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问世，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料学乃至历史学发展历程的一件盛事。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近代史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的大型工程，其编纂时间之长、动用人力物力之多、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作用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史料学上都是开创性的，不仅对推进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创立和建设，培养科研、教学人才均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而且其编纂思想及编辑原则，在史料学上也具有典范性的意义，对于此后史料的编辑整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丛刊》共10 辑，按照出版顺序，分别是《义和团》 《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戊戌变法》《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捻军》《洋务运动》，2500多万字。它涵盖了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收录文献资料1800余种，包括官方档案、函札、日记、时人著述、杂记、方志、碑刻、报刊等资料。《丛刊》在编纂体例上不设固定格式，各专题根据史实内容和资料情况分别处理。而选录资料的原则，各专题根据史料情况具体处理，有的以档案为主，有的以私家撰述为主，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编者的史料观。除正文外，《丛刊》还附录有“书目解题”“大事年表”“人物传记”“人名对照表”等，便于检索和利用。各专题编辑情况分别为：

《鸦片战争》6册（齐思和主编，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该书所收资料止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准确地应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计划另行编辑。该书系从收集到的256种资料中选录其中的150种，包括30多种稿本和抄本，编辑为247万字的专题资料。资料范围起自1830年英国加强对中国的侵略时期，止于1842年。选录的材料种类大致分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鸦片战争前中西通商史料、官修书籍及谕折汇编、私家纂述等，按照事件内容和时间分为九个部分：第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论鸦片战争；第二部分鸦片战争前英美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三部分禁烟运动的开始；第四部分林则徐领导下的禁烟运动——抗英斗争；第五、六、七部分英国对中国的军事侵略；第八部分《南京条约》的缔结与战后问题；第九部分收录综述战争的资料六种，包括《夷氛闻记》《夷艘入寇记钞卒》《鸦片事略》《和夷耙略》《清史稿·邦交志》（摘录）、《英人强卖鸦片记》。

在“序言”中，编者对记载鸦片战争的各类史料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并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各种材料的优劣进行了评述。编者认为，私家著述较官方的纂修更为可信，因为私家著述保留了满清政府腐败和对人民的欺骗、官吏的贪污无能和人民的愤怒等材料；而民间文献如三元里平英团对英人所下的战书、号召国人抗英的檄文、攻击官吏的贪污无能的诗歌剧目等鲜活的史料，尤赖这些私家撰述保存下来。编者同时也指出，私家撰述虽然较官修书更为可信，但也出于地主阶级之手，“他们一方面痛恨英人的侵略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另一方面，他们和劳动人民之间又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他们关于战争的记载，因为受到了阶级的局限性，其中所说是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因此应该以批判的态度使用这些资料”。至于英方的资料，除了极少数例外，“一般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为了欺骗本国人民，扩大侵略的目的”，故可靠的程度较低。[9]而在编辑中，对于上述材料，均采取“选录”的方法，除少数材料外，每种只选录一部分，而且将重点放在私家著述上，对于官修书籍收录较少，而英美方面的资料，仅选录了几种。

书后附有“鸦片战争人物传记”“清道光朝军机大臣表”“鸦片战争时期总督年表”“鸦片战争时期各省巡抚年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执政表”“书目解题”。因此，该书既是资料书，一定程度上还可作为工具书使用。

该书1955年再版时，又根据读者意见修正了书中的部分错误，删除了一些重复和不甚重要的材料，并补充了一些新发现的材料。

《太平天国》8册（向达主编，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该书主要按照资料来源编辑，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太平天国的史料，共收录资料155种；第二部分清方记载，共收资料55 种；第三部分外文记载，共收资料7种，第四部分专载，包括《向荣奏稿》《乌兰泰函牍》《赵惠甫年谱》三种。

《回民起义》4 册（白寿彝主编，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全书共145万字，主要收录清咸丰至光绪年间各地回民起义的资料，共收录资料78种，包括官书、奏议、私人著述、方志和碑刻等类。该书按照起义发生地区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云南回民起义；第二部分西北回民起义。该书比较有特色之处，是在每一种资料前都作有“题记”，说明该资料的内容、版本、来源，史料价值，选录该资料的缘由等，以方便读者对资料的理解。

《捻军》6册（聂崇岐编，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全书共182万字，收录资料288种。按照史料类别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专著综合；第二部分活动地区，主要收录方志资料；第三部分函牍文集。在实际编排中并不严格按照史料类别编辑，而是根据具体内容选材，比如在第二部分中，除方志外，并选取了十余种文集或公牍。正如编者所言，此书类似于“类编”，而非丛书。正文前编有“征引书目”。

