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笃志中兴
两天之后，从山海关飞骑而至的急报证实了崇祯的预感：宁远发生了兵变！大明朝传到崇祯手里，就像一座曾经豪华而美不胜收的庄园，几经风吹雨打，渐渐显露出它的衰败与腐朽。曾经富丽堂皇的雕梁画栋、舞榭歌台，油漆已经剥落，梁柱渐渐扭曲；曾经蔽雨遮风的房顶已经透风漏雨，密封的门窗变得破旧残损，任由狐鼠出入。如果照这个样子下去，它肯定维持不了很长时间了。
大明朝在风雨中摇摇欲坠……
或许它并非没有可能重新修缮加固，但那需要一个聪明干练而且经验丰富眼光长远的设计师，还需要一批精干的能工巧匠。否则的话，不够干练与不够聪明的修缮，只会不小心碰断了那些虽然腐朽，但还能够坚持若干时间的梁柱，反而更加速了它的坍塌。如果这样，反倒不如分毫不动，任它自生自灭的好。
万历、泰昌、天启这三个曾经先后掌管过它的人败坏了这座庄园，把它搞得乌烟瘴气，无法收拾。他们先后死掉了，把沉重的包袱留给年轻的继承者——崇祯。
崇祯是一个勤奋而聪明的皇帝，如果他早生五十年或一百年，那么他的全部历史都会改写，或许他会以一个伟大而英明的君主的形象留在明史的本纪之中。遗憾的是他生不逢时，继承了一个嘈杂混乱的烂摊子。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下了蒺藜，后人收获的只能是痛苦。更让人遗憾而且悲哀的是，崇祯深信自己有能力把这座庄园恢复成原先的模样，过分的自信带来了难以吞咽的苦果。在一次与臣子们探讨治国之道的时候，崇祯问：
“依诸卿看来，朕欲国家大治，当效法何人？”
“当效法唐太宗！”有几个人说道。
“别的暂且不说，太宗后宫的混乱，朕深信自己决不至此！”
就连人人称慕的唐太宗，在崇祯眼里尚且有瑕疵可寻，可见他在潜意识中把自己摆在一个多么完美的位置上。
事实上，他相信自己具备的聪明与能力远远超出了他实际具有的聪明与能力。在凭一己之力除掉了魏忠贤这个最为硕大、为害最重的蛀虫之后，他对自己更加深信不疑。在他的对于复杂的政治生活还显得简单幼稚的头脑里，一个中兴盛世将在搬倒魏忠贤之后不久到来！
魏忠贤恶贯满盈，自杀而死，对这一结果，反应最快的不是崇祯或别的什么人，而是魏忠贤的首席死党崔呈秀。
当时，崔呈秀正在蓟州老家守孝，听说魏氏死讯，情知大势已去，便召集众姬妾于一堂，罗列八珍，通宵痛饮，每喝一杯酒，就将手中珍奇名贵的酒杯摔个粉碎。他执政数年，搜罗的奇珍异宝、珍玩古董无数。此时崔呈秀乘着醉意，将珍宝中单薄易碎的全数毁掉，摔完了，还对着那些无法收拾的金银元宝哀叹连连，恨恨不已。
痛饮之后，他也步了魏忠贤的后尘，上吊死了。他的一位最宠爱的小妾萧灵犀贪恋故主，舍不得就此而去，穿戴整齐之后，也上吊以身相殉。
更为悲惨的是客氏。浣衣局的太监、宫女没人把这个脾气恶劣的老婆子尊为先帝奶妈，客氏在这里，受了不少嘲讽、奚落与侮辱，浣衣局的条件比起客氏原先居住的锦衣玉食、奴婢成群的西五所有着天壤之别，客氏在这里度日如年，苦不堪言。魏忠贤死后，崇祯派人到浣衣局，用竹板子将客奶妈活活打死了。
崇祯传旨，将客、魏、崔三个人的尸体分别凌迟碎斩，头颅分别悬挂在京师、河间府与蓟州示众。天下百姓受够了客魏的淫威滥刑，尽皆拍手称快，没有感到这样做过于恶毒。
客魏子弟客光先、魏良卿、侯国兴都在西市问斩。其他的昆弟子侄若魏志德、魏希圣及崔呈秀之弟崔凝秀、子崔铎等十余人，平日作恶多端，狗仗人势，现今也遭到报应。最惨的是魏忠贤之侄魏良栋、侄孙安平伯魏鹏翼与崔呈秀之子受封锦衣卫指挥使的崔镗，都还只是三两岁的孩子，只因为投错了胎，受到父辈牵连，也一并赴市。行刑时，几个孩子都在襁褓之中，魏鹏翼还盹睡未醒，他们都不知道刽子手的鬼头大刀正悬在自己的头上。围观的京师百姓一想到这些年自己遭受的惊恐惶骇，都觉得天道好还，善恶有报，对客魏崔三氏的后代斩草除根也并不过分。
