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杨国忠：从市井无赖到大唐首相
天上掉下个贵妃妹妹
然而有一个人的崛起却改变了这一切。
此人名叫杨国忠。
杨国忠，本名杨钊，是杨贵妃的远房族兄，其母是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的妹妹。
可张易之得宠的时候，杨钊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没有沾到任何光；等杨钊稍大点的时候，张易之就倒霉了——不仅倒了霉而且臭名昭著，杨钊作为其外甥，也尝够了被人鄙视的滋味。他不仅没吃到鱼，还招来一身腥！
舅舅名气不佳，杨钊本人的名声也好不到哪儿去。
尽管祖上出自关中望族弘农杨氏，但杨钊家这一支却早就败落了。由于家境不好，他从小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很早就走上了社会，染上了一身的坏毛病，尤其沉迷赌博，赌输了还四处借钱，借了钱还经常不还，到后来，族人只要远远地见到杨钊就会像抗战时期的百姓看到日本鬼子一样躲起来。
手头没钱，又借不到钱，在家乡他当然是混不下去了，无奈只好离乡背井，去蜀地（今四川）从军。
杨钊这个人不仅不学无术，而且也不学武术，自然不可能像哥舒翰那样一战成名——事实上，他不仅不能一战成名，甚至连一战都不能参加。
大概是上司见他身体不够强壮，他根本就没有被安排上前线，而是被安排去了后勤，负责屯田统计之类的工作。
没想到这正好用上了他的特长。
由于之前经常在赌钱时算各种乱七八糟的点数借钱时计算各种杂七杂八的利息，他对数字异常敏感，计算能力特别强。
他算起账来总是又快又准，从来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我觉得，如果生活在现代，他绝对可以做一个一流的会计！
凭借着出色的业绩，杨钊被任命为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县尉，但在这个不需要计算的岗位上，他的表现似乎有些平庸——整整干了三年都没有得到提拔的机会。
当时的人事制度规定，官员任期满后如果没有升迁或调动，就必须回家等待补缺机会，因此杨钊在从县尉的岗位上退下来后，就只能赋闲了。
那时的他已经娶妻生子，妻子裴柔和出身于赌徒的他可谓门当户对——裴柔原本是蜀地的一个娼妓。
一下子没有了经济来源，他和家人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个叫鲜于仲通的当地富豪经常接济他，他才勉强得以维持生计。
在成都生活的这段时间，杨钊与同在那里任官的族叔杨玄琰一家来往很多。
杨玄琰去世后，小女儿杨玉环被其叔父杨玄璬接到了洛阳，另外三个女儿则留在了成都，由于家中缺少男人，杨钊免不了时常要过去帮忙，有时是通马桶，有时是通下水道，有时是通奸——女方是杨玄琰的次女也就是后来的虢国夫人。
数年后，虢国夫人出嫁了，杨钊又混得不好，两人也就逐渐断了联系。
既失去了工作，又失去了情人，杨钊的心情很不好。
也许在那个时候，他最大的期盼，只是能找个能养家糊口的工作。
但人生唯一能预料的，就是一切都难以预料。
有时你只想要一根黄瓜，命运却给你一吨黄金！
杨钊就是如此。
他的好运来自他的朋友鲜于仲通。
此时鲜于仲通正在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手下担任采访支使，颇受器重。
有一次，章仇兼琼在与鲜于仲通闲聊时说，我现在最大的隐患是在朝廷上层没有一个能说得上话的靠山。别看我在地方上可以呼风唤雨，一旦有事恐怕只能承受腥风血雨。听说皇上现在正宠幸杨贵妃，你要是能帮我搭上贵妃这条线，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鲜于仲通马上想到了杨钊：我从来没去过京城，恐怕不行。不过，我倒是可以推荐一个人……
随后，他把杨钊与杨贵妃家的渊源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章仇兼琼大喜，马上让鲜于仲通把杨钊叫来。
