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否定的辩证法与唯物论

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第二部分的最后才谈到了一般哲学在起始讨论中已经论说过的“唯物主义”。他最后告示说：赞成“唯物主义”。但我们已经确认过，他这里的唯物主义不是本体论，不是第一哲学意义上的“主义”，所以我们策略地将阿多诺的这一指认称为唯物论。我发现，其实阿多诺无法回避一个现实，即马克思的哲学肯定是唯物论的。也是在这个最后的讨论域中，阿多诺好像想通过对“唯物主义”的精心设定界划他与马克思的关联与差别。而且，这似乎是阿多诺煞费苦心的理论策划。

1．批判理论与唯物论

在理论逻辑的最后，阿多诺承认否定的辩证法是唯物论的。“正是由于转向客体的优先地位，辩证法才变成了唯物主义的。”①这是一个理论交代。不是因为基始的本体论，而是由于承认客体的客观优先性，所以在理论上否定的辩证法会站在唯物论一边。不过，这又有很多特设性的边界限定。

阿多诺首先分析了客体的主体性问题，这是由胡塞尔的现象学引发的讨论。在胡塞尔那里，“一旦客体成为认识的一个对象，它的物理方面就首先通过它的认识论的翻译、通过一种还原而精神化了”①。什么意思？这是说，相对于素朴实在论中那种实为神目观视域中的自在物质，现象学设定了由意向性的主体意指为中心的主观视域，进入这一视域的客观世界才被确认为面向主体的客体，即“只有从一种有主观目的的分析的角度来看才被叫做 ‘客体’。而在这种分析中，主体的第一性似乎是不成问题的”②。由于在认识论中主体与客体的相关性引申出客体对主体的依赖性，进而得出唯心主义的结论，这是休谟、康德经验论诘问的主观夸张。在此，康德的自然向我们“呈现”的指认，被非历史地本体化了。内在地看，这还是那个旧式的无法摆脱的主体同一性逻辑的要求。可是为什么人们始终无法打破这种虚假的强制的主体同一性呢？

同样是主体与客体的相关性，如果从历史的非同一性出发，就会看清主体认知视域同样是“不可分割地和物质事物融合在一起”的。阿多诺首先以感觉为例来说明认识论的唯物论基础。通常说，感觉是全部认识论的关键，这也是休谟以来大量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对万物世界的主观重构是以感觉作为它的等级制度的基础”。然而，最简单的事实是从来就“没有不带肉体要素的感觉”。这真是一种极为朴素的实话实说。人的“每一种感觉（Empfindung/sensation）都是一种肉体的感受（Koerpergefuehl/feeling），这种感受甚至并不 ‘伴随’感觉，因为它以感觉合唱的有形性为前提”③。其实，贝克莱、康德和黑格尔都多少涉及过这个最基本的感觉的构成（“复合”、“统觉”和“知觉建构”），可是都无一例外地走向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然而我们为何不联想到同样参与这种建构的物质因素呢？阿多诺说，“肉体要素作为认识的非纯粹认知的部分是不可还原的”，它绝不能还原为一种主观性，这是经验论唯心主义必然崩溃的原因。显然，阿多诺要求在对感觉的主体理解中保持对物质客体（肉体）的非同一性的星丛观照。

可以肯定地说，阿多诺不是不了解唯心主义对庸俗唯物主义和素朴实在论的批判，但他形象地说，那是对理论上“稻草人”的敲打。哲学唯物主义的确是理论逻辑上不值一驳的“稻草人”，即便如此，他在坚决反对唯心主义的同时，也决不打算回到粗陋的同样是同一性的哲学唯物主义。阿多诺主张重新建构一种新的更加深刻的哲学思考，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如果我没有错，这是阿多诺在本书中第一次明确指涉他与马克思的关系。他直接指认道：“马克思已经划清了历史唯物主义同庸俗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界限。”① 这是一条重要的界限。阿多诺说，“唯物论不是他聪明的对手指出的教条，而是要解决被理解为教条的事物”。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是恩格斯和列宁都肯定过的东西，阿多诺想突出的是，马克思的唯物论主要不是打算肯定性地维护现成的存在物，而恰恰是要打破传统哲学唯物主义将事物变成凝固性的物体的观念。依他所见，从霍克海默开端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本身从来就不是使唯物论成为一种简单的理论前提，如“这就是意识之外的物”之类的对世界的“笨拙解释”，而是使之成为一种“理论上的自我意识”，即真正的否定性批判理论，这才是作为马克思的理论学说本质的真正内在的辩证的历史唯物论观点。

