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新世纪之初的创新与开拓_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19）（全2卷）-QQ阅读男生中文玄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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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新世纪之初的创新与开拓

一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进入21世纪后，本学科的研究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继续繁荣发展，且朝着深入和开拓的方向进取。就2000—2007年而言，共出版著作约480种，平均每年60种，明显超过上一阶段；发表论文约2260 篇，平均每年283篇，略低于上一阶段的后14年。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进展和时代的发展，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亦有所创新，研究的问题和领域也有较大深入和较多开拓，在一些课题的研究中呈现出既重视学术跟踪又注重社会联系的新特点，使学术性和时代性实现了较好的结合。

在这一阶段中，本学科最重要的一个创新是社会经济史日益受到关注。早期的经济史研究，主要是把它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来对待的，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部门、行业、企业、统计，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各种经济学。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已出现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对其学科概念的认识并不清楚，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也主要限于商帮、行会、阶级之类。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史开始受到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80年代设立经济史研究室时就以社会经济史为主体研究方向。也有个别学者撰写了相关著作，并提出其研究的对象，认为：研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反映两者之间适合或不适合，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内容”。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影响经济变化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因素”和政府的决策、政策，以及民族资本与官僚、商人和买办的关系。[35] 近年来认同面进一步扩大，原本以经济学为出发点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著名学者，也非常重视和采纳社会经济史的方法和内容。如吴承明在2001年时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重视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并明确表示“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其理由是：“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36] 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史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的现象，更要考察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要考察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因此，吴承明所说的第一学派也可以与第三派归纳在一起，统称为社会经济史。除了经济史学家之外，社会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行龙在2003年发表文章指出，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2007年，又在其著作中谈及这个问题，进一步指出，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并强调“首先从区域史的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37] 也有些高等院校成立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机构，并被教育部批准为重点学科或研究基地，标志着社会经济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为学界和政府教育部门所公认。但是，迄今为止，对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范畴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尚处于混沌状态，有关的研究者只是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因自己的研究内容超出纯经济的范围，故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因此社会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待进一步的探讨。

在具体研究中，有不少学者趋向社会经济史。汪敬虞主编，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3 册，以及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3册，其内容结构，与以前吴承明、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整体研究著作相比，社会经济史的内容已有明显的增加和加强，反映了经济史学科内容体系向社会经济史扩展的新动向。其中能够体现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有：农业经济中租佃关系、雇佣状况、生产力及其改革；政府政策中的税收、财政、公债、工商政策和法规。此外，在专题研究中，具有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和领域已有众多成果，主要集中于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法规，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生产技术，商会、农会、经济协会、同业公会等的经济团体，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及其现代化改造等方面；还有一些论著着力于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或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社会，或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经济。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研究，也是近年来的一种方法创新。对这一方法运用较多的是杜恂诚，他运用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概念研究了近代金融制度变迁过程。所谓诱致性变迁，是指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民间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变迁是指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政府处于弱势时，诱致性变迁仍可能发生，而强制性变迁则很难发生，如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处于强势时，强制性变迁就易于发生，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还指出近代金融制度强制性变迁中的两种类型：一是以诱致性变迁为基础的强制性变迁，是正向交替，其中的政府只能尊重市场的原有基础，并以此决定自己的作为，起到纠正市场缺陷的作用。另一类是强制性变迁，是逆向交替，其中的政府不是为了纠正市场的缺陷，而是从执政者的利益出发，强制推行自己单方面制定的方针政策。[38] 他还对儒家伦理与企业制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道德背景同交易成本紧密相关，民间商人在创办企业时所采用的家族企业制度，使道德背景刺激交易成本上涨的机会最小，其中儒家伦理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儒家伦理对企业也有负面影响，家族企业在缺少凝聚核心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分家析产而降低竞争能力，导致二代而亡。[39] 他又通过对近代上海钱庄业经营体制从习惯法到成文法变迁的考察，认为上海钱业公会是以习惯法进行自我治理的同业组织，体现出一些西方学者所谓“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制度特征，可视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典型案例。[40]