客氏私邸中搜出的八名宫女也被悉数用竹板子打死，无辜地作了客魏的牺牲品。
崇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处置完客魏家庭中的成员，又着手对付魏忠贤的心腹死党。御史吴焕、叶成章上疏奏道，魏逆用事，多凭外廷文臣武将谄媚阿附，当时有“五虎”、“五彪”的名目。“五虎”是文臣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吴淳夫、大常寺卿倪文焕、兵部尚书田吉、左副都御史李夔龙，此五人主谋议；“五彪”是武臣锦衣卫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锦衣卫指挥崔应元、东厂理刑官孙云鹤、东司理刑杨寰，此五人主杀戮。此外还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常寺少卿曹钦程等称为“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不可胜数。崇祯这才清楚知道魏忠贤党羽如此之多，势力如此之雄厚，心里禁不住为自己处置魏忠贤时的刚猛作风感到后怕。于是他传旨将倪文焕、李夔龙等阉党大员先收入狱中，其余周应秋等罪过稍轻者予以轻拟，或罢官，或削籍，或降职调用，免得震动太大，又生事端。
御史高弘图上疏，指斥提督操江右佥都御史刘志选、前兵部尚书刘诏、太仆寺卿梁梦环三人禀承客、魏意旨，陷害先帝张皇后之父张国纪，攻讦张皇后，倾危社稷，摇动中宫，其罪不在“五虎”、“五彪”之下，宜亟行诛戮，以正国法！
崇祯早知道先皇后张氏刚直正派，与客氏势如水火，而且自己之所以能登上皇位，张皇后居功至伟。当时顺天府丞刘志选上疏污陷张皇后不是张国纪之女，曾引起举朝震动。崇祯听徐应元说，当时兵部尚书邵辅忠、工部尚书孙杰俗借厚载门匿名榜贴的事件兴大狱，借机摇动中宫。他们准备草拟一道奏疏，募人抄录奏上，谁知奸党都害怕倾谄不成，害了自己，无人应承。这时刘志选伺机而出，此人年逾七旬而锐进无厌，曾经对自己家人说，自己已经老了，必然死在魏忠贤之前，即使阉党失败，祸患也不可能落在他的头上，于是他把邵、孙草拟之疏拿来，抄录呈上。在疏中，极力污蔑张国纪，暗示皇后乃是狱囚孙二之女。刘志选种种丑态，令人作呕。如今魏忠贤已死，崇祯腾出手来，恰恰高弘图上疏，正合皇帝之意，于是传旨将刘志选、刘诏、梁梦环三人下狱。
崇祯凭着皇帝的威权，处置了一批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阉党大员，在朝廷内外赢得崇高的威望，正直官员、天下百姓奔走相告，拍手称庆。数十年低落抑郁的心情豁然开朗，举朝上下，欣然望治。
魏忠贤死后没几天，崇祯传谕兵部：
“各处镇守监军太监，一概撤回。凡相机度宜，约束吏士，无事修整战备，有时出兵却敌，俱听各镇守督抚便宜调度，不准再委任不专，体制不清，互相倾轧，以为籍口。各镇督抚诸臣，大小将领，务须提起精神，殚精忠画，以副朕怀！”
旨下，分遣在宣大、蓟辽、东江各地的内官协镇，各自收拾起铺盖卷，灰溜溜地回到京城，听候派遣。边庭将士见撤除了寻衅滋事、假充内行的监军宦官，俱各欢欣鼓舞，颂扬圣德。与此同时，平反昭雪冤屈而死的大臣的旨意也传了下来，其中以免除天启年间逮死诸大臣的坐赃一项，最为万姓拥戴。