由此，阿多诺也说历史唯物论不可能成为一种曼海姆所鼓吹的“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这是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决不会去直接肯定性地确认各种社会运行功能。否则，历史唯物论就会变质，蜕化为实证主义的同类。他尖刻地说，这种走向操作层面的“应用哲学”是从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中“到处乞讨来的肉汤”。我觉得，阿多诺也是在批评传统哲学解释构架中的那种将历史唯物论畸变成描述社会运行的技术理论，特别是原苏联学界中出现的作为社会学形态的历史唯物论。这种知识社会学的东西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②，揭露这种意识形态的虚妄性也是否定的辩证法的一个理论任务。在他看来，知识社会学否认社会的客观结构，也就自然要否定客观真理及其认识。所以，“对这种社会学来说，如同那种以帕累托为奠基人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来说一样，社会只不过是个体反应模式的平均价值”③。阿多诺的这一指认是值得今天处于实证科学包围中的我们深省的。

2．唯心主义理解的精神概念

与庸俗唯物主义抵御唯心主义的做法不同，阿多诺要从历史唯物论来开始他的哲学反击。如果说感觉中已经存在不可分割的物质因素，那么，被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看作哲学本体基础的精神理念呢？它真是一种第一性的自足的基始的东西吗？我们看到，阿多诺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展开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视域，即对精神概念形成的现实社会基础所进行的历史分析。

阿多诺认为，精神的实在化的秘密在于“我”的神秘化。与传统哲学讨论不同，他没有从一般的哲学逻辑出发，即探讨经验与理性、自我意识与观念的一般关系，他直指精神（mind）被建构的社会历史基础。阿多诺决不赞成从旧唯物主义那种观念是对外部事物的反映来解说精神的本质，他认为：“自我是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在类的生存、类提供生活资料的合法性中被探寻出来。”① 作为精神主体的自我，实际上是一种我们之间社会性的类关系的提升。他说，这种观点最早是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指认的。在那里，黑格尔在关于“主人与奴仆的论述中指出自我意识起源于劳动关系，而且以此使自我适应于自我确定的目的和异质的物质”②。在他看来，这可能是透视精神理念最重要的入口。这里的意思是说，观念既不是旧唯物主义所说的是对外部对象（包括本质和规律）的反映，也不是唯心主义所说的是主体意向或自我体认，观念的本质性起源于社会劳动关系：观念自我意向的根据是劳动的目的性与客体的对象性关系。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看法。阿多诺认为，黑格尔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介入社会劳动的个人之间的类关系精神化，再将从劳动意向上升为精神主体的目的性变成一种观念总体性对世界的吞噬。由此，精神被实体化了，并将其“吹嘘”成一个同一性的绝对总体。所以，在黑格尔那里，重要的是类（观念），个人（激情）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点上，费尔巴哈骂黑格尔是精致的神正论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上帝是人的类本质（关系）的异化，黑格尔不过是以客观理念取代了神。阿多诺说，“唯心主义的精神概念利用了通向社会劳动的道路：它容易把那种同化个体行动者的一般劳动美化成一种自在，但却忽视了个人”③。这是近代客观唯心主义形成的真正现实之根。我以为，阿多诺这个分析是精到的。他摆脱了那种将唯心主义简单颠倒的做法，似乎只要将“绝对观念”换成“物质”，黑格尔就会成为唯物主义，观念的辩证法就会质变为唯物辩证法。这真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戏法。人们没有想，哲学唯物主义中那个抽象的“物质”实际上仍然是社会劳动关系的无意识硬化，或者是海德格尔意义上那种形而上学化了的“存在者”。