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或商业网络的视角亦时有采用。如应莉雅考察了天津商会的网络化组织和功能作用，认为天津商会由于具有较为完善的网络化组织系统，使之能够发挥减少区域市场交易成本的功能。[41] 王红曼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后方地区，初步形成了以国家四行二局为核心，以省市县银行为卫星，以简易储蓄所、邮汇局网点为基层组织的战时三层金融网络体系，这也是战时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国库网，从而使西南区域经济在得到难得的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42] 张思认为，在整个19世纪，华北地区有一张由进出口商人、栈房业者、内地中间商人、城乡集市与零售店铺以及城乡消费者结成的传统市场网络，它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开放口岸与华北内地间长距离贸易的发展。[43]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铁路与贸易网络形成的关系。此外，也有学者研究国际的商业网络，如戴一峰考察了南中国海与中国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网络，认为这一华人跨国网络的最初形态是华商跨国贸易网络，进入近代后，则从单一的贸易网络逐渐演化为一个由贸易、移民、金融、社会等网络交叉构成的复合网络，并对闽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既促进又制约的重要影响。[44]

在采用一些新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对前些年从国外引进的一些研究方法进行了检讨和修正。如美国学者施坚雅所提出的中国近代市场结构理论，曾引起中国经济史学者的较大反响，引用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王庆成以实证研究与之进行了一系列的商榷。首先通过研究所得的华北若干州县的集村比率、人口密度、市场面积、市场人口的实际数字，与施氏“基层市场社区平均面积和人口”表中的基本相关数字相比较，证明施表基本上不符合实际。[45] 史建云认为，施坚雅所提出的市场模型，从他自己所设定的几何学意义上来说，可能确如其所言无懈可击，但在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则是不能成立的。[46] 任放的看法有所不同，认为施坚雅的三级市场理论模式与社会实际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有些事实不能被理论所解释，这是因为它涉及一些人为的、历史的和自然条件的干扰因素，但与理论本身无关，不能作为反对、推翻该理论的有效证据，只是存在缺陷。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它仍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借鉴的有效资源。[47]

二研究领域的开拓和新观点的提出

第一，关于“三农”问题研究。所谓“三农”问题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这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历来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近几年，在中共中央和国家提出“三农”建设方针的影响下，“三农”研究更加受到重视，并在继续对“三农”进行分别研究之外，注意到“三农”的综合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两方面：

一是通过考察近代“三农”状况提出新的观点。在农民素质的层面上，刘兴豪认为，在1912—1937年间的湖南，虽然地租、赋税、高利贷的繁重和农民生活的异常困苦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但是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非农化趋向又对农业现代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48] 王先明等人认为，20世纪前期山西乡村雇佣关系的社会构成涉及乡村社会各主要阶层，雇工和雇主双方角色并不完全固化，而“社会分化不充分”既是雇佣关系普遍化和雇工身份非固定化的导因，也是雇工群体不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阶层的根本原因。[49]

在农民经济负担的层面上，对旧有研究中所说的地租率高于50%，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高王凌通过研究地租的“实收率”，认为多数地方并不能照定额租征收，而是按原额折成交租，如果实收率只有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地租额约为产出的40%，那么实收地租率只有产出的30%，或是略多一点。[50] 邢丙彦的研究支持了高王凌的估算，他根据上海市档案馆藏“典于记”租册记载，认为民国时期，松江、青浦两县仍延续着清朝以来的地租减免惯例，在1918—1936年间，“正租”的“租成”最高不过八成，最低为七三成，平均在七七成左右。在实际收取时，佃户还可再获得“荒让”的地租减免；田地因修筑圩岸、沟洫者，亦给予地租减免；对部分佃户还有交纳地租“逢限免米若干”的减免办法。[51] 但是，史志宏的研究支持了旧有的估算，他利用河北省清苑县4个村庄在1930年、1936年、1946年时相关情况的调查资料，对其地租率进行了估算，认为粮租为38%—45%，钱租为45%—54%。[52] 这种不同的研究结果，可能是南北差异的反映。

在农村社会治理的层面上，有学者研究了以往未注意的水资源与乡村社会的新课题。胡英泽以调查所得的200 余块水井碑刻及访问材料，考察了明清以来山西、陕西、河南等北方地区的水井习俗和制度。认为北方乡村水井在建构社区空间、规定社会秩序、管理社区人口、营造公共空间、影响村际关系等方面有重要作用。由水井组织产生的多种关系，使合作式的相互依存成为必要，地缘关系突出，血缘关系减退，还形成了一套相对严密的井汲规约，并内化为乡村社会的秩序。[53] 韩茂莉探讨了山西、陕西地区水权保障系统及其运作方式。指出，水权保障系统是以获得水资源为目的的民间组织，农户自愿介入，寻求维护自身水权的保障。为了维护地缘、血缘两个层面的水权，农户间形成一套有别于政权体系的管理原则。水资源的分配形成灌渠、利户两个受益层面，由此又使水权保障系统形成以渠系、村落为基点的地缘水权圈以及以家族为中心的血缘水权圈，两者相互交织，融社会习俗、社会惯性为一体，在乡村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54]

