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大诰》“王若曰”之“王”的歧见

《大诰》为何人所诰，这在学术史上一直存在着分歧。如果追溯得远一点，早在司马迁作《史记》时似乎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说法。《周本纪》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此其一。《鲁世家》又云：“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此其二。前说认定《大诰》为周公所作，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后说则称周公奉成王命作《大诰》，似与前说有异。这两种说法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呢？综合《史记》有关记载，应该说二者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据《周本纪》云：“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鲁世家》亦云：“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祚，代成王摄行政当国。……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从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认定的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武王崩时成王尚幼，不能临朝，仅仅是个名义上的天子；二是周公恐天下叛周，乃践祚代成王治，南面朝诸侯，成为摄王。既然当时成王不能临朝，也就不可能作《大诰》告其“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这个使命自然会落到身为摄王的周公肩上，所以司马迁在《周本纪》中如此肯定地说周公作《大诰》。至于《鲁世家》说“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无非是考虑到幼君与摄王这一层关系，也有可能是周公为了粉碎管、蔡“公将不利于孺子”的流言，曾使用过托命平叛的政治策略。由此看来，史迁二说并不矛盾，前者是就问题的实质而言，后者是就周公所处的政治地位或使用的政治策略而言，都不排斥《大诰》为周公所作，《大诰》中“王若曰”之王就是周公。可是，人们并不这样来理解《史记》，而是各执一端，治丝益棼，徒增许多笔墨官司。

自两汉以来，学者对《大诰》“王若曰”之王的解释，见仁见智，聚讼不息。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是王为武王说。此说提出较晚，为清吴大澂所创。他在《字说》中说：“其实《大诰》乃武王伐殷大诰天下之文。‘宁王’即文王，‘宁考’即文考，‘民献有十夫’即武王之‘乱臣十人’也。‘宁王遗我大宝龟’，郑注‘受命曰宁王’，此不得其解而强为之说也。既以‘宁考’为武王，遂以《大诰》为成王之诰。不见古器不识真古文，安知‘宁’字为‘文’之误哉？”[1]吴大澂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他通过研究金文字形，发现“宁”、“文”二字相乱，正确地揭示出《大诰》中的“宁王”即“文王”，“宁考”即“文考”，确是独具慧眼，贡献殊大。但他以此论断《大诰》是武王的诰文，却显得过于轻率和武断，很少有学者赞同。傅斯年《大东小东说》有注文云：“吾友顾颉刚先生谓康叔之封应在武王之世。《大诰》乃武王即位之诰，《康诰》亦武王之词。案：宁王一词，既由吴大澂君定为文王，此数篇中曾无一语及武王者，其为武王之诰无疑也。”[2]傅氏的案语并不能令人无疑，即使早年曾一度信奉武王作《大诰》的顾颉刚，在他晚年撰写《周公执政称王》一文时也放弃了先前的成说，并且对此作了有力的驳正，他说，吴大澂“以为称文王为‘考’而自己称‘王’的人只有武王，没有作仔细的考虑，就贸然下了这个断语。然而试问‘不吊天降丧于我家，不少延’，‘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以及‘殷小腆诞敢纪其叙，……曰予复’等事变在武王世里曾经发生过吗？这些事变可能在武王世里发生吗？而且‘敉宁、武图功’一语，照了吴氏的发见来解释，即是‘完成文王、武王的大功’，它业已把武王和文王对举了，作《大诰》的人还可能说是武王吗？”[3]此力辩吴说之非，深中肯綮，堪为定论。我们不必再找理由去相信武王作《大诰》这一谬说了。

第二种意见是王为周公说。这样归纳是就《大诰》为周公所作这一问题的实质而言的，至于周公是否确以王者的身份作诰，却又形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见解。一派以郑玄为代表，他说：“王，谓摄也。周公居摄，命大事权代王也。”[4]另一派以王肃为代表，他说：“称成王命，故称王。”[5]这两种观点我们可以从前引《史记》的记载中找到其渊源，只是司马迁并不认为矛盾的表述反倒导致后儒两千年来的争论。