天启年间，许显纯掌北镇抚司，苛刑逼供，伪造供词，送到这里的朝臣，几乎没有一个不被污为贪赃受贿。如左副都御史杨涟坐赃二万，御史左光斗二万，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三千，刑部主事顾大章四万，其他如周起元十余万，缪昌期三千，周宗建一万三千……这些受污或自污的官员政绩如何姑且不论，立身却都相当清廉，家中积蓄无多，他们的家属为还清这些所谓“赃银”，大多倾家荡产。杨涟的母亲、妻子把家产变卖净尽，只好住在谯楼上，两个儿子靠乞讨赡养祖母和母亲；左光斗更惨，为了追赃，其家有十四人被逮捕，其兄左光霁死于狱中，母亲悲极而亡，整个家族为之破产。崇祯决定停止追赃，释放其家属，真正的是拯人于水火之中，天下百姓交口称赞。
弹劾客魏党羽的奏章像雪片一般飞来，几乎压断了崇祯的案头。有些不着边际的奏疏，时常令崇祯恼火，他深深感到朝臣之间党同伐异的风气之盛，因而力图压制这股于国于朝无益有损的恶劣作风。户科都给事中解学龙上疏，弹劾蓟州巡抚王应豸克扣军饷，激使兵变，又指责王应豸是魏忠贤私党。崇祯览疏之后，勃然不悦道：“王应豸克扣兵饷，虐待士卒，本身就是不赦之罪，又何必牵强附会，指责他是魏党所私！”
自从嘉兴贡生钱嘉征一纸奏疏，弹劾魏忠贤十大罪状，导致客魏一伙身败名裂之后，声名大振，举国皆知。一些生员纷纷仿效，指责朝臣显宦，有的确有真凭实据，有的则捕风捉影，不过想趁机捞取名誉，用以骄人。一时间监生、秀才上疏议政的缕缕不绝，渐成风气。
依照大明律例，凡国立学校的学生，不论是监生、贡生还是秀才，一律不准议论国政。在太祖朱元璋钦定的“卧碑文”中有明确规定：“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违者轻则革去功名，重则依律定刑。钱嘉征上疏时，所论之事正中崇祯的下怀，所以他不纠缠于祖制，将他的劾疏抄录于邸报，公布于天下。现在言路渐开，崇祯已经不再需要生员们说三道四，便欲借机刹住这股风气。浙江山阴监生胡焕猷劾奏黄立极等四位内阁大臣的奏疏，恰恰就在此时撞到了崇祯的枪口上。
胡焕猷有感于朝臣在魏忠贤当政之时，唯唯诺诺，毫无主见，又见魏氏生祠遍地，叩拜颂扬的高官丧尽廉耻，中心有激，弹劾的矛头直指内阁全体成员，疏云：阁臣黄立极、张瑞图、施凤来、李国木普四人，身居揆席，漫无主持，揣摩意旨，专旨逢迎。甚至顾命之重臣，毙于诏谕；伯侯之爵，上公之尊，加之于阉宦！浙江、直隶各处建碑立祠，阁臣竟至撰文称颂，宜亟行罢斥，并乞查督抚按院之倡议建生祠者。且圣上有旨，凡含冤诸臣之削夺牵连者，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至今部院九卿科道，拖延阻隔，大违圣上体天爱民之意，宜亟查阁臣办事不力之罪！崇祯心里既然存了矫正生员擅议国政的念头，对于一个书生轻诋内阁全体成员及九卿科道诸臣的狂妄行为也有些厌恶，就下令将胡焕猷逮捕治罪。
不久，刑部便迎合皇帝的意思，依“卧碑文”中生员不许议政的条例，判处胡焕猷杖刑，并革去监生的功名。
这日早朝，刑部尚书薛贞呈上对胡焕猷的处置意见，崇祯命群臣公议。
黄立极早已听到有人弹劾自己的风声，这些天一直忐忑不安，今天见刑部拟定了胡焕猷的罪名，提着的心放了下来，乐得趁这个机会摆一下自己的高姿态。
于是，他第一个出班启奏：
“陛下，微臣罪孽深重，以辅臣之尊，竟招致一个书生肆意轻诋，给朝廷带来莫大耻辱。臣惶恐不能自安，况且微臣年已老迈，不能胜任首辅的职位，请陛下准许臣告老乞休！”
崇祯对黄立极本没有什么好印象，现在既然已处置了胡焕猷，便不想与他多纠缠，于是冷冷说道：
“胡焕猷轻议辅臣，朕心甚恶，已由刑部定罪，你不必多言！”