二是通过考察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对“三农”做综合性和体制性的研究。近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多有著作问世，主要有：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李德芳的《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徐秀丽主编的《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55]；有关的论文就更多了，所涉及的地区除了以往有所研究的河北、山东之外，又有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省。这些著作，从乡村的政治改革、文化教育、农业合作、农产加工、农村治理等方面，对所涉地区的“三农”做综合性的考察。众多论文则多是专题性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虞和平认为，从社会经济史和现代化史的角度来看，乡村建设运动的主体目的和内容，主要是对乡村政治进行自治化和民主化的制度改革，对农业经济推行企业化和市场化的股份制合作社建设，对农民素质实施知识化和文化的普及教育，从而显示了一种农村改造的现代性模式。[56] 张秉福认为，乡村建设运动的模式虽不能根本解决中国乡村问题，但是其反对模仿和照搬西方模式的思路仍值得新世纪农村建设借鉴。[57] 孙诗锦认为，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区中，知识分子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与政府的农村复兴运动相结合的，这表明当时政府和民间在重构国家权威上的一致性。[58]郑立柱考察了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三农”政策和国统区的“三农”问题，初步展现了国共两党在此问题上的不同措施及其效果。[59] 对于国民政府的合作政策，赵泉民认为，1928年后国民政府开展的合作运动，不仅是其实现民生主义的手段，而且是其统治合法性在乡村社会重建的一种努力，因此是一场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更多体现了政府意志。[60] 李玉敏等人认为，合作社经济政策的完善程度与积极意义值得肯定，但在实际推行中绩效明显不足；其产生缺陷的原因，主要在于对合作社价值及属性的认识偏差，缺乏有效的组织保证、权威资源和财力支撑，以及政权的专制性。[61] 对于农村合作金融问题，张书廷认为，抗战前农村合作社由于自集资金十分短绌，社员贷款多属社外资金，从而未能成为农民自己的组织。[62] 赵泉民等人也指出，乡村合作事业主要靠政府强力与银行资本的资助来推进，使合作社“异化”为银行资本在乡村的“代理人”；又认为信用社在促使城市过剩资金流向乡村的同时，又为现实政治制度环境所掣肘，形成了乡村借贷关系中进化与异动并存的局面，即信用社的“大发展”与高利贷的继续盛行。[63]

第二，关于企业史的研究。企业史研究，在一些发达国家早就是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美国、日本、英国的研究成果尤为丰硕，出版了不少颇有影响的著作。中国历史学界和企业界，在改革开放之前虽也编写了一些企业史书籍，但大多是宣传性的简易读本，且以讲述本企业的革命斗争、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故事为主体内容。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企业制度改革和“三资企业”的兴起，对企业史的学术性研究开始起步。尤其是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近代企业史研究引起了诸多学者的重视，已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新方向，但大多限于单个企业发展史的研究。2000年前后，企业史研究开始朝着更广阔、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学术观点上的创新和开拓着力甚多。众多论著运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行为学相结合的方法，并采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角度，以企业制度、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为重点进行研究。既研究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研究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既研究企业的政治属性，也研究企业的经济属性；既研究企业的组织结构模式，也研究企业的组织协调机制；既研究企业的内部生产，也研究企业的市场竞争；既研究企业的管理方式，也研究企业的精神理念；既研究企业的成功经验，也研究企业的失败教训。其中研究较多的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近代企业的股份制问题。这是近年企业史研究中最热闹的一个方面。主要的著作有：沈祖炜主编的《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着重从法规层面论述企业制度的发展变化，分析了有关法规对商业、工业、金融业企业制度和企业发展的影响；还分析了影响企业制度变化和企业发展的其他多种因素，如外资企业、市场竞争、企业家精神、科技进步、通货膨胀、社会环境等。邹进文著《公司理论变迁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公司制度和思想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勾勒了它的发展变化过程、基本内容和特点；还介绍了“股份制优越性论”“公司属性论”“公司治理结构论”“股东控制权变化论”“发展股票市场论”。李玉著《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着重研究了“官督”与“商办”在晚清公司制度建设中的互相调适关系，以及《公司律》的法理与功能，政府发展公司的制度举措，公司制度建设中的制约因素。张忠民著《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传统企业组织形式、《公司法》、公司形态的演进及其数量与分布、公司的类型及其特点、公司股本的筹集及其“官利制度”、公司治理结构以及管理制度的演进等。[64]