当然，阿多诺也不赞成将类哲学简单地倒过来，变成克尔凯郭尔之后那种新人本主义的个人至上论。因为在现实中，马克思的经济学已经揭示了作为物化了的人的类（社会）关系，即“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中是在人们头顶上实现的”。他显然并不能肯定施蒂纳之后对类哲学的简单而粗暴的否定，他还是主张类与个人、普遍与特殊的一种辩证的星丛关系。阿多诺指出：“普遍与特殊的辩证中介不允许一种选择特殊的理论过分热忱地把普遍当作肥皂泡来对待。因为这种态度使理论既不能把握普遍在现状中有害的统治地位，也不能把握那种在给个人以其应得份额时使普遍放弃它不幸的特殊性的状况的观念。”① 阿多诺这里所讲的“选择特殊的理论”就是指施蒂纳以后，尤其是克尔凯郭尔之后的以个人为本位的新人本主义。这当然也包括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学观念。

阿多诺说，唯心主义关于精神的理解更深入的一种界说是将其规定为“一种活动”，而“精神作为一种活动是一种生成”②。在费希特、黑格尔以及后来的柏格森、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这是一种存在等级，物是现成的，精神作为生成性的活动则是创造性的，因此只有“精神的活动才建构出内在时间性和历史性”，也由此才生成历史，以及精神建构在其中积累起来的被生成物。相对于直观的旧唯物主义，这是有深度的思考。可是，我们也只有在上述阿多诺的历史唯物论诠释中才能破译其中的秘密，即真正进行历史建构的不是精神活动，而是人类的社会劳动活动才现实地生成历史。这样一解读，阿多诺就占了上风，他抓住了唯心主义思想家把精神解释为活动时所肯定要碰到的问题，即什么在活动？事实是“任何活动都不会没有基底”。精神活动的生成性显然是有前提的，这不是物质实体，而是社会主体实践活动的生成性。在这个语境中，阿多诺与马克思所说的意识“没有历史”一语是基本一致的。

阿多诺说，唯心主义哲学家们不会想到，“正是由于把精神规定为一种活动，才内在地迫使哲学从精神走向精神的他者（Anderem）”①。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他者”实际上就是精神想摆脱而又无法真正摆脱的现实社会历史起源。也因此，在费希特那里，“只有当自我本身也是非我时，自我才对非我做出反应，才 ‘做’某种事情。只有这样，‘做’（das Tun）才是思维”②。没有对象，主体即是虚无，只有面对对象支配对象，才会构成主体，支配活动本身才有可能被精神化和本体化。这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和海德格尔抽象地功能化理解的存在的秘密。阿多诺认为，也由此，思维如果总是在自身本体性的生成建构中包含异己的对象，这就必然“破除了思维高于它的他者的至上性”，包括作为“一切活动的最高抽象——先验的功能——不应具有先于实际起源的优先地位”，这就恰恰打破了唯心主义本身的第一性原则。说到底，“主体只能作为一个与非我相和解的东西而获得解放”③。这是一种很深的辩证法。所以，阿多诺指出，当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不知不觉地把思维中的唯物主义要素精神化，将其变成超越一切存在物的纯粹功能性”，特别是“随着存在学说用魔术清除掉了寓于唯物主义存在概念中的对虚假意识的批判，它自己也就成了意识形态的”④。当一种哲学通过玄秘的思辨把真实的客观现实蒸发掉，让受奴役的人们去追问十字架上的真善美，诗意地承受苦难，说它是一种新的“麻痹人民精神的鸦片”，这可能并不为过。

3．否定的辩证法与唯物论

我已经说过，在阿多诺这里，深入地批判唯心主义决不意味着他会赞同任何一种形式的旧唯物主义。阿多诺专门指出，承认“意识依赖于存在，这一说法不是颠倒过来的形而上学”⑤。这也就是说，他反对唯心主义，反对将精神变成一种自在的自足的总体，拒绝精神的同一性强制，揭露它对现实的依存性，但是，承认精神依赖于存在，并不是要倒过来将人所面对的客观存在也变成自在自足的物质实体，倒退为同样建构抽象同一性总体逻辑的哲学唯物主义。比如，在灵与肉的关系上，一些唯物主义论者在反对了心灵第一性之后，就倒过来标举身体第一性。这实际上是同样可笑的。阿多诺尖锐地指出：“关于心灵与身体的先验性争论是一种前辩证的做法，它继续吃力地背着关于一种 ‘第一性’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心灵与身体的这种二元划分本身就是同一性哲学的结果，这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抽象设定，在现实存在中心灵与身体是不能分离的，也不是在那种抽象界划之后一者对另一者的同一性强制统一。

