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成王即位的年龄问题

成王即位，年龄尚幼，这在先秦文献中是斑斑可考的。《尚书·金縢》云：“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伪孔传云：“孺，稚也。稚子，成王。”《召诰》云：“有王虽小，元子哉。”《洛诰》云：“孺子其朋”，“乃惟孺子颁”，“孺子来相宅”。孔疏引郑注云：“孺子，幼少之称，谓成王也。”《立政》云：“孺子王矣。”伪孔传云：“稚子今以为王矣。”以上所引《尚书》诸篇多为周初的真实史料，皆言成王幼少，当可信据。又《逸周书·明堂》云：“武王崩，成王嗣，幼弱。”《尸子》云：“昔武王崩，成王少。”[17]《荀子·儒效篇》云：“武王崩，成王幼。”这些稍后的战国文献，说法与前引《尚书·周书》诸篇相同，表明先秦时人只知成王嗣位年幼，并不知道他的具体年岁。

秦汉以后，开始涉及成王的具体年龄问题，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说成王幼至童婴。《史记·蒙恬列传》引蒙恬之言曰：“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史记·鲁世家》、《大戴礼记·保傅》、《汉书·贾谊传》引贾谊《陈政事疏》、《淮南子·要略训》等均同此说。这种说法有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正如顾颉刚所说：“按《鲁世家》既有‘成王少，在襁褓之中’的话，下文却说‘成王七年，……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这事岂非太突兀，难到一个婴孩经过了周公的七年教养就可以看作成年，他就可以独立主持政权了吗？”[18]成王幼在襁褓说的致命伤正在这里。

为什么会弄出这种尴尬的局面？恐怕与秦汉以后传说的变形有关。陈梦家认为，“‘成王幼在襁褓’是从‘成王幼’引申出来的”[19]，我看更大的可能性是从《尚书》中“孺子”一词推演来的。《说文》：“孺，乳子也，一曰输孺也，输孺尚小也。”这说明“孺子”当时有两解：一是乳子，二是幼小。取前解自然可以说成王幼在襁褓之中，但《尚书》不只称成王为“孺子”，还说“汝惟冲子”、“吾王虽小”，显然当取后解为宜。崔述对“孺子”一词的含义有过一番饶有趣味的考察，尤有创见。他说：“孺子之称不必皆为婴儿也。晋文公出亡数年而献公卒，其齿长矣，而秦使及狐偃皆称之为‘孺子’。有大夫之嫡子而称为孺子者，孟庄子武伯于其父时皆称为‘孟孺子’是也。有未成乎大夫而称为孺子者，季孙之称秩，高氏之臣之称子良是也。而子旗于子良亦曰‘彼孺子也’，则是亲之、少之，皆可以孺子称之也。是故《金縢》之孺子流言也，未成乎君之称也。《立政》、《洛诰》之孺子，则周公自以亲之少之之故而称之耳，岂得遂以为童子哉？”[20]崔氏所举皆为春秋时事，以其去西周不远，用以说明《尚书》中“孺子”的含义，应该是接近事实的。只是崔氏以为“孺子之称不必皆婴儿”，就决然断定“成王之不幼”则略嫌过头。因为在他所依据的《左传》中还有“孺子”可以解为年少的例子，实在不好回避。《左传·哀公六年》载：

鲍子醉而往。其臣差车鲍点曰：“此谁之命也？”陈子曰：“受命于鲍子。”遂诬鲍子曰：“子之命也！”鲍子曰：“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

此处的“孺子”谓已立之齐君荼，以其年幼，人称“幼君”，仅立一年，即被齐悼公所杀。可见“孺子”不必定是“未成乎君之称”，谓之年幼亦可。所谓年幼，也未必就是指蒙昧未开的幼童。《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

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

贾即孙叔敖之父，他此时是否已为人父，不可考订。从他这番已有相当政治见解的话语来看，他的年龄不会太小，或者已是十八九岁的青年，然仍称尚幼。孔颖达于《礼记·曲礼上》作疏云：“幼者，自始生至十九时。”有可能反映了先秦时期人们对“年幼”的实际理解。

先秦文献说“武王崩，成王幼”，是否有一个具体的年龄判断呢？严格说来，以史载阙如，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冒险的，所以这里只能暂时选择一种前人合理的推测。《贾子新书·修政语下》云：“周成王年六岁，即位享国。”《贾子新书》为后人所编集，这句话是否真出自贾谊，尚不得而知。“六岁”，卢文弨《抱经堂校定本》依据宋代“建宁府陈八郎书铺”本改为“二十岁”，不足凭信，因为建本作“二十岁”只是一个孤证，当时其他的宋刻本均并作六岁。贾谊既认为成王即位尚在襁褓之中，绝不会又说成王二十岁即位享国。到东汉以后，学者对成王即位年龄的估计要稍长一些。王充《论衡·率性篇》谓成王初服厥命乃“十五之子”。许慎《五经异义》引《古尚书》云：“武王崩时，成王年十三。”郑玄《尚书·金縢》注云：“武王崩时，成王年十岁。……即政时年二十二也。”王肃《金縢》注云：“武王崩时，成王已十三，周公摄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比较起来，以成王即位年十三说近是。《荀子·儒效篇》云：“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说成王年十三岁即位，可能就是根据二十而冠的礼制反推出来的。联想尚存周代遗制的战国末期，秦王政“年十三岁”即位，二十一岁“王冠，带剑”[21]并开始亲政的史实，这种推测也不能说全无道理。王国维作《周初开国年表》同意“武王崩年五十四”[22]之说，并认为武王生成王当在四十岁左右，无疑对这种意见是持肯定态度的。按照先秦时期人们对幼少之年的看法，成王十三岁即位，自在年龄尚幼之列。