相关的论文数量较多，主要的有：朱荫贵的一篇文章考察分析洋务运动时期产生的36 家股份制企业，认为它们是引进西方新型工商企业组织形式而产生的近代中国第一批股份制企业，并从这批企业成立时所需要履行的手续，股票的形制、内容、发行与买卖的途径和方式，以及企业的章程等方面，考察了它们与传统企业及西方股份制企业的异同；另一篇文章考察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特点，认为它们除了具有西方企业组织运行的一般特点外，还带有浓厚的中国特点和传统经济要素的痕迹。[65] 宁全红认为，晚清引进西方公司制度的历程表明，公司制在引入中国后即被“扭曲”，从而造成形似而神不似的结果。[66] 李玉考察了北洋政府时期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制度，认为北洋政府时期公司股份来源方面较晚清有所变化。[67]

二是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在一些有关企业史和企业家的著作中多有涉及；专题论文则数量众多，既有总体性研究的，也有个体性研究的。较有特色的论文主要有：陈争平研究张謇大生企业集团的产业结构模式，认为它具有以机器纺织业为中心、工农业结合、多角发展的特点。并认为这种经营策略，不仅使企业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带动了南通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他的另一篇文章论述了大生企业制度的历史地位，认为大生企业在靠股份制兴办社会化大生产、建立公开而严明的企业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大生”模式的形成，标志着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发展史上的“官营”模式占统治地位时代的终结，民营化成为主流发展方向时代的到来。[68] 高新伟考察了股份公司内部的人事关系，认为公司制移植到中国后，对“内部人”进行控制的正式制度并未发挥应有作用，而主要借助传统手段来完成。又以另文考察了近代公司中少数股东的自我保护机制，认为中小股东更多采用间接方式、依赖非正式制度实现对公司的约束。[69]

三是企业文化问题。目前，这一问题已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注意，但实际研究还比较薄弱，专题性研究成果较少，除有少数文章涉及近代企业文化的概念和总体性研究之外，较多的是关于广告和商标的研究，涉及国货意识、品牌意识、企业精神。在总体性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企业文化”是一种形成于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中的特殊文化，它的本质是为该组织成员所共同认可的，以特定价值观为核心，由群体意识、行为规范等系统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总和，中国民族企业在20世纪的前半叶就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文化。凭借这种文化，一些民族企业不断成长、发展和壮大，并与享有超经济权利的外来企业相抗衡，在某种程度上挽回了民族利益，堵塞了国权漏卮。[70]

在近代广告研究方面，已出版的专著有：赵琛《中国近代广告文化》，着力于探讨近代广告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挖掘近代广告蕴含的文化价值。黄志伟、黄莹《中国近代广告》，通过广告的图文分析，揭示五口通商之后中国交通运输、纺织、服装、制药等业民族品牌的营造、创建过程。[71] 朱英则以专文论述了近代广告的产生发展过程，并指出其对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少华商巧妙地利用广告拓展自己的事业，甚至在与外国资本进行激烈竞争的过程中能立于不败之地。[72]

在近代商标研究方面，上海商标协会会员左旭初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他先后出版《中国近代商标简史》和《著名企业家与名牌商标》二书。前者介绍了中国商标法规的起源、商标机构、商标注册与管理等政府商标管理的内容，并对名牌商标进行系统的介绍，既有总体又有个案，着力于揭示名牌商标文化渊源。侯晓盼《方寸故事——中国近代商标艺术》，采用图像学、符号学和形式分析学等研究方法，论述近代商标的发展历史、图形样式、设计模式、创意根据，以及商标图形与近代平面设计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从社会文化、经济结构、消费心理、观念意识等层面论述商标图案的符号含义、艺术风格和时代特征。[73] 谢玉梅则通过对近代无锡企业名牌商标创立的分析，揭示科学管理、商标使用时间、产品销售领域、企业信息网络建立、广告宣传等因素对名牌商标创立的决定作用，以及名牌商标创立后，对企业知名度的提高和良好信誉的树立、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推动作用。[74]

