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纂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中国经济史资料的编纂思想，是以全面揭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轨迹的主要方面，如农业、工业、贸易等，同时在企业史、行业史等经济发展的个案方面也有所反映，并要体现中国近代经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特色为导向。

由于近代中国海关长期以来一直受外人控制，因此编辑出版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海关资料不仅是近代史研究的学术需要，也是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共10辑，分为《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64年版）、《中国海关与邮政》（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中华书局1964年版）等专题，力图从各个方面体现中国近代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如在《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强调要选辑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庚子赔款具体支付过程中，如何策划扩大赔款数额（编者当时的认识和编辑思想），夺取税款保管权，从而全面掌握中国财政命脉的材料。

该丛编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所藏档案，绝大部分从未对外发表过，且为相关研究的核心资料，极为珍贵。比如《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选译了总税务司与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往来电报。《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中，选译中葡之间关于澳门问题谈判及草约签订过程的往来函电。《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关于缅甸问题部分，收入赫德和金登干往来函电110通；关于西藏问题，收入赫德与其弟赫政来往函电262通，以及清政府与赫德兄弟的部分文电。《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选录赫德与各方往来的函电和文书，以及重要口岸税务司的活动报告，反映了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情况及帝国主义对中国问题的态度。这些文献，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因时间仓促，有些重要的史料尚未来得及翻译。比如《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有关金登干致赫德书简及金登干关于谈判的记录阙如，而代之以马士所著的《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的相关内容。此外，由于过于重视政治事件，“虽是经济史资料丛刊，而所编辑的，多属于政治方面的史料”[21]，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学术价值。

由严中平等编辑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共4辑，包括《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孙毓棠、汪敬虞编，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彭泽益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姚贤镐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宓汝成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该丛刊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最大一部综合性的经济史资料，为经济史学科的建立发展起了奠基作用。由于编辑者，如严中平、李文治、孙毓棠、汪敬虞、彭泽益、章有义、聂宝璋、陈真、宓汝成、姚贤镐、张国辉等人均为专治经济史的学者，在资料的剪裁、编辑、归类上都体现出较高的水平。虽然丛刊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如突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但因内容涵盖面广，且资料来源广泛，除档案外，还搜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时人著述、笔记、报刊等资料，成为研究者最基本的参考资料，对近代经济史研究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有关经济史的综合性史料，还有三联书店出版的一套经济史参考资料，包括陈真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57—1961年版），李文治、章有义分别编辑的两套同名《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57年版）[22]，史敬棠等编辑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1959年版）。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研究室编辑有《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1962年，内部印行）。

在编辑综合性资料的基础上，行业史、企业史以及专题史等资料的编辑也陆续跟进。1958年起，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与中科院经济所合作，组织上海、青岛、哈尔滨等城市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始编辑《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先后出版了《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版）、《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版）、《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66年版）、《上海市棉布商业》（1966年完成，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海民族橡胶工业》（1966年完成，中华书局1978年版）。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主持编辑了《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先后编辑出版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荣家企业史料》（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还有已经着手编辑但没有完成出版的《大隆机器厂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刘鸿生企业史料》（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以及《荣家企业史料》（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这些企业，虽然均为家族式，但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所创办的荣家企业，以荣家资本为中心，包括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三个企业系统及其附属企业，是旧中国创办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荣家企业史料》辑录了从1896年成立起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为止的有关资料。这些资料，主要记录了荣家企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荣家资本家的企业活动和社会活动，以及荣家企业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等情况，在旧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此外，在企业史资料方面，还有“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组织编辑的《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魏子初编，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是新中国成立后编辑的第一部有关开滦煤矿的资料汇编。

上述行业史、企业史资料集所收录的史料来源比较广泛，不仅有企业、行业档案，还收录了来往函件、文件、会议记录、账册、报表等，并选录了部分私人函件、报刊资料、回忆录、访问记等，有助于更全面立体地研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史。

除上述综合性资料外，这一时期在经济史各专题资料方面，成果也颇为丰富。

在财政经济史方面，有千家驹编辑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年》（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辑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 辑“清政府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吴冈编辑的《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辑的《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等。上述资料，系近代以来不同经济类别资料的第一次汇集，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比如《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年》，收录了从1894年清政府第一次发行“公债息借商款”到1949年的公债发行的相关资料，包括公债条例、公债文告、宣言、决议，以及有关奏议、呈文和其他资料。全书按照政权更替，分为满清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广东及武汉国民党政府时期、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时期。这也是第一次对近代以来公债的资料进行系统整理。

统计资料是经济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资料类别，但长期以来，有关中国经济的统计资料不仅分散，还相当繁复，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研究者的利用。为此，在编辑基础资料的同时，对统计资料的搜集整理也受到学者的重视，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编，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72）》（徐义生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此两种属于《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参考资料丛刊》）、《南开指数资料汇编1913—1952》（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北京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一次将中国近代百余年来的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统计资料，进行了系统完整的爬梳和整理，并汇集于一书，为读者提供了方便，至今仍然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者必备的基础参考书。《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72）》，引书广泛，除了中文文献、档案以外，编者还利用了不少日文、英文、法文档案文献史料，如日本外务省档案、英国外交部档案《北华捷报》《中华年书》《英国蓝皮书》《对支回顾录》《支那经济全书》《法国外交文书》《美国外交文件》等。在编辑上根据外债的基本要素，按年序分别列出借款名称、借款者或经手人、贷款者、款额（借款额和实收额分别列出）、利率、折扣、期限、担保、条件、用途等栏目，编列了1853—1927年清政府到北洋政府的外债状况，并附以备注和资料来源，又将成立的和未成立的外债分别列表统计，使读者一目了然。