伪孔传坚持王说，谓“周公称成王命，顺大道以诰天下”。孔疏：“周公虽摄王政，其号令大事则假成王为辞。……‘王若曰’者，称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称成王命，实非王意。成王尔时信流言疑周公，岂命周公伐管蔡乎？……郑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惟名与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称为王，则是不为臣矣。大圣作则岂为是乎？”看来，孔颖达并未完全恪守疏不破注的原则，把周公称成王命作诰说成假成王为辞，算是一个巧妙的调和。但他否认周公自称为王，以为如此有害名教，倒是与伪孔传契合无间。这个看法，颇得宋元以后学者的共鸣，林之奇说：“当管蔡挟武庚以叛也，周公摄政，天下之事皆决于公，则夫合邦君御事于朝，而告之以黜殷之意者，周公之任也。然政虽总于周公，而成王在上为天子，号令虽由己出，而必称王命以告之。此经所以称‘王若曰’，而序则言‘周公相成王’，以相发明也，郑康成曰：‘王，周公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此言实害教之大者。”[6]焦循也说：“然则西汉人说经固以‘王若曰’为周公称王践天子位，后汉郑康成延其说耳。王肃之说远胜于郑。顾西汉人不善说经，遂启王莽之逆。后人抑王而右郑，不知其悖戾不特祸于经耳。”[7]经师们说来道去，总是跳不出君臣之义这个名教的圈子，只好坚持说“成王命周公东征以讨之，大诰天下”[8]。由此看来，王肃之说，伪孔袭之，孔疏申之，蔡传是之，遂成为千百年来一种最有影响的官方意见。

王说倡，郑学微。迄至清代，始有改变。王鸣盛《尚书后案》云：“郑以王为摄也者，《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既言周公朝诸侯，又言天子负斧依，明天子即公摄，故郑彼注：‘天子，周公也。’《明堂位》又云：‘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抱朴子》外篇《良规篇》云：‘周公之摄王位，舍道用权，以安社稷’是也。周公既摄王，此诰是周公之语，故郑以为周公，若如王肃及传疏，谓是周公述王命，则当如《多士》、《多方》，先言‘周公曰’，更言‘王若曰’。此文不然，明王为周公矣。”[9]江声、孙星衍、皮锡瑞皆从其说。他们认为：“周公既践天子位，则称王自然有之，此篇是周公之诰。则所云‘王若曰’，自是谓周公为王矣。”[10]“云‘命大事，则权代王’者，见周公不欲终为王。”[11]“史公云‘周公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亦史臣推原周公本意而言。……后人乃谓周公无摄王事，用王肃伪孔谬说，以王为称成王，皆陋妄不足辨。”[12]这些意见不戴卫道家的有色眼镜，无疑是比较客观的。郑玄以周公称王作《大浩》之说，“无论从内容或形式来看都是妥当的”[13]，比起王肃称命作诰说，更显示出它的可信程度。

第三种意见是王为成王说。说周公称成王命作诰，尽管成王要呼之欲出了，但多少还保留了一点周公挽狂澜于既倒的色彩。而把这种色彩完全抹掉，以《大诰》“王若曰”之“王”为成王者，似不多见。明代王樵算是其中最彻底的一位。他说：“‘王若曰’者，成王之言，作《书》者述其大意。凡成王之命而周公传之，则称‘周公曰王若曰’。其止称‘王若曰’者，或史臣之辞，或当时诰命如后世制诏之类也。”[14]其后王夫之亦有类似说法：“先儒多以绌殷之举为成王亲行，盖未察《大诰》为王在国播告之文耳。……今按成王方在幼冲，周公摄政，凡郊飨觐会之事公且代焉，况千里东征其敢令冲子尝试哉？则诰者王而行者实公耳。”[15]王氏辨成王未尝绌殷伐管、蔡，所言极是，但他把《大诰》说成成王在国播告之文，又不免与“成王方在幼冲，周公摄政”相抵触。在当代学者中，屈万里力主此说。他说：“由于先秦有周公摄政称王的传说，于是汉以后人就把《尚书·大诰》篇‘王若曰’的王，解释为周公；其实他就是成王。……后人习焉不察，以为周公称王，既然经有明文，自然是史实；而不知乃是经生解说之误。”[16]屈氏是《尚书》研究专家，他的见解无疑进一步扩大了王为成王说的影响。

以上我们简单回顾了学术史上关于《大诰》“王若曰”之“王”的分歧意见。不难看出，弄清成王即位是否年幼、周公是否摄政称王，以及如何正确理解《大诰》文本，乃是解决此一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的探讨就试图从这里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