第三，关于经济社团研究。对于经济社团的研究，在前一阶段已多有成果，但主要限于行会、商帮和商会，这一阶段则循着前一阶段的研究轨迹有较大的开拓。

一是从行会研究拓展到同业公会研究，既有总体研究，也有个案研究，其中又以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最为突出。总体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研究了同业公会的兴起和发展过程、组织体系与治理结构、经济与社会功能、外部关系和政治参与。魏文享著《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1918—1949）》，以“中间组织”的理论架构，考察民国时期工商业同业公会制度及其权力来源、经济作用、政治参与、社会角色等问题。李柏槐著《现代性制度外衣下的传统组织——民国时期成都工商同业公会研究》，除了与一般研究基本相同的组织、功能、运作和作用的研究之外，着重考察了成都作为一个内地城市的同业公会与沿海地区同业公会的不同之处，更多看到其传统与现代互渗的一面，从而揭示其特点所在。个案研究涉及了不少行业的同业公会，如钱业、木业、糖业、粮食业、水业、渔业、航运业、证券业、会计业等，其中成果最多的是有关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如郑成林著《从双向桥梁到多边网络——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业（1918—1936）》，认为上海银行公会最突出的功能，在于构建了一个供其成员共享的制度化的网络体系，从而发挥了行业利益的维护者、行业运行的协调者、行业发展的设计者和行业政策的建议者的作用，有效地提升了银行业的竞争力，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75] 对银行公会的研究，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们的一个重点领域，如吴景平和他的学生王晶、张天政都有重要论文发表，王、张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有力地推动了这项研究。[76]

二是商帮研究的深入。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有徽商、晋商、粤商、甬商（即宁波商帮）。近代以后，徽商已经衰落；晋商虽依然存在但在民国时渐趋衰落；粤商和甬商仍然发展，特别是甬商发展最大。近年来对近代商帮的研究，亦与商帮自身在近代的存在状况相类似，以宁波商帮的研究最为显眼。现有研究成果涉及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整体性研究，如李瑊著《上海的宁波人》，考察宁波商帮在上海的形成、发展和壮大过程及其所从事的各项社会经济活动和成就。张守广著《超越传统——宁波帮的近代化历程》，考察宁波商帮在近代融合中西工商文化，实现从传统商帮到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集团的转型过程，并分析宁波帮的商人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等。乐承耀著《近代宁波商人与社会经济》，考察宁波商帮在全国各地的发展和经营活动，兼及其参与文化、慈善、社会和政治运动的状况，既揭示其在全国的网络系统，也揭示其对所在城市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陶水木著《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1840—1936）》，系统论述以宁波商帮为主的浙江商帮在上海经济近代化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他们经营工商业的经验教训。[77] 第二个层面是宁波商帮的行业史研究，如服装业、金融业、航运史。第三个层面是宁波帮著名商人的个案研究，有关论著为数甚多。

三是近代商会研究范围的扩展。在视野扩展方面，较有创新意义的是关于商会的商事仲裁问题和商人外交问题的研究。关于商事仲裁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关注，如朱英、马敏、任云兰有专题论文发表。[78] 这一阶段研究成果有所增加，主要有马敏、郑成林、虞和平、陶水木的论文。[79] 这些论文所讨论的内容，主要涉及了商会建立的商事公断处（商事裁判所）的产生、确立和发展变化过程；商事公断处的商事仲裁功能、程序、效益、规范和原则；从商事公断处的建立和发展变化中反映出来的商人的司法参与和司法独立的意识和实践，以及其与官方司法理念和制度之间的共生、融合和冲突的复杂多维关系；杭州商会在民国后期的商事公断处建设。但是，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比较薄弱的状况，还没有相关的专著出现。

关于商人外交问题，也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受到关注，虞和平的一篇论文和一本著作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并开始研究清末民初的中美商人外交活动，以及中国商会参加国际商会的过程。[80] 这一阶段，研究有所开拓与深入。如虞和平考察了五四运动中的商人外交参与及其在近代中国商人外交史中的地位，认为由此开始，中国商人的外交活动由被动转变为主动、由间接转向直接、由依附走向独立，并日益趋向频繁化、国际化、自主化、政治化、统一化、理性化。[81] 他和贾中福还考察了中国商会代表团参加1922年太平洋商务会议的活动情况，认为这是中国商人的第一次直接外交活动，推进了中国工商界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也增进了中国商人走向世界的意识。[82] 贾中福还出版专著，考察了1905—1927年中美商人之间的外交活动及其影响和互动关系。[83] 宋美云考察了20世纪初天津商会出国考察、开展贸易、开办公证和监督、交换信息等活动。[84] 魏国栋考察了1921年末中国准备参加华盛顿会议期间，天津商会领导天津民众进行外交后援活动的状况，从而通过合法的渠道阐释自己的愿望，对政府的外交活动构成了制衡与支持的态势。[85]

