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内部结构分解和外部影响因素
全要素生产率是度量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率的重要指标,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已经无须争论,在学术界也不存在异议。但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部构成、外在影响因素,说法不一。
(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内部结构分解
能够提高效率的因素众多,如许多与体制、管理和技术创新相关的因素。总而言之,一切由创意和创新带来的效率改进,通常都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这个部分。因此,需要对全要素生产率做进一步分解,以期得到更加详细的生产率变化来源。
目前国内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比较成熟的是三分法,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以被分解为调整后的规模效应、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增长三部分。规模效应反映的是实际规模与最优生产规模的差距。举个坐公交车的例子,仅有一个人的公交车和满满一车人的公交车功耗差别是不大的,但是收益却是天差地别。特别是重资产类企业更是需要规模效应来摊销成本,不然连保本都很难,更别说盈利了。技术进步指各种科学技术的运用、新工艺的采用,如通信技术的升级使得人们的沟通更加快捷,又如前段时间很火的虚拟技术(VR)使人们娱乐、交流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如各种酒类广告里说的新工艺酿酒技术,这对于身处社会飞速发展时代的我们深有感触。技术效率是在技术水平和规模既定的情况下,企业由于管理和技术等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
在三分法基础上,部分学者增加了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以被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增长四部分。配置效率反映的是以投入要素的最佳组合来生产出最优的产品数量组合,从结果来看,与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相关。Kim和Shafi'i在研究马来西亚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时,认为其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受技术进步驱动,但是这种驱动被扭曲的技术效率所破坏。规模效应和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国内学者在分析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时,会根据国情,强调制度变迁、结构变化、空间集聚、资源生产效率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重要性。例如,易纲等(2003)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单纯数量上的扩张,还包括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一是自己投资研发;二是发挥后发优势,模仿和购买技术,这种技术进步内嵌在资本投入的增长中)、人力资本的变化,以及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和中国官方外汇储备的增长。由改革带来的这些变化都应该在全要素生产率上体现出来。
综上所述,全要素生产率不仅仅指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只是全要素构成中的一部分,将技术进步等同于全要素生产率是非常片面的想法。同样,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不仅仅技术进步一条路可选,生产要素的再配置、产能的合理利用等均可以通过影响配置效率、规模效应等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相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哪些内容,决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动的因素更具复杂性。
从内部结构看,全要素生产率由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应、配置效率和其他效率组成。也就是说,不考虑其他效率,凡是影响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应、配置效率的因素,也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且每个方面的影响因素都不唯一。例如,以技术进步为例,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或地区的研发(R&D)投入是其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其作用表现为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间接通过提高资本回报率导致附加投资来提高生产率;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使国外研发(R&D)的外部性扩展到国内,于是一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以突破单一国家的限制,国际贸易成为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国际投资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通过模仿、竞争、关联和人力资本流动四种途径引发技术溢出,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生产率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空间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可以节约要素流动成本,地理位置相邻的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技术交流和经济合作最为频繁,因此,一个地区的经济效率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对外开放产生的技术溢出更为直接。
更为复杂的是,影响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应、配置效率的因素背后还有更为基础性的因素来影响这些因素。例如,一般认为,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甚至包括物质资本是影响技术进步的因素,而人力、知识、物质资本的积累取决于投资行为,而决定投资成本与收益的主要因素有制度、政策、文化、自然条件和市场规模等。而制度也好、政策也罢,在现实世界中更具多种形态,由此迭代出四层因素结构,第一层为人力、知识、物质资本的积累,第二层为投资,第三层为制度、政策、文化、自然条件和市场规模等,第四层为具体的制度、政策、市场规模形态等。
最终,不仅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具有多样性,而且其中一些因素的存在及其变化也具有不确定性。另外,许多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很难精确量化,甚至要判断有些因素的变化在趋势上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以上主要从宏观层面看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微观上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依赖于企业科学化管理、激发管理层及员工的积极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