施凤来见皇上替内阁大臣说话，登时来了精神，忍不住要自我辩白一番，出班奏道：
“万岁，并非臣等逢迎魏逆，想那魏忠贤，凭借着先帝宠信，取旨轻而易举，臣等依上意拟旨，一言不合，就命改拟。魏忠贤是虎狼之性，一触即怒，四年以来不知有多少骨骨更之臣被其残害。臣等并不是不能以死抗争，可是死了又有什么实效呢？微臣不得已而周旋其间，是想尽其所能，做一点有益家国的事情，以尽区区报国之心。当年汉之周勃、陈平，唐之狄仁杰，居的是两难之地，行的不也是为国利民之事吗？”
崇祯之所以倾向于治胡焕猷的罪，是不喜欢一个无名书生对朝中显赫指手划脚，并非是觉得黄立极、施凤来等人言行无玷，无可指摘。相反，在内心里，他倒对胡焕猷所说深有同感，此刻听施凤来这一番无耻的辩白，心下怫然不悦，道：
“施凤来，依你所言，你等四人不能有所匡正，反而揣摩逢迎，倒是卧薪尝胆，仿效陈平、周勃、狄仁杰吗？”
施凤来听着皇上口气不对，暗暗吃了一惊，只得硬着头皮说道：
“微臣作为，自然不敢与陈、周诸公比拟，但是用心良苦则一般无二，请万岁明察！”
崇祯从案上抽出一卷疏奏，一抬手甩了出来，说：
“你自己拿去看看，陈平、狄仁杰也写得出这样的文章吗？”
施凤来躬腰曲背，上前拾起那奏疏看时，顿时羞红满面，哑口无言。原来，这是魏忠贤当政时，他递上的一份奏疏，其中阿谀奉承柔媚肉麻的词句不在少数。想不到崇祯竟然早有准备，当场给了他一个难堪。
当下，施凤来再不敢说话，灰溜溜地退回自己的位置。张瑞图见黄、施二人都讨了个没趣，生怕自己一开口，又碰到皇帝火头上，索性装聋作哑，扮了缩头乌龟。
李国木普这时站了出来，道：
“陛下，臣等四人当魏忠贤虐焰熏天之时，既不能挺身而出，挽救朝廷之危难，又不能自请罢黜，虚位以待贤者，确是有负天恩，臣请将我等四人一体斥逐，另选贤德之士充诸内阁，以期有益于国家。”
此言一出，崇祯轻轻点了点头，表示欣赏。他素知李国木普虽与魏忠贤同乡，屡屡受其提拔，但立身还算清正，从不依附客、魏，在刘志选、梁梦环恶毒攻击张皇后父女时，还极力护持皇后，在朝臣中口碑不错。这次见他说出这番自责的话，心里稍觉安慰。
但施凤来、张瑞图却吓了一跳，心里面暗自叫苦，想：你李国木普不愿在内阁呆着，自己请求辞职倒也罢了，何必连我也搭上？！两个人都怕碰崇祯的钉子，谁都不敢站出来说自己不想丢官。
李国木普并没有就此打住，反而替弹劾自己的胡监生求起情来：
“万岁，胡焕猷以监生身份议政，大违太祖遗制，理当依律处置。不过，他议政乃出自公心，忧君忧国。臣请万岁爷念其初衷，念贫家子考取功名殊为不易，姑且饶过他这一遭，下不为例。不知万岁意下若何？”
崇祯也没想到李国木普会来这一手，觉得他不光能持正论，而且颇有长者之风，心下大慰。于是欣然说道：
“李阁老既如此说，那就姑且饶过胡焕猷这一遭。不过，近来书生议政之风日渐盛行，该当有所遏制，太祖遗训俱在，若任由书生议政，要将遗训放在何地？”
礼部尚书来宗道赶紧说道：
“臣立刻就发布文告，重申太祖宝训，杜绝书生乱议朝政的举动。”
那刑部尚书薛贞本是魏忠贤一手提拔起来的，如今变了形势，少不得委屈求全一阵子。这次胡焕猷弹劾内阁、九卿、科道诸官，他本拟重判，借机压制一下汹汹而来的舆论，谁知却被李国木普给搅了局，心里老大不高兴，却又无可奈何。
散了早朝，李国木普踱着方步，一边思考着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也朝午门走去。施凤来从后面赶了上来，抱拳说道：
“李大人，今天多亏你足智多谋，欲擒故纵，才使得我等阁臣转危为安。高明，高明！说实话，当时你说要把咱四个连窝端掉，可把老夫吓了一跳哩！”
李国木普一时转不过弯来，呆呆地看着施凤来，缓缓说道：