其实，我发现阿多诺在这一部分的最后并没有真心打算从正面描述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他倒是很激动地将本文的这一重要结尾部分留给了批判前苏东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中的唯物主义模式。阿多诺十分不客气地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唯物主义，或者说，当唯物主义一旦畸变为教条主义成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它就可怕地畸变为一种不可理喻的理论伪造。此时，唯物主义其实是最不唯物的。他说，这种“唯物主义的伪造部分表现了一种高级哲学的伪造、精神的专制的不真实性”。也是在这里，阿多诺针对斯大林式的前苏东意识形态体制说了一段分量很重的话：“以一种无产阶级（长期被官僚管理的）的专政（已半个世纪之久）的俗套借口，政府的恐怖机器牢固确立为永久的制度，嘲弄了它们挂在口头上的理论。它们把它们的仆从拴在它们最直接的利益上并让他们一直愚蠢下去。”① 我认为，这一批判性理论指认用来批判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人的精神状况也是合适的。当人没有独立的精神人格，理论本身（哪怕它是自称唯物主义的）就以一种直接的总体同一性成为恐怖的思想禁锢。在这种同一性中，个体精神长期维持在一种低水平的愚昧状态之中，人们会在口头上大讲唯物主义，却同时践行着巨大的唯心主义行动。1958年，当农民老大爷通过面前的石头现身说法在论说哲学唯物主义时，人们却在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蠢事；当70年代中期人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的时候，这也是“四人帮”形而上学最猖獗的时期。阿多诺说，正是在类似的状态下，“唯物主义开始堕落成它想防止的野蛮状态”②。

我注意到，在同一个批判视域中，阿多诺在理论上用了较多的笔墨来说明认识论。这是他历来比较关注的一个理论视角。阿多诺以前就说过，在认识论层面上承认“洞察客体的首要性并不是恢复旧的直接知觉”①。或者更直接地表述为，“不搀杂任何思想和形象性的想象中的纯客体，是抽象主观性的直接反映”②。这与我们前面看到的他对哲学唯物主义的否定性立场是基本一致的。在阿多诺看来，前苏东的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中的唯物主义存在着巨大理论缺陷，这就是追求体系哲学的总体同一性。在认识论方面，则表现为将意识的本质简单地看作对象的直接映像，以建造一种太监式的客观主义。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先将对象形而上学地视为总体的同一的现成物，然后再将意识看成对象的直接“符合”。可是，他们没有想过，“如果物质是总体的、无差别的和绝对单一的，那么其中就不会有任何辩证法”③。这是形而上学物质本体论的致命问题，即非历史的逻辑规定。人的认识同样如此，意识只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有限的认知结果，它不是对象的直接映像。所以，“官方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靠法令而遗漏了认识论，认识论则以映像学说对它进行报复。思想不是事物的一种映像（只有按欧几里得的唯物主义神话，虚构用物质来发射映象，思想才成为映象），而是针对事物本身”④。为什么呢？

因为在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认识论中，“映像的总体混合成现实性面前的一堵墙。映像理论否认主体的自主性，否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客观辩证法和运动。如果主体坚持执拗地反映客体——必然抓不住客体，客体只对思想中的主观盈余开放自身——那么，结果便是一体化管理的不安宁的精神沉寂”⑤。抽象的反映论将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认知结果错认为事物本身，这就堵塞了主体认识客体的道路，成为“一堵墙”。在这里，自以为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会不知不觉地重新堕入唯心主义。阿多诺强调主体自身的自主性，强调社会历史存在中由主体的生产活动不断构成的时间性运动，这是一种主体建构的“盈余”。否则，抽象的反映论就必将成为社会现实中一体化强制的帮凶。也是在这一点上，阿多诺说：“只有不倦的物化意识才相信，或者说才说服别人相信：它拥有客观性的照片。这种意识的幻觉变成了教条的直接性。”① 因此，马克思“很少给 ‘反映’之类术语放太重的砝码”。

