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代史料的整理与出版（上）

第一节 概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史学研究中的重点和热点，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为了给近代史研究提供基础，搜集整理近代史资料被提上首位，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料学的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档案管理机构，对历史档案进行有效地搜集、保存、管理、利用，并有目的地开展档案整理编辑工作；其次，在中国史学会、中国经济学会等学术团体指导下，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联合全国各学术机构，开始全面系统的资料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

1.档案机构的建立及历史档案的征集整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于档案的收集和整理非常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保存、管理档案的措施。在接收旧政权档案机构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新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档案管理机构，目的不仅是存储、保管新政权政府机关的档案，也是为接收并保管原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历史档案。1951年2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指示，在南京成立史料整理处，接手南京解放后设立的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驻宁临时办事处档案组的工作，由王可风具体负责，其任务为接收并保管原国民政府国史馆保管的国民党政权中央系统的档案。1951年5月，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改名为故宫博物院档案馆。5月31 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全国性的档案工作刊物《材料工作通讯》创刊（1953年8月改名为《档案工作》）。1954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设立国家档案局，由曾三任局长。同年，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召开，提出要筹建中央和省（市）的档案馆，集中保管历史档案。1955年12月，故宫博物院档案馆划归国家档案局管理，改称第一历史档案馆。195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规定：“国家档案局应该全面规划，逐步地在首都和各省区建立中央的和地方的国家档案馆。”1959年6月，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中央档案馆正式成立，10月正式开馆，同时第一历史档案馆并入中央档案馆，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1964年，南京史料整理处改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并改隶国家档案局管理。

在改组归并中央级档案馆的同时，地方档案馆也在积极筹备中。到1966年，除台湾省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档案馆，地区和县也都设立了档案馆，其数量有2000个左右。[1]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档案管理系统。

在建立档案机构的同时，国家档案局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档案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特别是逐步明确了档案的集中管理原则。1956年3月27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规定：“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是集中统一地管理国家档案，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便于国家各项工作的利用。”

1951年南京史料整理处成立时，接收了南京各单位移交的档案七八十万卷。随后又分别接收原国民党政权分散在上海、重庆、广州、昆明、北京等地的档案。至1957年，接收的档案数量增加到150万卷，比1951年增加一倍。截至1959年的10年间，共接收近260万卷旧政权的档案。在接收旧政权档案的同时，南京史料整理处着手对接收的档案进行全面整理，至1959年，共整理档案210万卷，编制全宗案卷目录500个、专题卡片20多万张。[2]这些工作，使旧政权零乱的档案得到了系统地整理，使“死”档案变成了“活”档案，不仅为档案的开放利用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档案的编辑整理出版提供了可能。南京史料整理处的成立，被誉为“是我国解放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学术界中的一大建树，也是我们国家在集中档案方面的重要措施”[3]。

原明清档案馆保存有500余万件明清两朝历史档案。新中国成立后，经国家决定，将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保存的明清档案也集中于该馆保存，使故宫博物院的馆藏量得到了极大提升。

在建立档案馆的同时，中央对于历史档案资料的征集工作也较为重视。195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收集党的历史档案的通知，具体规定了收集的范围、步骤和方法。到1959年，据22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机关的统计，仅革命历史档案资料就收集了37800 余卷，67700余件。[4]

全国各级档案管理机构的成立，和中央制定的对历史档案实行集中管理的方针，为新中国成立后历史档案的搜集、整理、利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国家档案局成立后，为了满足新中国政治、经济建设的需要，并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档案工作以利用为主的方针。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5]为了给科学研究工作创造利用档案资料的便利条件，1958年，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必须大力开展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利用。”[6]随后国家档案局并确立了“利用为纲”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各档案馆将整理完善的档案逐步向社会开放，同时有计划地编纂档案资料，提供给社会利用。