见杨钊长得眉清目秀，又能言善辩，章仇兼琼非常满意，不仅马上任命他为节度使推官，还有事没事经常请他吃美食、喝美酒、赏美景，搞得杨钊有些受宠若惊：章仇大人对我这么好，我真不知何以为报！
章仇兼琼却始终不肯明说，报可报，非常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公元745年秋天，章仇兼琼命杨钊去京城敬献贡品，临行前交代说，除了这些，我另外还有一点点东西放在郫县（今成都市郫都区），你经过时顺便带走吧。
到郫县后，杨钊见到了章仇兼琼给他的货物，一下子惊呆了！
那根本不是一点点的东西，而是一箱箱的宝物——好几个大箱子，里面装的全是各种蜀地产的奇珍异宝，价值至少在一万缗（一缗相当于一千文）钱以上！
杨钊终于明白了章仇兼琼的用意。
他之所以会对自己那么好，之所以会给自己安排这么多贵重礼物，是想要利用他杨钊与贵妃一家攀上关系！
这显然是个难得的美差。
因为，这趟差事办成了，不仅对章仇兼琼有好处，对他杨钊更有好处！
慷他人之慨，结自己的缘，借花献佛，无本万利，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吗？
这本账，精于计算的“杨会计”当然不会算不明白。
他喜出望外，随即快马加鞭，昼夜兼程，直奔长安。
抵达长安后，杨钊立即带上礼物前去拜访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三个堂妹：这是我们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给夫人的一点小意思，您看，珍珠两千颗，黄金一千公斤，翡翠五立方，五粮液五千箱……
杨家姐妹看到多年未见的杨钊非常开心，见到他带来的那些礼物更是如饿虎看到绵羊一般两眼放光，当即悉数笑纳：你看你，都是自家兄弟，你人来了就来了，怎么还带这么多贵重的礼品，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全部收下了……
三姐妹中得到最多的，是杨钊的老相好虢国夫人。
此时虢国夫人丧夫不久，见到杨钊后自然要人财两收，鸳梦重温。
杨钊也就顺理成章地住在了虢国夫人的家里，你侬我侬，夜夜笙歌……
之后，三姐妹和杨贵妃便经常在皇帝面前说章仇兼琼的好话，把章仇兼琼说得谋比诸葛、勇比张飞……
章仇兼琼也如愿以偿地被调入了朝廷，出任了户部尚书这一要职。
而作为牵线者和杨氏姐妹的自家人，杨钊当然也不会没有好处——他被任命为金吾兵曹参军，职位虽然不太高，却从此留在了京城。
当时李隆基特别爱玩樗蒲（一种类似掷骰子的赌博游戏，玩法多样，胜负常常需要经过复杂的计算），恰好杨钊也是樗蒲的高手——他自幼好赌，在这方面经验极为丰富，因此在贵妃姐妹的引见下，杨钊经常出入宫中，与皇帝等人一起玩樗蒲。
凭借高超的樗蒲技艺，杨钊总是能让老皇帝玩得很尽兴。
有时皇帝与其他人玩樗蒲，他就在旁边负责计算点数，判断输赢，每次都是张口就来，从不算错。
李隆基对他的数学水平非常佩服：真是个做度支郎（负责财政统计和支调的官员）的好材料！朕就缺这样的理财人才！
确实，那段时间李隆基最关注的就是理财问题。
唐朝实行的税赋是租庸调制。
所谓租庸调制，即每丁每年要向国家缴纳粟二石，称为租；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为调；服徭役二十天，若不服徭役也可缴纳绢布代替，这称为庸。
租庸调制实施的基础是均田制，在李隆基的年代，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土地兼并的盛行，逃亡的百姓增多，正常的税赋很难足额收上来，又由于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以及边境上战事频仍，军费的开支大幅增加，加上李隆基又向来出手阔绰，朝中奢靡风气盛行，因此多年来财政上一直捉襟见肘，有时甚至入不敷出。李隆基不得不任用了一批善于理财（搜刮）的大臣，才勉强得以实现财政平衡。
因此，见杨钊有财政方面的能力，李隆基便决定将他派到户部任职，不久又擢升其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