“你说什么欲擒故纵，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
施凤来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露出感叹钦佩的神色说：
“想不到李大人比我年龄小十几岁，作官少二十多年，却有这般城府，真让施某佩服得五体投地，看起来老夫真的该退休啦！——噢，我还有事要办，恕我先行一步！”说着，施凤来一拱手，而后扬长而去。
李国木普呆在原地，看着施凤来意气风发地远去的背影，还是弄不清施凤来刚才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他不再理会这事，继续慢吞吞地向午门方向踱去……
老迈的黄立极终于下决心上疏乞休了。尽管在杨维垣、薛贞明里暗里、或公或私的帮助下，平息了胡焕猷弹劾的风波，但皇帝冷淡轻蔑的态度还是令他惶惶不安。他老了，不想再花心思与勤奋英明的皇帝一起开拓新的承平时代，也不想与那些瞪大了眼睛盯着自己的位子的同僚们勾心斗角，他需要休息了。接连上了三道奏疏，崇祯才认可了他的辞呈，而且在圣旨中官冕堂皇地将他称赞了一番。黄立极自觉脸上有光，心满意足地回老家去了。
施凤来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首辅。不过，这份迟到的升迁并没有让他太高兴，因为时势已然不同以往了，施凤来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体察到这一点。皇帝因他在天启年间的表现，对他早有了成见，就算他再长袖善舞，也不可能改善与皇帝的关系了。
就在施凤来当上首辅不到两天，崇祯传旨：罢吏部尚书周应秋、刑部尚书薛贞，以房壮丽代吏部尚书，苏茂相代刑部尚书。其实，这不过是皇帝有计划地清除魏忠贤余党计划的一部分，照这样一路追究下去，他施某早晚也逃不脱锐气正盛的皇帝的清查。
积四十年官场磨练，施凤来练就了一套察言观色、逢迎揣摩的好功夫。他猜想，皇帝准了黄首辅的辞呈，又多次表现出对内阁阁员的不满，定是有心要淘汰一批内阁辅臣，换上几个有魄力合心意的辅臣。既是这样，倒不如自己以退为进，先上疏请求皇帝增加内阁名额，补充新鲜力量，既顺了皇帝的心愿，自己也落一个为国荐才的美名，不至于被皇帝一道圣旨给打发掉。
事不宜迟，施凤来当即修了一道表章，称时危世艰，国家多难，需要一大批干练多才的官员出来辅佐皇帝重开盛世。而今黄立极致仕，内阁空虚，恳请万岁降旨补充阁员，以舒解皇帝与辅臣的忧劳，将魏忠贤等人遭塌得一塌糊涂的国家重新推向繁荣。
奏章呈上，果然正中崇祯下怀。他立即召集内阁、五府、六部、九卿科道的显宦大员们商议此事，这些官场老手看到皇帝神色，早知道了他倾心此事，谁也不愿拂了皇帝的兴致。况且，议事官员都是有资格被挑选入阁的，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从公从私都是一件大好事，自己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平时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的大员们此时众口一辞，纷纷称赞万岁英明。崇祯大喜，随即降旨，命诸臣按廷推旧例，九卿科道官员们从公博议，会推有资格有能力的官员十几人，以备皇帝点检擢用。
经过近一个月的选拔淘汰，平衡较量，吏部将会推结果呈报给皇帝，礼部侍郎孟绍虞，礼部尚书来宗道，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等十二人赫然在列。崇祯拿着这份名单，一时间陷入了沉思。