1956年下半年，南京史料整理处成立了史料编辑组，在接收保管资料的同时，开始选编历史资料，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提供参考。1959年，史料整理处初步编印完成《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共4辑，244册，计2100万字。这套综合性资料汇编，分为五四运动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系统地收录了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及工农学生运动等方面的档案资料，其资料均来自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各院、部、会的原始档案。该套资料虽然仅作为内部资料，没有公开出版，但却为改革开放后出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奠定了基础。此外，史料整理处编辑了800多万字的《中国现代史大事月表》，并有计划地选编有关民国史方面的专题资料。至1962年，史料整理处初步编选了《辛亥革命》《白朗起义》《五四运动》等共计30余种专题资料。为满足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急需，史料处将其油印数份，除分送有关单位审查外，也提供给近代史研究机构内部参考。此外，史料整理处还编制了有关中国革命史的军事地图三册，并翻译了400万字有关中共党史的外文资料，可谓成绩斐然。在此基础上，史料整理处又制订了1962—1972年的编辑计划，拟在十年间，编辑100—150种约1000万字的专题资料，并计划撰写中国史料学一书。[7]南京史料整理处整理编辑的这些近代史资料，虽然未能公开出版，但他们的工作，为后来成立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史料编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本着利用为主的方针，也从所藏历史档案中着手选编有关晚清史的专题资料，至1959年划归国家档案局之前，正式出版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义和团档案史料》《宋景诗档案史料》，以及《明清档案馆清代地震档案史料》等专题资料。

2.有关中国近代政治史、经济史资料丛刊的编纂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已开始筹划整理编辑有关近代史的系列资料。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会筹备会成立。学会由范文澜负责主持，确立了以推动近代史研究为工作重点，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主，联合北大、清华、燕京、北师大及社会各界力量，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工作计划。1950年成立了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11人组成的《丛刊》总编辑委员会。编委会以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将《丛刊》划分为12个专题，并确立了各个专题及其负责人，分头编辑，陆续出版。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首任会长为郭沫若，副会长为吴玉章、范文澜。1950年至1961年，在中国史学会主持下，共陆续编辑出版了10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专题资料，约2500万字，分别是《义和团》《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戊戌变法》《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捻军》《洋务运动》，其余专题因“文革”爆发而未能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专业学术团体牵头并推动下的一个集体成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史学界编辑出版的最大规模的史料汇编。

此外，这一时期，还由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有关中国革命史的专题资料集《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该丛刊先后出版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邓中夏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一二·九运动》，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情况资料》（内部印行），翻印了《苏维埃中国》（中共中央编）、《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美国国务院编）及《抗战中的中国》（原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6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史研究较为薄弱。据统计，截至1956年2月，有关经济学的专著和论文分别为725种、2270篇，当中有关经济史的专著和论文仅占13种、17篇。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料的饥荒”[8]。有鉴于近代经济史研究参考资料的缺乏，中国史学会与中国经济学会于1952年共同组织“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拟对近代经济史资料进行有计划、系统的整理工作。在该编辑委员会的组织下，从1953年起，先后编辑出版了《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两部专题资料，以及《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10辑。

作为经济史的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贡献颇多。1953年，受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托，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严中平牵头，开始着手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丛刊》从1957年陆续面世，包括有关近代工业史、近代手工业史、近代对外贸易史，以及近代铁路史资料4辑。同时，还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与中科院经济所合作，并联合各地工商机构，编辑《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该丛刊先后出版了有关火柴业、毛纺织业、机器工业、橡胶工业、棉布业等行业史资料5辑。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后改名为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主持编辑了《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刊，先后编辑出版了包括荣氏企业在内的上海近代企业史资料3辑。

上述丛刊、丛编所公布的史料，涵盖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领域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面，对推动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史料价值，至今仍然为广大学者所利用。