杨钊虽然学识欠佳，但在搞钱方面却很有手段——哪怕蚊子经过也要被刮掉一点肉……短时间内就为国库增加了不少收入。
除此以外，由于有杨氏姊妹暗中相助，他往往能提前知道皇帝的喜恶，每次奏对都很合李隆基的心意——无论是问他户部每月的总收入，还是问他某个县、某个乡、某个村、某户人家的男丁数量、女丁数量、年产粮食数量、月产农家肥数量，他都能对答如流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五十八位……
这样一来，李隆基对他忍不住刮目相看：本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赌棍，没想到理财水平这么结棍！
杨钊就这样博得了李隆基的赏识，职务也不断升迁。
公元748年，他被任命为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成为主管朝廷财政的重要官员之一。
在这个岗位上，杨钊又大出了一把风头。
他下令各地把所收的税赋和仓库所存的粮食悉数兑换成布帛输送进京，并将其堆放在一块，然后上奏皇帝，宣称国库充盈，古今罕有。
李隆基带着文武百官前去视察，果然见国库中财物堆积如山，不由得大喜，当即加封杨钊为兼知太府卿事，同时又赐给他三品紫袍和金鱼袋（唐代证明官员身份的标志，内装鱼符），以示恩宠。
此后，李隆基对他更为信任，还亲自为他赐名国忠，以勉励他为国尽忠。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随着地位的迅速蹿升，杨国忠的野心也开始迅速膨胀。
入仕之初，由于缺乏根基，他不得不依附于宰相李林甫，常常充当李林甫排除异己的帮凶，可后来由于日益得宠，他的野心也日益膨胀，逐渐有了和李林甫分庭抗礼的想法。
公元752年，与杨国忠一起分掌财政的御史大夫王因罪被赐死，杨国忠又兼任了原本属于王的京兆尹、御史大夫、京畿关中采访使等二十多个职位，掌握了全国的财政大权。
不过杨国忠对此并不满足。
他想要的，是取代李林甫，成为朝中的No.1！
其实这一点并不难做到——李林甫已经年满七十岁，身体也大不如前。而他此刻作为皇帝最信任的宠臣，从那段时间的强劲发展势头来看，拜相几乎是迟早的事。
然而杨国忠不是个有耐心的人。
更何况，他对李林甫还有很大的怨言——当初御史大夫一职任命的时候，李林甫推荐的是王，而不是他杨国忠！
尽管李林甫事后也为此解释过“不好意思，我觉得王毕竟年龄更大、资历更深、跟我的时间更长，给我送的礼也更多……当然，这个不重要……”，但杨国忠却始终无法释怀：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这样的过节，记忆力极佳的杨国忠当然不可能忘记！
他决定向李林甫发起挑战。
当然，他也知道，要扳倒李林甫这样树大根深的大人物，光凭自己单打独斗肯定是不够的，还需要得到其他人的支持。
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做到。
李林甫独掌大权十几年，受过他恩惠的人很多，不过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他得罪的人也不少。
杨国忠很快就为自己找到了两个得力的盟友。
一个是宰相陈希烈。
陈希烈性情乖巧，从不和李林甫相争，李林甫也就乐得把他当成摆设，所有的政事几乎全部都拿到自己家中去处理，李府门庭若市，而陈希烈却整天都无所事事。
可是陈希烈毕竟不是摆设。
他也会有情绪，也会有怨恨——尽管他表面上唯唯诺诺，但内心对李林甫的恨意却早已如梅雨季节的水库一样涨到了警戒水位，只要有一点宣泄的空间就会奔腾而出！
另一个是陇右节度使哥舒翰。
由于老上级王忠嗣是被李林甫整倒的，因此哥舒翰对李林甫也极为不满。
有了陈希烈和哥舒翰的支持，杨国忠的底气更足了。
恰好此时又发生了一件对李林甫不利的事。
事情是安禄山惹出来的。
这些年，安禄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扩充自己的势力，上回就曾以筑城为名企图吞并王忠嗣的部队，只是没有得逞。
尽管首次尝试未获成功，但这个想法在他心中从未消失过。