一个时代的经济思想特别是经济政策，直接关系经济的发展。巫宝三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经济政策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涵盖1840—1864年，即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部分为鸦片战争前夕）的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在内容上，该书除收录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王茂荫、包世臣等人的经济思想、财政思想、货币思想等资料外，还收录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有关农业政策、工矿政策、商业政策、对外贸易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资料。

这一时期，经济史资料的编辑原则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基本一致，即注意资料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力图通过资料，反映中国经济各门类或行业的总体特征和发展概况，因此所选资料并不局限于1860—1949年，各编起讫时间也不完全一致。对于入选的资料，比较慎重，进行反复的比较和考订。在编辑体例上，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分阶段编撰，每一阶段再根据专题或不同的问题，将资料归类集中。按时间划分阶段编排资料的优点在于，便于搜集资料和排比资料，同时也便于读者利用，各章节的设置以及标题的拟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编者的学术观点。《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大致是按照这样的体例编辑。

以孙毓棠、汪敬虞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为例。该书分为1840—1895年、1895—1914年两个阶段，编为两辑。在1840—1895年第一阶段中，又分为“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清政府经营的近代工业”“清政府经营的采矿、炼铁和纺织工业”“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 “近代工业工人”等专题。在1895—1914年第二阶段中，分为“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扩张”“清政府与现代工业”“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民族工业初步发展时期的工业资编和产品市场”“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等专题。这样的编辑方式，基本体现了旧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和特点，如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官僚资本的形成、发展过程，以及国民党四大家族和各派系、地方势力对经济的掠夺和垄断，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起步、发展及衰落过程。

同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也是按照历史发展时间，分为“公司创立初期”“扩大改组后”“官僚资本控制下”以及“解放后”四个时期，然后再按问题或专题编排史料。

在按照历史发展过程分段编辑资料的同时，编者又注意到根据各专题的具体情况而对资料进行选取剪裁。如《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并结合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本身发展所具有的特征”，把中国近代手工业分为六个时期。同时为了全面反映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概况，明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演变过程，又特意把鸦片战争前清代封建社会手工业生产和发展的一般概况，也作为背景材料编入，因此实际上所辑资料起于1645年（顺治二年），即清朝入关后颁布废除手工业者匠籍身份法令之年，止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23]这样的编辑方式，大体上反映了中国近代手工业历史的演变过程和特点，如手工业的各种类型和变化，手工业资本主义生产起点、发生、发展，手工业的破坏过程和行会制度的演变，其隶属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工业资本和外国洋行及买办官僚资本形式的演进，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的事例，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手工业劳动者的状况和罢工斗争，等等。在注重横的历史发展的同时，也适度重视纵的发展，比如对于某些重要手工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演变，依据资料的情况适应编入。

二是不按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而以问题为主导统领资料，分类辑录相关资料。陈真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李文治等编辑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史敬棠等编辑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均是按这样的编辑体例。如陈真等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按近代工业发展史的某些主要问题分为“民族资本创办和经营的工业”“帝国主义对中国工矿事业的侵略和垄断”“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创办和垄断的工业”“中国工业的特点、资本、结构和工业中各主要行业的概括”等。这种按专题方式，对资料进行归类汇编的方式，所选资料信息量大，也便于读者查找。如《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所选资料包括：清代官修书14种；各省府州县志167种；农业专书48种；奏稿、批牍、文集165种；中外各类札记、游记、日记59 种；专著及其他63 种；报纸、杂志、年鉴17种，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村土地占有情况、土地占有形式，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状况和阶级分化、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军阀对农村经济的破坏、生产水平下降及农民运动等情况。

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相同，上述综合性资料均编有各种附录。比如《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不仅在正文中编辑了大量经编者整理和改算的统计资料，同时又根据旧海关历年发表的统计资料，编有“从统计上看中国对外贸易的演变（1864—1894）”作为附录，可与文字资料参证。此外还附录有“主要引用书目”“常用资料历年名称之变更及其简称”“主要译名对照表”“货币单位及度量衡折算表”“清代年号与公元对照表”等。又如《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附录有“历年支付庚子赔款总额表”。这些附录，均是编者从大量的资料中爬梳、排比、整理而成，不仅可以作为资料使用，也可作为工具书使用，极大地方便了读者。

1950年至1966年的17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出版近代经济史资料38种。[24]这些资料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基础，推动了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至今仍然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被经济史学工作者广泛引用。从史料编辑入手，从而提高本学科的研究水平，是历史学治学的最基本的路径。得益于资料的编辑工作，当时参加编写资料的学者相应开展专题研究，并很快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力量。

这一时期经济史资料的编辑也存在一些不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相关门类的缺失，如银行、外资企业、远边地区等很多方面的资料还有待整理发掘。二是对外文资料的翻译介绍很不够。比如英美等国家已经解密的档案史料，美国刊行的《美国外交关系文件》，法国刊印的《1871 至1914年法国外交文件集》，日本刊印的《日本外交文书》，苏联发行的《红色档案》杂志等，均未能翻译利用。[25]毋庸讳言，受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在资料编辑中也存在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倾向，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在编纂各种企业史或行业史资料时，只强调阶级剥削问题，而对资本家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成就，或者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或者干脆全部删去。比如有日本学者注意到《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系统地删除、省略”了关于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客观效果、意义和企业家对它所作的评价”的内容。[26]上述问题，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料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