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全要素生产率引发中国学者普遍关注得益于两点：一是1997—1998年的东亚经济危机前后大约10年时间，就“东亚奇迹”是否存在引发的争论使全要素生产率进入中国的视野，这一时期讨论的重点在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二是2011年以来，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如何可持续、高质量地发展经济这一问题，又一次将人们的视野导向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时期讨论的重点是中国经济增长如何由全要素生产率驱动。

（一）由东亚金融危机说起的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1994年，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Kim和Lau（1994）及Young（1992，1994）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在国际具有影响的《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东亚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贡献。克鲁格曼认为，美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苏联的经济增长则主要靠增加要素投入，苏联的增长方式不能持久，导致最后的崩溃；而东亚经济的增长基本上也是靠增加要素投入，因此，他认为东亚经济的增长也是不能持续的，是“纸老虎”。克鲁格曼的观点提出后马上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一场争论，但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认为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预见了后来的危机，因而成为国际舆论界的主流观点。

由克鲁格曼挑起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也引起了经济学界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热烈讨论，并由此分成两派观点。一派支持克鲁格曼的观点，提出中国应放弃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改采用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另一派则展开对克鲁格曼等人的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一是东亚奇迹是什么。以哥伦比亚大学的Bhagwati为代表，他于1996年5月3日在Cornell大学的一个讲座中全面批评了克鲁格曼的观点，认为东亚奇迹是现实的存在，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采用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可以有能力大量进口含有新技术的资本设备，这样在快速增长的投资中能够含有越来越多的技术进步的成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正向作用，再加上这些国家较高程度的识字率和教育水平，进一步强化了对外开放所包含的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收益。最为重要的是，东亚经济模式已经在其他国家得到应用并且获得了很好的结果。

二是如何核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中国香港岭南大学校长陈坤耀（1997）为代表，他指出采用“余值”法估计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数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入要素的数据是如何测定的、生产函数是如何设定的。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在估算中与技术进步并不等价。技术进步包括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Embodied）和不包括资本投入（Disembodied）两类。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测定的仅是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因此，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比较低，只能说明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比较低，而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技术进步仍然是存在的。结合发展中国家一般通过技术引进进行技术创新这一事实，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更多地表现为与资本融合在一起。

三是从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这一视角入手。以郑玉歆（1998，1999）为代表，他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或要素投入作为增长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是随发展阶段变化的。首先，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是增长的主要来源，而在低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较小。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时期也曾经历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积累的阶段。只是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增长方式才发生了改变。这说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具有阶段性特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社会需求的内容多为人们的基本需求，以满足这些需求为目的的增长必然是以外延为主。其次，技术进步的发生总是以资本积累为先决条件的，而且将认知形态的科学知识物化于生产过程中并进一步物化于产品中，这种转变过程的实现需要进行系统的努力。最后，从技术扩散、技术转移的规律看，模仿总是比技术创新的成本低。这些因素直接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增长过程中所增长的内容之间技术含量的差别。实际上，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自己的后发优势和发达国家在高技术上去竞争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

当然，这些争论，无论对错已经落于尘埃之中。站在今天的时点往回看，克鲁格曼关于东亚模式不可持续的预言，终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亚洲“四小龙”全部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并且成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典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于2012年位居世界第二。正如斯蒂格利茨（1998）所说，“即使以最挑剔的眼光来审视东亚，东亚经济能沿着一个不变的生产函数增长并持续多年，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二）2010年以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中国经济增长转型

2010年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即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达最高点，自2011年后则呈现连续的负增长，彻底改变我国长期以来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力过剩的状况，新一轮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热议也再次登场，并聚焦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否下降。经济学家在提到经济增长时，会有两个经济增长率，一个是实际经济增长率，即用今年的GDP和上年的GDP相比得出的增长率，当然这个增长率的计算并不是如此简单就可以得到的。另一个是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假设一国的所有生产要素都被充分利用时得到的经济增长率，这个增长率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从供给角度定义的，与一国的生产要素数量和生产要素效率有关，后者可以看作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2010年之后，我国人口红利消失，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表明依靠大幅增加劳动力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在短期内已失去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受到近年来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外部市场需求减弱，出口增速大幅放缓，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由于其较低的资本回报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趋于下降。这些现象意味着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生产要素数量增长这一源泉开始弱化，由此衍生出“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否下降”这一问题。目前来看，就“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这一问题基本达成共识。

二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否下降。从近期实证研究结果和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看，普遍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也在下降，但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时间和原因并未达成共识。从下降时间看，有结论认为是从2008年开始下降，主要表现为技术进步偏向非公共资本大于公共资本、过度依赖要素投入发展经济、中外技术差距缩小、存在要素资源配置“逆技术进步倾向”等现象。也有结论认为从2011年开始下降，原因主要是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放慢、人力资本增速和改善速度减慢、投资率过高，以及“创造性破坏”过程受到阻碍：没有效率的企业难以退出，新成长企业难以进入，导致产能过剩、僵尸企业涌现，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在逐渐适应现代社会规则，提出了国家治理理念，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不断更新对中国目前所处状态的认识，提出“三期叠加”“经济新常态”“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这些认识的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正式提上日程，2015年11月10日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更高效益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增速，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更平衡的区域和城乡发展格局，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更全面的对外开放，以及更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空间布局结构和协调程度，这些内容也与全要素生产率密切相关，总而言之，全要素生产率是新时代发展经济的重要着力点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