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学科既是中国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也是中国史料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一般认为，史料学是中国古老的一门学科，是伴随着历史学而产生的。自从有了历史学，就诞生了史料学，因为史学是以史料为研究媒介的学科，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史料学的任务即是搜集史料并加以整理研究，为历史学提供研究基础。其研究范围为从古代至当代的一切有价值的史料。而中国近代史料学研究时段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迄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故是中国史料学中的“断代史”。搜集、整理、编辑1840年至1949年的近代史料，总结、研究其工作规律、理论与方法的学问，就是近代史史料学。

与中国古代史料相比，中国近代史料具有以下特点：

一、数量庞大，浩如烟海。中华民族有重视历史的悠久传统，历代各种文献、文物史料保存相当丰富。与中国古代史料相比，由于近代历史时间较近，记录历史信息的载体更为多样，所以近代史料数量自然更为庞大。尽管近代中国战争不断，经济贫困，政权屡经变迁，又经“文革”“扫四旧”等政治运动，使历史文献文物的保留与收藏受到不小的损失，然而保存至今的近代史料数量之大，内容之广泛，依然超乎我们的想象，用浩如烟海形容并不为过。

二、内容广泛，包罗万象。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举凡百余年间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思想、教育、社会、民俗等诸多方面，均有相当多数量的史料留存。

三、形式多样，类型丰富。近代史料不仅数量多，内容广泛，而且各种类型的史料几乎都有保存，如既有传统类型的文字史料，也有众多遗址、遗物等实物史料，以及各种传说和口述史料。更由于新型媒介如照相机、电影、录音等新技术的发明，使保存下来的史料形式极为多样。即使传统的文字史料中，除中文、少数民族文字史料外，还有英、俄、日等大量多语种的外文史料。

四、散藏各处，遍布全球。近代以来，由于被迫对外开放，与各国通商往来，所以有关近代中国历史的史料产生与保存地点也绝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大陆，而是遍布全球各地。与中国有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种交往的各国政府、机构、个人也都保存有相关史料，海外华侨华人所到之处，也留下了丰富的文献文物史料。又因为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之时携走大量档案文献，使得海峡对岸也保存下大量珍贵的近代史料与文物。

五、查找不便，搜集不易。首先，因为史料数量庞大而又散藏全球各地，一个专题的史料可能分别收藏在全球数个收藏机构及个人手中，给研究者查阅史料带来极大的不便。其次，档案机构尤其是国内中央级档案机构，壁垒森严，限制较多，时至今日，许多重要历史档案仍难窥真容。虽然有关机构也整理刊印了大量档案，但远不足以满足研究的需求。地方档案馆的保管与整理水平参差不齐。

六、作伪造假，鱼龙混杂。一方面尚有许多史料没有受到重视和很好的保护，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文物收藏热的不断升温，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近代文献文物在文物市场上价格飙升，使得各种作伪造假行为层出不穷，鱼龙混杂，而一些档案本身就存在各种原因的“伪作”，也给近代史料的参考利用增加了新的困难。

由于具有上述特征，因此中国近代史料学的工作相对古代史料学更为繁重。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受到重视，为了适应近代史学科建立和发展的需要，搜集整理近代史料的工作得到极大推动，60余年来虽也历经曲折，但仍取得了巨大且重要的成果，为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料学的发展轨迹，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1966年。这是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为了给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史料基础，学术界首先展开大规模的对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编辑出版了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等为代表的大型资料集，不仅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提供了史料基础，而且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搜集整理近代史资料的基础上，史料学“独立”的学科意识开始萌发，历史学与史料学逐渐分离，为中国近代史科学学科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为1966—1977年。“文革”爆发后，中国近代史料学的发展陷入停滞阶段，许多正在编辑中的资料工作被迫中断，十年间仅编辑了有限的数部资料集，对学科理论体系的探索也陷入停顿。中国近代史料学的发展遭受顿挫。“破四旧”中大量有价值的史料文物被毁，造成了无以挽回的损失。

第三阶段为1978—2000年。这一阶段为学科的恢复和发展时期。“文革”结束后，学术研究逐步走上正轨，作为历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受到高度重视。随着思想解放和历史档案的逐步开放，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体现在史料观念有了较大改变，史料范围得到了广泛拓展；资料出版呈现多样化趋势，不仅种类数量繁多，而且形式丰富，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学科逐步确立，并成立了专业学术团体“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学术界对学科体系及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料学的发展。

第四阶段为2000年至今。这一阶段为近代史料学学科的繁荣时期。随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及民国时期文献抢救保护工作的开展，学术界对从1840年至1949年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出版了大量的综合性资料和专题资料，口述史料及影像史料的学术价值逐步体现，并成为史料学的新亮点。为了保存资料原貌，并加快资料的出版速度，在出版方式上，从之前的以点校排印为主，向影印出版为主转移，影印出版甚至为资料出版的主要方式。随着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历史资料在存储、检索、传递和分析、处理等方式上都发生了革新性的变化。各类文献、档案、图像史料以不同方式加以数字化处理，如光盘、电子图书的出版，各种数字化文献数据库的建立，被读者检索和利用。中国近代史料学发生了革新性的变化。

本书旨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60余年间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学科的发展轨迹进行学术回顾。虽然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上述四个阶段，但梳理叙述时，并非完全严格遵守每一个时段的划分。这是因为，相对于专门史或专题史有较为明确的时间范围和问题归属，除少数专题史料外，大多数史料无法归入某一明确的时段或专题。即使是专题史料，按其内容可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思想、人物等；按其事件又可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按其类别又可分为档案、文献、碑铭、年谱、日记、文集、口碑、杂著、报刊等。一些综合性的丛刊、丛编，以及文集、日记、回忆录、年谱等类史料，所含时段较长，内容广泛，包罗万象，如果将之简单归入某一专题或某一时段，就会出现一书多见，重复叙述的现象，造成体例上的混乱。故本书在叙述时，在时间上采取“分阶段”和“一以贯之”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具有较为明确的时代特征的，采取分段叙述，如晚清史和民国史；对于一些事实上已经发展为较为成熟的分支学科的如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中国革命史、抗日战争史等专门史，设专章叙述。同时为了便于理解，采取不绝对划分时段而是“一以贯之”的方式。对于史料，采取史料内容与史料类别相结合的方式，如果能够归入专题史的史料，不考虑类别，尽量归入各专题。对于长时段、资料内容丰富的资料，如日记、文集、年谱、回忆录，以及综合性的外交史料，由于无法归入某一时段或某一专题，也采取专章叙述的方式。这样的划分，虽然有“体例不严”之嫌，但可能更方便读者理解。

同时，由于史料学的目的和任务是为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史料，故本书重点在对60年间出版的史料成果进行介绍，并适当加以评述。由于中国近代史料学是中国传统史料学的分支，而作为学科意义的史料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建立的，故这一时期，对于学科体系及理论问题的探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史料学“通论”问题，很难厘清哪些是史料学，哪些是近代史料学的理论问题，这是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的特征，故在书中也进行了重点介绍。对于史料学的一些“通则”，比如校勘、辨伪等，传统史料学已经总结出较为成熟的方法和路径，故如果没有新的论点，本书均不做专门介绍。

撰写学术史是一项非常有意义，但又对作者的学识和素养要求甚高的一项工作。由于60年来，出版的史料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只能就一些重点史料或影响较大的史料进行了检索和阅读，在此过程中，虽然参阅了学术界已有的综述成果，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只能进行粗线条勾勒；更由于学识所限，存在点评不到位，甚至错讹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