对于成王年幼说，曾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如陈梦家就说：“武王灭殷已过半百，则成王即位当早已成年。”[23]屈万里也认为成王即位“年龄也不会太小”，“或者已到二十岁以上”[24]。就武王的年岁来说，《礼记·文王世子》谓“武王九十三而终”，显系讹传，前人多有辩驳。古本《竹书纪年》记“武王年五十四”，与《逸周书·度邑》载武王辞世前对周公说：“维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相印合，其可靠性今已无人怀疑。那么年过半百的武王死的时候是否就一定能保证成王已经长大成人呢？按常情是可以这样推测的。不过，我们知道，人的生育这件事并没有铁的定律，有的人婚后得子较早，有的人却得子甚晚，以致终身无子者亦不乏其人。武王的婚配不管是早是晚，都不会因为他是一方诸侯的继承人就可以避免晚得其子的可能性，所以这种推测意义不大。当然，问题并非就是这样简单，持成王即位成年说的学者还利用了金文资料作间接论证。以其资料的权威性，似乎可以定下牢不可破的铁案。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对其持论的主要根据仔细加以检讨了。

根据之一，是通过春秋时《晋公》铭文说明成王之弟唐叔受封年之不幼，以证成王即位已在壮年。《晋公》有铭文云：

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百蛮，广治四方，至于大廷，莫不来□（王）。（《集成》[25]10342）

此器据郭沫若考释，为晋定公午媵女之器。铭文中的唐公“为晋之祖而‘左右武王’，自即唐叔虞也”[26]。郭氏的这一考释是正确的，顾颉刚在此基础上所作的推论却未必也就正确。他说：“唐叔膺受大命而左右武王，可见他必曾在克殷时参预军事，其年之不幼可知，其广治四方而东至于大庭氏之墟，其曾从周公东征又可知。”[27]我们认为铭文中所谓唐叔虞“膺受大命”当是指他始封于唐而成为晋之皇祖，可这事发生在武王死后，《史记·晋世家》言之凿凿：“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遂封叔虞于唐。”至于叔虞受封的原因是否缘于成王“援梧叶以为珪”[28]的戏言，我们倒不必去相信它，但武王不曾封叔虞于唐却是可以肯定的。因此紧接“膺受大命”之后的“左右武王”一句，便只能理解为佐助武王开创的基业，此与《尚书·皋陶谟》说“左右有民”的“左右”二字语义相同。如果要说唐叔虞在武王克殷时就“左右武王”而参与军事，那么“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29]又该作何解释？既然唐叔虞都参与了克殷的军事行动，为什么他的长兄成王反倒在这次战役中没有任何作为？这不免令人费解！至于说唐叔虞“广治四方，至于大廷”，也不能证明就一定发生在周公首次东征之时，须知成王即政之后东征还在持续进行（说详第六章第二节），此时逐渐长大成人的唐叔随往东征并不是没有可能。因此，以此证明唐叔虞在克殷前年已不幼，进而证明成王在武王死时已在壮年，似显证据不足。

根据之二，是利用周初金文材料证明成王曾偕同周公东征以见其年不幼。论者所据这方面的材料有：

王刺伐商邑，诞令康侯鄙于卫。（《康侯簋》，《集成》4059）

王后克商，在成师。周公赐小臣单贝十朋，用作宝尊彝。（《小臣单觯》，《集成》6512）

王伐楚侯，周公谋，禽祝，禽又祝。王易金百锊，禽用作宝彝。（《禽簋》，《集成》4041）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王立于宜宗社，南乡。（《宜侯夨簋》，《集成》4320）

上引《康侯簋》、《小臣单觯》铭文中的“王”，论者或以为是成王，其实应是周公；《禽簋》铭文中的“王”虽是成王，但此器应作于周公执政之后（说详后），凡此皆不能证明成王在周公摄政期间曾亲与伐商践奄之事。至于《宜侯夨簋》说到“武王、成王伐商图”的问题，也不能支持这一说法。铭文中的“图”字凡两见，陈梦家读为边鄙的鄙，其他学者多读为地图的图。两相比较，似以后说为长。然而，所谓“武王、成王伐商”固然反映了武王伐纣之事，却不能说明成王也曾亲自参加过东征克商之役。这一点，我们看看《左传·定公四年》祝佗的一段话就比较清楚了：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

此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与簋铭“武王成王伐商”语意是一致的，但祝佗又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表明成王嗣位之初，执政者实为周公，所以《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也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显而易见，祝佗的话与簋铭正相表里，是知铭中的“成王”也只是表示王世的时间符号而已，并不可作落实看。陈梦家认为“铭记成王伐商鄙，则武庚之叛，成王东践奄，乃是事实”[30]，恐怕是靠不住的，要以此证成成王即位早已成年的结论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成王的年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与周公摄政称王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尤其是周初立国未久，政局动荡，更使这一因果关系成为现实。对于成王即位年幼说在没有发现更可靠的反证材料之前，恐怕是不好遽然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