这次，他盯上的是朔方节度副使阿布思。
阿布思本是突厥首领，公元742年率众归降唐朝，被赐名李献忠，后因多次立功而晋升为朔方节度副使。
此人颇有才略，在唐朝蕃将中名望很高，安禄山视其为竞争对手，对他极为忌恨，便趁着自己发兵征讨契丹的机会，要求朝廷将阿布思划归自己指挥，打算借机吞并。
阿布思不是傻子，当然知道安禄山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当然不愿意去，便向留后（唐代节度使缺位时设置的代理职称）张请求代为上奏皇上，让他免于出兵，可张却坚决不同意。
这下阿布思绝望了——再不抗命，就会没命！
无奈，他只好率部叛归漠北。
那时李林甫正兼任朔方节度使，名义上算是阿布思的直接领导，阿布思的叛逃，严格来说他也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杨国忠抓住这一点上纲上线，大做文章，逼迫之前王案的知情人指控李林甫与叛将阿布思、罪臣王都有很深的私交，随后以此为由弹劾李林甫。
陈希烈、哥舒翰等人也都站出来推波助澜，说李林甫确有问题。
虽然李隆基对此没有轻易采信，但他和李林甫还是日渐疏远。
李林甫开始感觉到了一丝丝凉意。
不过，作为纵横官场几十年、坑遍天下无敌手的唐朝第一老狐狸，他当然不可能就此认栽。
很快，他就找到了杨国忠的软肋——剑南（治所今四川成都）。
杨国忠是个私心很重的人。
在他的字典里从来没有“用人唯贤”这个词，有的只是“用人唯私”。
他发迹后，便举荐自己当初的恩人鲜于仲通担任了剑南节度使。
然而尽管鲜于仲通对杨国忠个人有很大的恩情，对治理地方却没有丝毫的水平。
他心胸狭隘，性情急躁，做事很不得人心。
当时在剑南的南面有个南诏国（今云南一带，国都今云南大理），本来南诏一直向唐朝称臣，可后来由于不堪忍受唐朝边境官员的敲诈勒索，公元750年南诏王阁罗凤愤而起兵，两国在边境上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
鲜于仲通领兵八万前去讨伐。
阁罗凤闻讯大惧，连忙遣使请降。
鲜于仲通自恃兵强，傲气十足地拒绝了阁罗凤的请求。
没想到在战前牛得不行的他上了战场却完全不行，被阁罗凤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仅以身免。
杨国忠掩盖了鲜于仲通的败状，反而还给他报功。
但这骗得了皇帝，却骗不了剑南的百姓。
此役之后，鲜于仲通名声扫地，再也无法在剑南立足了。
杨国忠不得不把鲜于仲通调回京城，自己兼任剑南节度使一职——当然，他没有去那里上任，只是遥领。
之后，剑南的局势每况愈下。
与唐朝撕破脸的南诏彻底倒向了吐蕃，随后凭借吐蕃的支持，屡屡犯边。
唐军连战连败，形势极为被动。
蜀地军民纷纷请求节度使杨国忠亲自前来镇守。
得知此消息后，李林甫心生一计，马上奏请皇帝，要求让杨国忠顺应百姓的呼声出镇剑南，以稳定局势。
这本来就是杨国忠的分内之事，李隆基当然不可能不同意。
这下杨国忠急了。
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打仗的料，把他赶到战场上就相当于把一只鸡赶到长江里——等着他的只能是灭顶之灾！
更让他担心的是，他觉得自己离开朝廷后，李林甫会在背后对他捅刀子！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怎么办？
思来想去，搜肠刮肚，杨国忠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最后只好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去找皇帝。
他一边哭一边向李隆基哀求不去剑南，说这是李林甫在陷害自己。
然而他流的眼泪几乎都可以冲十五次马桶了，李隆基也没有答应——毕竟，剑南如今遇到了这样大的麻烦，身为节度使的杨国忠不去实在是难以向百姓交代的。
不过，为了安慰他，李隆基还是给了他一个承诺：这样吧，你去那里露个面，把军事稍微部署一下，我掐着日子等你回来，一回来我就让你当宰相！
无奈，杨国忠只好一步八回头，磨磨蹭蹭地踏上了前往剑南的征途。
路上，他心中一直七上八下，担心李林甫会趁他不在朝中的时候捣鬼。