到目前为止，崇祯作皇帝也不过四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在这期间，他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与魏忠贤有关的事情上，至于六部尚书、侍郎、六科给事中、都察院、太常寺等等权威部门官员们的政绩优劣，人品高下，他几乎毫不知晓。若从吏部提供的名单上挑选几个称心如意的干练之臣，确乎是一件难事。
当然，他完全可以单凭这些人的履历表，随便勾划几个了事，可是他无与伦比的责任感根本不允许他有这份想法，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情来。也许应该查问几个为官时间较长的朝臣，以他们提供的信息作为自己取舍的依据？可是，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趁此机会吹嘘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同僚呢？阁臣仿佛自己的股肱一般，若是挑选非人，将是国家之不幸啊！
这么想着，不觉走出殿外，远远地听两个人在聊天，辨别声音，是老太监王承恩与年轻的太监卢维宁。崇祯不觉止住脚，想听听两个人在说些什么。
“天意如此，谁又违抗得了呢？当年楚霸王勇冠三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还不是死在流氓无赖一样的刘邦手里？人别跟命争，是你的总是你的，若不是你的，争也没用。”王承恩老迈的声音。
“那么，满朝文武都安身立命，碰到魏忠贤这样祸国乱政的佞臣贼子，也应当服从命运的安排，不作冒死直谏的冤大头喽？”卢维宁问道。
王承恩摇头，缓缓说道：
“这又不尽然。一个人穷达当安于天命，不安命则奔走倾轧，无所不为。就像李林甫、秦桧等人，即使不陷害忠良，也是宰相之命，他们不安天命，倾陷善类，白白增添了自己的罪业。但是若遇国计民生的利害，就不当言命，天地造化生长才良，朝廷设置官吏，正是要借此补救气数，官员身负千百人家的身家性命，却束手无策，全都委之于天命，朝廷设置衙门官吏还有什么用？像魏忠贤祸国殃民，最终恶贯满盈是命当如此，但如果从万岁爷这儿讲，斗智斗勇，机变权谋，就不是命。咱万岁爷在神庙、光庙、熹庙之后君临天下，一举铲除积年遗患，正是我大明朝命在中兴、重开盛世之兆啊！”
恰当此时，卢维宁一眼看见皇帝就站在不远处，急忙躬腰曲背，侍立一旁，再不敢言语了。王承恩经验更为老到，一见卢维宁的神态，已断定是皇上到了，忙侧转身形，躬身行礼，口中道：
“奴婢迎接万岁爷！”
崇祯听王承恩一番言语，心有感触，匆匆走过王、卢二人身旁时，鼻子里“嗯”了一声，算是回答。走出一段，他又匆匆掉过头来，奔回殿中。王承恩说的“天命”，正触到迷惘中的崇祯的心神，他忽然对点检阁员有了主张：既然上天注定把中兴明朝的责任落到自己头上，那么自己何不仿效古代选贤择能的方式，用枚卜之法，让上天来决定辅臣的人选呢？
崇祯将自己的主张与施凤来、张瑞图等人一说，阁臣们都唯唯称是，而且称颂皇上特立独行，出奇翻新。崇祯大悦，更加坚定了枚卜的决定，命礼部官员赶紧翻查古代典制，准备器仗卤簿，举行盛大的枚卜典礼。钦天监报上奏表，称七天之后乃黄道吉日，可以举办典礼仪式。到了这一天的黎明，文武百官穿戴朝会礼服，分由左右掖门进入，至丹墀分东西两排，面北站立。绵衣卫甲士甲胄鲜明，手持仪仗卤簿，从丹陛一直排到奉天门外。殿内，金吾卫的护卫官面色凝重，呆若木鸡。