《中法战争》7册（邵循正主编，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全书共274万字，收录中文资料100 种，外文资料20 余种。开篇为综述，其他史料基本按照时间和史料类别排列。由于涉及中法战争的史料数量相当多，编者在选材上尽量选取重要的资料，不重要的不予采录，重要的也仅选录或选译其更重要的部分。其选录原则如下：1.凡同样的文字，既见于集中性的史料书籍，又见于私人撰述者，则只从集中性的史料书籍中选录，如所选录的间有缺漏，则从私人撰述中选补；2.各种中文资料的选录，系按照各书的不同情况而定，主要是根据史料价值的高低、版本、记载情况，有的多录，有的少录，多的达几十万字，少的数千字；3.外文资料，摘译各书最重要的部分。选录或选译的中外文资料，尽量集中，不分散编辑。对于地方人民反侵略的史料，则别立编目，并将法国侵略者的暴行史料附于书末。[10]值得指出的是，该书还收录了一些重要的图表，包括人像、战利品照片、战绩图（从石印图中翻拍）、地图等。“书目解题”附录中，分为“中文之部”和“外文之部”。“中文之部”包括“征引书目”和“参考书目”两部分，“外文之部”只列选译的资料。附录中“固有名辞对照表”，包括中英人名、地名、船名对照。

《洋务运动》8册（聂崇岐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全书共322万字，共收录资料97种，其中外文资料4种。在编排上按照专题或史料类别分为12 部分。分别为：1.综合编，收泛论洋务的谕折论议，主要是藏于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的官方档案；2.育才编；3.海防海军编；4.练兵编，收同文馆、留学生、海军、购船、练洋操等事项；5.制械编，收江南制造局以及各省机器局的资料；6.马尾船政局，收有关该局的资料；7.轮船招商局编；8.铁路编；9.电报编，收轮船招商局及铁路、电报等交通运输企业的资料；10.矿务编；11.纺织制造编，收矿务、纺织、铸钱以及造纸等杂项事业资料；12.传记编，选录有关人物的传状、日记和杂记。每一部分再按照专题编排。由于有关洋务运动的资料种类数量太多，故选取时只选录了主要的资料。具体原则为：凡同一奏疏，既见于清代档案又见于私人文集者，皆以档案为主，而用文集来校正档案中的讹字或漏句；奏疏中如果有遗漏，从私人撰述中去选补。

《中日战争》7册（邵循正主编，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全书共302万字，共收录中文资料69种，日文资料10种，其他外文资料11种。该书根据史料类别，分为三编，开篇为综述编，收录概述中日战争的资料，如《东方兵事纪略》《盾墨拾余》《津门奉使纪闻》等。第二为前编，收录中日战争发生之前的资料。第三为正编，收录中日战争发生后的资料。前编和正编又各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分别收录档案、中文资料、外文资料。所选录的资料均尽量保持完整性。值得指出的是，该书的“书目解题”较有特色，不仅介绍书籍作者、内容、版本等，还对其记述优劣、史料价值进行评析。如认为《冤海述闻》“此书非尽实录，但与他书互相参证，亦可窥所述两次战役之真相”；《东方兵事纪略》“记载详瞻清晰，虽间有舛错，但远胜一时诸作”，等等，既给使用者以提示，也展现了编者的学术眼光，颇有学术价值。该书出版后，备受学者推崇。戚其章在《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一文中认为，《中日战争》“在出版后的数十年间，一直是研究者须臾不可离的基本资料。它对推动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11]。

《戊戌变法》4 册（翦伯赞主编，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全书共162万字，共收录资料173 种。该书按照史料类别编排，分为专著、日记、上谕、奏议、书牍、论著、报纸评论、报纸新闻、译稿、传记、年谱、杂录、诗选等。该书特别注重戊戌变法的思想渊源，收录了《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等著作。因选编资料种类较多，故在编辑上采取选录或节录的方式，但也注意保存了资料的完整性，同时收入不少报纸、评论等资料。正文后附录“戊戌百日维新运动大事表”“书目解题”。

《义和团》4册（翦伯赞编，神州国光社1950年版）：全书共145万字，是《丛刊》中出版最早的一部，以纪念义和团运动爆发50周年。该书编者从搜集到的300多种资料中，选辑48种编辑而成，主要为当时人的著述，包括西人著述。编者自述其选录标准，是为了使读者从选录的资料中，“能够获得有关义和团暴动之发生、发展及其失败之全过程的具体知识，并获得有关义和团之各个侧面的具体知识”[12]。资料大致按照义和团的总体概况、义和团在各地的发展情况、八国联军的侵略及与清政府的交涉编排。在时人著述之外，又选录上谕、奏稿、文电、函牍等档案。其中“有关义和团上谕”“有关义和团舆论”“有关东南互保资料”三种资料系编者辑录。正文后附有“有关义和团人物简表”“辛丑条约签字国公使表”“各帝国主义的司令官事略”“义和团书目解题”等。

《辛亥革命》8册（柴德赓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全书共322万字，共收录资料120 余种，其中此前从未发表过的有10 余种，约占总字数的四分之一。全书按照辛亥革命的发展过程编排，时间起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讫1912年北京政府成立止，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兴中会时期的革命活动；第二部分为同盟会时期的革命活动；第三部分为武昌起义及各省起义的经过；第四部分为南京临时政府及中华民国成立的经过。各部分中，又以历史事件为核心，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所选资料以革命党方面的记载为主，以清方记载为辅，较少外文资料。该书受限于史料搜集的多寡，故各部分选录的资料数量并不均衡。