但这次他显然是多虑了。
刚进入蜀地，他就接到了皇帝召他回朝的紧急命令。
他如蒙大赦，连忙拨转马头，日夜兼程赶回长安。
回到京城后，他才明白皇帝之所以要召他回来的原因。
他的死对头李林甫病危了！
仇人相见，分外温馨
得知这个消息后，杨国忠心中不由得乐开了花。
带着胜利者的喜悦，他美滋滋地前去探望李林甫——我就喜欢你那副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就这个感觉，倍儿爽！
爽爽爽爽爽！
此时李林甫已病入膏肓，无法下床了。
他知道，自己已经活不了几天了，在与杨国忠的竞争中，他是注定会失败了。
可他的表情却依然很平静。
因为在他看来，他并不是输给了杨国忠，他只是输给了时间。
任何人都不可能是时间的对手。
现在，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后人——他死后，杨国忠会放过自己的子孙吗？
因此，见到杨国忠来访，他一边用尽他最后的力气挤出了几滴眼泪，一边诚恳地请求说：我就要死了，你一定会当宰相，以后的事就托付给你了！
这完全超出了杨国忠的意料。
本来他以为会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没想到竟然是朋友托孤无比温馨！
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他大惊失色？
他汗流满面，连话都说不利索了：不……敢当……不，不敢……当……
说完，他赶紧退出了，不，逃出了李林甫的府邸。
公元752年十一月，当了十九年宰相的李林甫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在传统认知中，李林甫是史上著名的奸臣（《新唐书》将他放在《奸臣传》就是明证）。
他阴险狡诈，口蜜腹剑，迫害忠良，是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罪魁祸首之一。
李林甫也不止一面。
在《剑桥中国史》主编崔瑞德看来，尽管有着道德水准不高、喜欢玩弄权术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李林甫还是不失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和制度专家。
可以这么说，在皇帝李隆基晚年沉迷享乐、荒废政务的情况下，唐朝依然能保持长期的稳定和繁荣，李林甫应该是功不可没的。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如愿以偿地被任命为新的首席宰相。
向来睚眦必报的他，当然不可能因为李林甫临终前的话而放过自己的宿敌。
没等李林甫下葬，他就迫不及待地动手了。
杨国忠派人前去联络安禄山，让他与自己一起陷害李林甫。
得知唯一的克星李林甫终于死了，安禄山如释重负，连多年的老便秘似乎都一下子畅通了，整个人舒爽无比，感觉比刚被从五指山重压下解救出来的孙悟空还要轻松。
再也没有人能镇得住我了！
我可以无所顾忌地大展拳脚了！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杨国忠，还设法找到了阿布思的旧部，让其出面指证，说李林甫曾和阿布思约为父子。
墙倒众人推，死老虎大家踩。
见反李联盟来势汹汹，李林甫的女婿也害怕了。
为了自保，他主动站出来昧着良心做伪证，言之凿凿地说李林甫确实有异心：去年二月三十一日的午夜时分，秋高气爽，艳阳高照，李林甫和阿布思等三个人坐在一棵高大的狗尾巴草下，一边喝着酒，一边窃窃私语，我只听见两个字“要反！”……
他说得如此具体，自然是由不得李隆基不信了。
盛怒之下，他马上下诏削去了李林甫的全部官爵，子孙当官者统统除名并流放边疆，所有财产一律充公……
做完了这一切后，他还觉得不解气，又丧心病狂地命人劈开李林甫的棺材，拎出李林甫的尸体，夺走其口中所含的明珠，剥掉其身上所穿的官服，再改用小棺以平民的规格草草埋葬。
视制度如无物
可惜李林甫活着的时候机关算尽，却无论如何也算不到自己的身后事会如此悲惨！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也是幸运的。