阿多诺认为，马克思所开创的批判性认识理论必然是反思的。在批判性的反思中，哲学的对象不是某种“直接的东西”，好像它可以“把这种东西的复制品背回家”。“知识不像国家政策那样用一个画廊来收藏它的对象。毋宁说，知识是按对象的中介来思考它们的：否则它就会满足于描绘门面。正如布莱希特所承认的，毕竟感官知觉的标准——甚至在它合适的位置上也是过分夸张和有问题的——不能应用于完全被中介的社会。按其运动规律而移入主体中的东西不可避免地被意识形态的现象形式所掩盖，从而逃避这种标准。”②阿多诺这里所指认的不是抽象的哲学认识论，而是历史性的社会认识论。理论不能成为政策的论证工具，不然的话，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一定是一个骗局。阿多诺为此指出：“任何理论都不可以为了取悦于鼓动家的简单性而在客观地获得的知识上装傻。理论必须反映这种知识并促进它进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不意味着容忍思想的软弱，即压抑性社会所生育的怪胎。”③ 抽象的反映论是非历史非批判的，这种非反思的反映论被阿多诺称之为“表象的思维”。他说：“表象的思维是无反思的——一种非辩证的矛盾，因为没有反思就没有理论。如果意识在自身和它思考的东西之间插入第三种要素，即映像，它就会不知不觉地再生唯心主义，观念的躯体就会取代认识对象，而这些观念的主观任意性正是权力当局的任意性。”阿多诺坚决反对认识的直指性。如果人们被训练为简单地肯定现存的东西，看到、听到、摸到的东西就是客观必然性，那么这就是在制造一种“主观的实证主义与现存政权的共谋”。这说得很恐怖，但却是真理。

更深一层看，在社会生活层面上停留在直接性东西上的哲学唯物主义也必然导致一种新的物欲主义。这是说，一旦人们把追逐现实的物质利益当作惟一目的，唯物主义就开始变得庸俗起来。也由此，阿多诺认为，这时社会生活本身“在自己最唯物主义的地方，唯物主义开始与神学一致起来，它的强烈欲望是复活肉体，这对唯心主义、绝对精神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欲望”。阿多诺的意思是说，反对唯心主义也不是要使社会生活变成对物质利益的绝对追求，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透视图的没影点将是它的自我升华”，即从“物质需要的第一性中解放出来”①。阿多诺这里的表述不能说是错的，但其中交织了很深的高层次逻辑混乱。这就是阿多诺没有理解的马克思历史哲学视域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之分。

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我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1995年）和《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1999年）两本书中，已经专门分析了这一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我发现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中存在的重大理论缺陷之后的对应性研究。在那里，我仔细区分了马克思哲学在这一理论主线中的异质进展：第一，阿多诺这里所讨论的“物欲主义”，恰巧是1840年前后还处在唯心主义构架中的青年马克思拒斥唯物主义的理由，那时，唯物主义是容克地主所追逐的“三文铜钱”可买来的下流拜物教。第二，在马克思1845—1858年重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开始逐步被分层为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承认物质生产过程永远是人类社会历史存在与发展的一般基础的观念，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也从来没有打算放弃这一理论原则。二是马克思注意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资本主义工业所创造的商品—市场经济王国中，人们在追逐物质利益的盲目运动中使人所创造的经济力量颠倒地畸变为统治因素，此时，社会生活中“物质第一性”的本质恰恰是布尔乔亚式的拜物教。在这后一个方面中，马克思的确又使（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成为超越必然性王国的思想武器。阿多诺把这样几个理论层面混在一起，表达了一个在马克思那里能说清楚却被越讲越混乱的观念。

不过，无论阿多诺的观点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他的告诫对今天步入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生活来说都有值得思考的意味：过去的年代在追求理想化的观念目标中，错将精神价值取向变成座架社会生活的基础，贫穷土地上的革命浪漫必不能长久；一旦我们意识到物质生产是历史存在的真正基础，复归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一般法则是对的，可是，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生活都不可能仅仅靠追逐物质利益而得以健康发展，特别是在一个还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民族发展道路上，防止物欲主义自然是一个重要的警示。赫亨戴尔讲得对：“《否定的辩证法》并不简单地取消主体，而是在统治原则与对社会系统的抵抗之间展开一种辩证的张力。”① 真实的辩证法，其实是不易达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