正如《鸦片战争》编者在前言所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胜利地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结束了由鸦片战争引起的历史命运。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垂死的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不想作最后的挣扎而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之了解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悲惨景况，和学习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政治教育”。《丛刊》的编辑，明显地契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为“反帝反封建”政治思想教育服务。从这个目的出发，《丛刊》编辑思想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注重政治事件，以政治史为主，以反帝反封建等重大政治事件划分专题，编选资料；二是强调唯物史观的引导作用，适当选编了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但由于参加编辑的学者中，许多人经过中国传统史学的训练，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因此《丛刊》编辑工作中，在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同时，也保持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实证主义原则，对搜集到的史料反复比较，认真挑选最能反映历史事实的史料，并加以精心考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丛刊》编选工作“明显地贯穿了两项重要的指导思想，一是除广泛采择记载近代历史的各种刊刻书籍外，尤其重视一般研究者不易见到档案及流传极少的私人著述的抄本、稿本，以求尽可能提供最有价值的资料。二是运用科学的整理方法，创立严密合理的体例，务求研究者使用的方便”[13]。《丛刊》共收录文献资料1800余种，包括官方档案、函札、日记、时人著述、杂记、方志、碑刻、报刊等资料，其中有些是罕见的孤本、珍本和外国档案，将反映近代中国基本历程的重要史料基本囊括其中。比如《鸦片战争》中就收录了故宫博物院藏档《查禁鸦片烟案》《许乃济许太常奏议》、黄爵滋《黄少司寇奏疏》、佚名《溃痈流毒》《道光朝外洋通商案》《清代外交史料》《清道光朝关税案》等珍贵史料，既重视官方档案，但也不盲从迷信，对于私家著述、民间文献也极为重视。

《丛刊》的另一特点，是在正文之外设立附录，包括“书目解题”“大事年表”“人物传记”“人名对照表”等类，为读者检索和利用提供了极大方便。特别是“书目解题”，不仅包括已经选录的书目，也包括未选录而可以作为参考的书目，并注明其作者、版本、史料价值、需要考辨的问题，使读者对于该专题的基本史料一目了然，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使用。比如《鸦片战争》附录的书目就达256种，远远超过其收录的书目。此举极具学识，也广为学界称道。有学者认为，这样的编纂方法，“既承当年《食货》的传统，又与史语所工作旨趣不悖。而规模之大，考订之精审，则为他们所不敢想望”[14]。

《丛刊》的出版在新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新中国历史学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史料基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研究的深入发展。《丛刊》的出版，在海内外史学界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培养了一代学人。《丛刊》出版后，中国台湾很快就进行了翻印。有美国学者说，他们利用这套《丛刊》，培养了数百名汉学博士。[15]美国汉学界的费正清、刘广京、邓嗣禹、芮玛丽等对《丛刊》均赞许有加。[16]

《丛刊》对于中国史料学的学科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有学者认为：“它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对近代史资料的一次大规模的科学整理，涵盖了近代史各个重要时期，提供了最基本和最有价值的研究资料。……为后人提供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大规模整理历史文献的典范。”[17]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丛刊》本身也成为史学的研究对象，其得与失、经验与教训，对于当今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编辑都具有示范、启迪和借鉴作用。

当然，受时代的局限，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丛刊》也存在不少问题。对此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有学者就指出，由于《丛刊》编纂的目的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色彩，试图按照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单元，分别汇编中国近代历史资料，故偏重政治史，而没有以同等的原则注重经济史和文化史，侧重历史大事和革命高潮，忽略小事和革命低潮，缺乏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整体呈现，比如编选了《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军》史料，而没有编选两广天地会起义和贵州各族人民起义史料，一些重要的史料也未编入。[18]不过事实上，对于近代经济史资料，当时史学界还是比较重视，中国史学会在组织学者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同时，也开始组织学者编辑经济史资料丛刊，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也启动了经济史资料的编辑工作，这大概是《丛刊》避开经济史资料的原因。也有学者指出，由于过度重视“阶级立场”，《鸦片战争》对于英方材料重视不够；选材欠精细，所选资料既有重复的，又有与鸦片战争没有关系的；某些版本未经仔细鉴别；校勘也较粗疏，错字较多，破句不少，删节也有欠当之处。[19]应当承认，对外文资料的重视不够，是整部《丛刊》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这不仅因为时代局限，同时也有外文资料搜集不易，翻译人才不足，翻译耗时较长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另外也有学者对《丛刊》较多地采取选录的方式提出了疑义，比如陈恭禄认为：“保全原件的面貌，是史料真实性的表现”，对史料采取删节的方式，近于割裂史料，可能会使读者产生错觉。[20]

此外，《丛刊》也存在一些编辑技术上的问题。比如，由于采取分专题编辑，一些内容涵盖丰富，跨时空较大的综合性的资料，往往被分散数处，或重复选辑；同一书目，如《李文忠公全集》《张文襄公全集》等在解题中反复介绍，等等。《丛刊》开创性的工作中存在的这些缺点和不足，也为此后的资料整理和编辑工作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