因为，就在他死后仅仅三年，大唐帝国就经历了一场难以想象的浩劫！
而这一切，李林甫已经感觉不到了。
当然，此时的杨国忠也不会感觉到。
他现在的权势比当初的李林甫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林甫虽然专权，可在首席宰相的职权以外也只是掌握了官吏的铨选即人事权，而杨国忠不仅继承了这些，还外加全部的财政大权以及剑南道（今四川一带）的军政！
他的骄横跋扈也远超李林甫。
不年轻的人往往喜欢表现自己的年轻，没威望的人往往喜欢表现自己的威风。
杨国忠就是如此。
可能是知道自己难以服众，他特别喜欢摆谱，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人是铁，范儿是钢，一日不装憋得慌”的装样子，对百官颐指气使，作威作福，眼睛总是瞪得跟死鱼眼似的，嘴巴总是臭得跟盛夏时节的粪坑似的，脸色总是难看得跟刚死了老婆似的……
除了对人的态度，他对制度的态度也和李林甫完全不同。
李林甫这个人虽然以奸诈闻名，但对朝廷的各项规章制度却还是非常尊重的，即使算计别人也都尽量遵循法度，尽量按照程序，尽量做到有法可依。
而杨国忠在处理政务的时候，却全凭个人的好恶，看待制度如同一头猪看待一张存有巨额资金的银行卡——根本不当回事。
比如选官。
本来唐朝选拔官员是极为审慎的，从开始提名到最后确定，都要经过严格的“三注三唱”程序。
具体来说是这样的：
每年春天，六品以下的官员报名赴选，先集中考试，再一一唱名并面试，随后由吏部官员根据其政绩评语和考试成绩综合评定，标注其适合担任的职务，这个过程称为“一注一唱”，这样的程序要进行三次即“三注三唱”后，才把择优录用的人选递交门下省，再经给事中、黄门侍郎、侍中层层审核后上奏皇帝，最终下诏宣布。
一般来说，整个铨选程序要持续几个月的时间。
然而杨国忠上台后却根本不这么做。
在铨选开始前，杨国忠就与几个心腹僚属私下圈定了入选名单——入选的依据是什么，史书上没有记载。
内定好人选后，他再把另一名宰相陈希烈、给事中以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全都叫到自己办公室：今天宰相、给事中都在，就不必再到门下省审查了。
随后他按照名单一个个唱名、一个个面试——平均每人面试的时间还不到嗑一粒瓜子的工夫，接着当场拍板敲定并标注，不到一天就搞定了原来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选官工作。
选官比买菜还要随便，选出来的人会没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不过，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但没有一个人敢提一点意见，只有一片赞歌：这样的大手笔，只能出自杨相之手！
由此可见，此时的唐朝朝廷已经完全成了一言堂。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最主要的责任人无疑是皇帝李隆基。
从李隆基近二十年来所任用的首席宰相来看，先是忠正直率的张九龄，接着是有才无德但尚有底线的李林甫，再换成无才无德且毫无底线的杨国忠，道德水准一个比一个低，而权力集中度则一个比一个高；与之相对应的是，制度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个人的重要性则越来越大。
到了杨国忠当政的时代，很多制度完全沦为了摆设！
而这也许正是李隆基所需要的。
随着年龄的日益增长，国家的日益富强，他早已失去了当初励精图治的进取心，现在的他想的是享受，是快乐，是任性。
张九龄这样的士人喜欢进谏，让他无法为所欲为，只能戴着镣铐跳舞；而杨国忠这样的小人喜欢拍马，让他可以尽情享乐，不用受到任何约束！
张九龄这样的士人学问高，名气大，他必须对其礼遇有加；而杨国忠这样的小人，虽然名为宰相，但其实不过是个家奴，他完全可以将其呼来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