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出和内涵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衡量一国一定时间内产出价值总量的指标)对比往年的增长率。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实践活动和研究活动的不断深入,普遍认为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也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与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有关,是相对于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等单要素生产率而言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生产中要使用多种生产要素,在节约使用某种生产要素的同时,并不排除对其他生产要素更大程度的低效使用,这是单要素生产率在衡量生产效率上的缺陷,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学者更多地关注全要素生产率。但全要素生产率指导现实经济活动至少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们能够科学、准确地测算其水平,后者依赖于统计和经济计量领域理论的不断发展。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出
生产率指产出与投入的比值。如果投入是单个生产要素就是单要素生产率,产出与劳动的比值就是劳动生产率,产出与能源的比值就是能源生产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提到生产率通常指劳动生产率,其特点是易于测算、可及时公布。但是单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表示的只是生产中对该要素的节约程度,而并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生产效率的提高。
将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开拓性研究源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数学家柯布(C. W. Cobb)和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他们在探讨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时建立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了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量化和系统化研究。而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估算的理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 Tinbergen)于1942年所做的研究,他最早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区分为投资和生产率两大类,并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增加了一个时间趋势表示效率,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测算,丁伯根发现1870—1914年美国经济增长中略多于1/4的部分可以通过生产率进行解释,而其他3/4部分则是由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
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鼻祖”的海勒姆·戴维斯(Hiram Davis)1954年在《生产率核算》一书中首次明确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指出全要素生产率应针对全部要素如资本、劳动、原材料和能源等进行估算,而不应只涉及部分要素。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基本是从生产率角度进行界定,是相对于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等单要素生产率而言的。有时候又被翻译为“总要素生产率”“总和要素生产率”或“多要素生产率”。
从这一内涵出发,1956年,艾布拉姆威兹(Abramowitz, 1956)提出了代数指数法(Arithmetic Index Number Approach,AIN),其基本思想是把全要素生产率表示为产出数量指数与所有投入要素加权指数的比率。代数指数法非常直观地体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它的缺陷在于虽然没有明确设定生产函数,但暗含着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是完全可替代的,且边际生产率是恒定的。所以Caves、Christensen和Diewart在1982年的论文中指出这种方法更多的是一种概念化方法,并不适于具体实证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丁伯根的研究首次给出了使用生产函数估算生产率增长的方法,并将其用于比较不同国家的生产率,但由于这篇文章是用德文写的,开始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重视,直到由范拉冯斯范尔提供英文介绍后,才被索洛等经济学家广泛引用。
(二)全要素生产率内涵的进一步演进
1957年,罗伯特·索洛(R. Solow)拟合生产函数的计量经济方法,第一次将技术进步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此处的技术进步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但还不能具体化为或不能归因于有形的效率、更高的资本设备、技巧更高的劳动、肥效更大的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增加投入量,所以又称为非具体化的技术进步,也被比作“天降馅饼”。索洛把这种非具体化的技术进步称作全要素生产率。
从测算方法看,索洛将人均产出增长扣除资本集约程度增长后的未被解释部分归为技术进步的结果,称其为技术进步率,这些未被解释的部分后来被称为“增长余值”或“索洛余值”,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非所有要素的生产率,“全”的意思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归因于有关的有形生产要素的增长的那部分,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只能用来衡量除去所有有形生产要素以外的、由纯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增长。例如,如果在生产中投入劳动、资本(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存货等劳动创造的资本财物)、土地(包括一切自然资源在内)等生产要素共计100万元,而生产出来的总产量为150万元。那么,这150万元的产量是由两个方面的贡献构成的,其中100万元是由于投入了100万元的生产要素所引起的,其余50万元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如果本年度的产量比上年增长15%,而其中要素投入量的增长为10%,则其余5%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丹尼森(E. Denison)发展了“索洛余值”的估算方法,其基本思路是估算出总量生产函数后,采用产出增长率扣除各投入要素增长率后的残差来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其创新之处是将投入要素细分。卢卡斯(Lucas)1988年在其文章中指出索洛余值法开创了经济增长源泉分析的先河,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索洛余值”更多的是从如何估量的角度出发对全要素生产率内涵进行校正和发展,测算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即指全部生产要素(通常指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投入量不变时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这种做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优点是提供了精准测量全要素生产率的一种可能,缺点是将全要素生产率等同于技术进步,有可能窄化了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深入研究,现在普遍认为除了纯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结构变化、空间集聚、资源利用效率、经营管理水平等诸多因素都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发生变化。这进一步催生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诉求,以期更加精准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最终提高经济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