3.各类专题资料的编纂

丛刊、丛编等综合性史料集具有涵盖面广，资料比较系统全面的优势，但要对某一历史问题或某一史学领域进行较为深入的具体研究，则仍显不足。因此，在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等大型综合性丛刊的同时，史学界也开始着手对中国近代史的专题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工作，并取得了部分成果。这一时期出版的专题中，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整理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近代史资料专刊》及相关专题资料成果最为突出。同时，中华书局开始有计划地对近代笔记史料、近代人物文集进行系统发掘出版，其他学术机构及学者个人也有目的地编辑出版了种类丰富的各类专题资料。

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推出了《刘坤一遗集》《锡良遗稿》 《黄爵滋许乃济奏议合刊》三部专题资料。此外，1957年至1963年，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共整理出版了16 部专题资料，包括《民报》《辛亥革命先著记》《云南杂志选辑》《鄂州血史》《庚子纪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辛亥革命史料》《太平天国资料》《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五四运动回忆录》《五四运动文选》《辛亥革命资料》《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徐树铮电稿》《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这些资料，主要是由《近代史资料》编辑组（部）整理编辑，并以《近代史资料专刊》的形式出版。

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丛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相继出版了《夷氛闻记》《漏网喁鱼集》《海解续编》《听雨丛谈》《镜湖自撰年谱》《世载堂杂忆》等清人笔记资料。

此外，在各专题史料方面，也有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如外交史方面，有王铁崖编辑的《中外旧约章汇编》，张蓉初翻译的《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以及孙瑞芹翻译的《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等资料。思想、文化史方面，有石峻编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田汉等编辑的《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张静庐整理编辑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在教育史方面，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解放区学校教育资料选集》。

而在个人资料方面，内容更为丰富，涵盖函札、文集、日记等内容，如《孙中山选集》《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曾国藩未刊信稿》《林则徐集》《谭嗣同全集》《陈天华集》《康有为诗文选》《张謇日记》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组织编辑的文史资料为主的回忆录资料的撰写，以及通过访问及实地调查而采集的有关近代历史的调查资料，突破了中国传统史料的范围，不仅丰富了史料学的内容，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多元的史料。以《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为代表的灾害史资料的编辑出版，不仅丰富了这一时期资料的类别，也为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灾害史资料的编辑出版以及灾害史研究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在编辑大型资料丛刊的同时，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鉴于近代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一项长期工作，且许多有价值的资料，流散于民间，私藏于个人之手，提出创办《近代史资料》，专门刊载有关近代史方面的单篇资料，并向社会广泛征集资料。1954年，由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创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专门刊载历史资料的专业期刊。创刊后，该刊先后刊发了大量有关近代史方面的珍贵史料，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科发展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这样，以近代史研究所为重镇，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资料搜集、整理、编辑系统，即以丛刊形式编辑规模较大的资料汇编，以《近代史资料专刊》刊载专题资料，以《近代史资料》发表单篇零散的资料。这样的设计，不仅反映了老一辈学者对史料工作的重视，也体现了其独到的学术眼光。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短短的17年时间内，学术界出版了数量众多的有关近代史方面的各类资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不可忽视的重要学术成果。这一时期编辑的近代史资料，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资料选题上，主要侧重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方面，特别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资料内容上，以政治、经济资料为主，兼及外交、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资料形式上，既有对旧籍的重新整理点校，也有新发掘整理的资料。第二，涵盖的史料类别颇为广泛，既包括档案、文献、函札、日记、回忆录、访问记、调查记、口碑史料、报纸杂志、地方志，也包含年表、图片、图表及外文资料。其中相当部分属于档案、稿本、抄本等原始资料，价值弥足珍贵。第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尽力保存资料原貌的基础上，继承中国传统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在整理中对资料进行认真考订校勘，并以排印的方式出版，以方便研究和教学参考。

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由于近代史学科本身处于初创阶段，学术界研究重点尚集中于重大政治事件和对基本历史面貌的描述，因而近代史史料的整理编辑的重点，也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基础性史料，而且除政治史、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编辑较有计划、系统，并出版有大型综合性丛刊外，在外交、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史料的整理编辑成果较为单薄零散。此外，史料整理编辑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将在各篇中具体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