此考察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时间和程度。其中讨论较多的问题有：对其性质属性问题，朱英认为清末商会具有“官督商办”的性质和特点；虞和平认为它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对其组织构成与行会的关系问题，马敏、朱英认为商会的根本宗旨、基本职能、组织结构和总体特征等，都是与行会截然相异的；虞和平认为，鸦片战争后行会内部已具有的对现代社会的潜在适应性是其与商会结合的同质因素，两者还在协调成员关系和官商关系、经济管理、利益自维等功能上，具有相同和互相依赖的关系，使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其促进早期现代化的作用问题，朱英、马敏、徐鼎新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它的经济促进作用；虞和平从改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有助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和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商人外交的产生和发展等角度，考察了商会的这一作用。对其与资产阶级成长关系的问题，朱英从商会的组织状况和政治活动角度，提出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虞和平则认为，清末各地商会的诞生使资产阶级进入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转化的过渡阶段，民国初年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则使之进入基本自为的阶段，亦即完整形成阶段。对其与政府的关系问题，王迪认为清末时主要是在振兴实业基础上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虞和平认为，在1904—1930年间，呈现为依法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向着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转变的趋势；朱英认为在清末民初时期主要是良性互动的关系。[31]

对于行会、行帮、同乡组织和其他经济团体的研究，开始从单纯地研究其封建性质，转向探讨其组织形态和功能特征及其现代化过程。徐鼎新、虞和平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传统行会的组织性质和功能作用逐渐朝着现代性组织和资本主义化的方向转变，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行业所建立的行会组织更具有这种现代的资本主义组织性质。同乡组织则从清末民初开始日益增多地采用现代的同乡会组织形式，其功能作用也从传统的以“救死”和联谊为主，改变为以“救生”和扶持同乡经济利益为主，并带动传统的同乡组织朝着这一方向转变。民国初年成立的以振兴实业为宗旨的大量经济社团，则更是一种以目标和利益认同为基础，并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而奋斗的现代经济社团，在当时的经济现代化建设中起到一定的社会动员作用。[32]

第三，关于经济现（近）代化问题。关于经济现代化的促进因素，有论者认为，外部的西方资本主义刺激，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主导因素，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次要因素，因为它远未达到诱发出产业革命的程度，不可能促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另有论者认为，除外部因素外，内部因素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明清时期的经济结构变化已显示出现代化模式的潜在自然形态；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大量的工场手工业，是工业化的一个真正的内部因素。

关于经济现代化的阻碍因素，有的论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是主要原因，它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处在被扭曲的状态。有的论者认为，西方侵略固然是一重大原因，但是决定性的原因还在中国内部，如：统治者没能迅速进行全面改革，对新式企业进行不合理的干预和控制；传统文化积淀制约了应有的“二元结构”中某些优势的发挥。又有论者认为，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只是各有不同的阻碍作用。

关于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总体状况，罗荣渠认为是一种依附性增长趋势，其具体表现为：被完全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处在这个体系的边缘地位；现代工业是以沿海条约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布局，主要是轻工业，也只能在外资企业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外国资本在中国现代化经济部门中和中国比较现代化的地区占据支配地位；广大农村被卷入商品经济体系，但其商品化的发展速度落后于工业；经济增长是一种土洋结合的二元经济，但现代工业增长缓慢、发展畸形，传统经济一直占主体地位。[33]

关于中外经济现代化的比较，朱英、虞和平、朱荫贵认为：在日本、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以资产阶级为主导力量；官商之间密切配合；经济立法及时、完备、高效；经济社团与经济现代化进程同步产生和发展，经济促进功能明确，并以民主自由为基础，以法律制度为保障；工业化的启动具有较强的主动性，既移植西方的生产技术也移植经济体制，利用政府权力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原始积累；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同时并进，互相促进；对外贸易和商业不仅发展迅速，而且成为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在近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中，资产阶级始终不能单独承担这一使命；官商关系极不稳定，时而改善，时而恶化；经济立法滞后、残缺、低效；经济社团的产生和发展与经济现代化进程不尽一致，政治因素较多，时而高涨，时而低落，缺乏民主和法律的保障；工业化的启动有较大的被动性，只移植西方的生产技术而不移植经济体制，政府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农业的现代化滞后，没能成为工业化的强大支柱；对外贸易和商业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在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推动工业化作用。朱荫贵认为，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与日本的三菱会社（邮船会社）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结局，主要是由于两国政府在人才培养、资金筹措、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干预政策的不同，日本政府的干预政策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中国政府的干预政策则不然。严立贤认为，需求增长和市场扩大是日本早期工业化的发生发展及其向近代大工业过渡的主要推动力；农业的低剩余率和极不发达的国内流通制度，则是导致中国早期工业化及其向近代大工业过渡中徘徊不前，远远落后于日本的症结所在。[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