在时间和空间扩展方面，从前一阶段的主要限于1927年之前和上海、苏州、天津的商会研究，扩展到1927年之后的商会，以及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商会。就时间方面的扩展而言，魏文享研究了抗战期间商会、同业公会等民间经济组织在统制经济实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统制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了商人团体的民间组织资源。[86] 郑成林考察了抗战后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过程及其主要政治参与和经济活动，进而借此透视了抗战后商会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87]就空间方面的扩展而言，目前已有研究无锡、杭州、贵阳、山西、广西、云南、四川、江西等地商会的论文发表。

在领域扩展方面，主要是从商会扩展到商民协会。在前一阶段，有关的研究只有张亦工的一篇专题论文，探讨了商民协会的兴起过程、功能作用，以及其与商会的关系[88]；其他如徐鼎新、虞和平、朱英的有关商会的著作也有所涉及。这一阶段，商民协会的研究有长足的进步，冯筱才出版了专著《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着力探讨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各种参加者的实际心态及其行动；力图分析国民党党部、商民协会与商会、工会等机构团体间的利益纠葛及其参与商民运动的异同。[89] 此外，还有多篇论文发表，既有总体性研究，也有广东、湖南、湖北、上海、江苏、浙江、四川的区域性研究，除了继续深入研究商民协会的始末过程和对国民革命的作用之外，还探讨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彭南生、李玲丽的论文认为，通过商民协会参与国民革命，使商人受到了政治熏陶，有利于商人摆脱“在商言商”的传统束缚，促进政治参与意识的形成。[90] 李柏槐的论文，对内陆中心城市成都与上海等沿海地区的商民协会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成都市商民协会不是在国民党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也没有成为国民党试图控制资本家的“临时党化工具”，而是在与成都总商会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实实在在地为商民利益奔走呼吁的商民利益集团，并最后主导了旧商会的改组。[91]

除了上述三方面的主要开拓和创新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值得注意的新发展。如关于博览会、原始工业化、证券业、保险业、商团等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和突破。

1979年以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虽然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但受原有研究基础和资料条件的制约，研究课题的布局不平衡，以致在有较多研究的领域内出现一些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而在一些较少研究的领域内则存在着诸多缺少深入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空白地带。从总体上来说，对社会经济、生产力、流通、消费等领域的研究比较薄弱。对经济体制、经济法制、企业管理、企业集团、经济组织、经济网络的研究则方兴未艾。对房地产业、文化产业、外资企业、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的研究则微乎其微。在市场、金融、商业、农村经济、经济社团等领域虽已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研究主题不平衡。如对于市场经济，研究农产品商品化、市场规模、市场区域结构的较多，研究生产要素市场和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的较少；对于金融业，研究银行、钱庄、票号等信贷机构的较多，研究保险、信托、证券的较少；对于商业，研究商业资本和内外贸易的数量、性质和作用的较多，研究商事习惯、促销方式、财务管理的较少；对于农村经济，研究华北、江南、华南地区的较多，研究其他地区的较少；经济社团研究，主要集中于1927年之前上海、天津、苏州三个地方商会和同业公会的组织性质和结构、经济和政治作用，而对1927年之后的状况、其他重要的地方商会和同业公会，以及它们的城市管理、行业治理、国际交往等则很少研究；至于其他经济社团的研究那就更少了，甚或近于空白。加强这些薄弱方面的研究，无疑是今后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总序。

[2]参见严中平《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人民日报》1956年7月17日。

[3]参见孙健《国民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任务》，《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

[4]参见傅筑夫、谷书堂《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 期；从翰香《关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黄逸峰《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形式及其特点》，《江海学刊》1962年第3 期；陈绛等《中国原始积累问题》，《江汉学刊》1962年第3期。

[5]参见伍纯武《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3期。

[6]参见关梦觉《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初步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7]参见杨志信《中国民族市场是明末开始的》，《学术月刊》1962年第10 期；李家寿《试论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光明日报》1963年5月13日；孔经伟《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统一市场》，《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

[8]参见陈诗启《近代中国有没有民族市场的形成》，《中国经济问题》1961年第5期。

[9]参见姜铎《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文汇报》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日。

[10]参见牟安世《关于洋务运动对中国早期民族资本的作用问题》，《文汇报》1962年5月17日；邵循正《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新建设》1963年3月；张国辉《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与资本主义发生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11]参见夏东元《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李运远《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财经科学》195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新建设》1963年8月。

[12]参见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