仪礼司奏执事官行五拜礼，礼毕，奏请皇帝升殿。崇祯身着衮龙袍，头戴官冕，在十二名仪礼司太监引导之下走进奉天殿。仪礼司的乐工立刻奏起中和韶乐，其声中正平和，淳美无比，令人焦躁之心顿时消解。
尚宝司捧御宝前行，导驾官在前引导，扇开帘卷，崇祯迈步行至昊天上帝的神位之前，尚宝司官将香案设于皇帝之前，中和乐止。崇祯接过一支燃着的香束，毕恭毕敬地插在紫气缭绕的香炉里，接着退后三步。赞礼官长声高呼鞠躬，大乐随之奏响，崇祯为首，群臣一起向天帝的神位行祭拜之礼，礼毕直身，大乐声止。
崇祯容色肃穆地站在香案之前，屏气凝神，静静地望着殿顶。此时，他心潮澎湃，难以自止。可尊敬的昊天大帝呀，赐给我贤能德良的臣子吧，赐给五谷丰盈的气候吧，赐给我国泰民安的时代吧，赐给我无尚的威权与无尚的智慧吧！我朱由检要在你的恩赐与抚慰之下，治理你的臣民，统御你的山河，创造一个繁荣而昌盛的时代，我请求你永远与我站在同一个视点上，眷顾我，扶助我！
祈祷至此，崇祯轻轻地合上了双目，眼角积聚起两滴晶莹剔透的盈盈泪珠。他仿佛觉得，那遥遥宇宙之中的天帝正在怀着一颗悲悯仁慈的心注视着他，为他的虔诚所感动，他的整个身心都在那柔和慈爱的目光中沐浴、升华。
约摸有一刻钟的样子，崇祯的身体才有了新的动作，静寂得没有一点声息的大殿也响起衣服摩挲与众人的呼吸叹气之声。尚宝司的官员早将宝案设置好，宝案上放好一个制成葫芦状的大肚儿金瓯，这就是枚卜大典的最主要的工具。
两名礼科的给事中走上前，一个掀开金瓯的盖子，另一个将写有孟绍虞、钱龙锡等人名字的纸签依次放置于金瓯之中，每放一个，都先由司礼监的官员查验一下，大声朗读出来。有七名备选官员都在百官的行列之中站着，十四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那给事中将自己的命运放在金瓯里面，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大气儿也不敢出一声。
司礼监太监王本政双手捧着一只镶金的水晶盘，躬身走到崇祯侧旁，内赞官高声诵道：
“请陛下行枚卜大典！”
崇祯伸手，从盘中拈起一双象牙筷子，上前两步，走到宝案前。礼科给事中拿起金瓯的盖子，放在水晶盘中。崇祯探筷子入瓯中，夹出一张纸签。另有司礼监太监王永祚捧一只紫晶盘上前，静候皇帝将纸签搁在盘子里，礼科都给事中陈尔翼拈起那张纸签，面对群臣百官高声朗读：
“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
大殿内一阵轻微的骚动。钱龙锡现在南都南京供职，并不在现场，所以群臣中除了几个与钱龙锡关系密切的官员心中窃喜之外，大多数人都没什么反应，只觉得这姓钱的小子真是鸿运当头，竟然头一个就被选中了。
崇祯继续从金瓯里夹纸签。这一次刚刚夹出一张，忽然一阵大风从殿门方向吹来，皇帝感觉一阵冷意，手一抖，那纸条从光滑的象牙筷子间脱出，不翼而飞。
在场的执事太监与官员们以及站在前面的大臣一阵躁动，有几个心急的探手去抓那纸签。那纸签在空中回飘悠了几圈儿，仿佛在逗弄这些道貌岸然的显宦与太监们，嘲笑着这盛大庄重、骨子里却十分滑稽可笑的场面。片刻，那纸被回风一卷，飞进了前排的阁臣与都督尚书们中间，倏然失去了踪迹。
一品二品的大员们立刻乱作一团，掀袍捉袖、侧身弯腰找那纸条。侍从太监们也加入了找寻的人群中，推推搡搡，却怎么也找不到那纸条的下落。
崇祯看着这混乱嘈杂的场面，面色不悦，声音不高却很愤怒地说道：
“所有人各归本位，不用找了！‘枚卜’之礼，各安天命，找不到正是天意如此，你们都慌张什么？！还有没有体统？！”
众人立刻肃然无声，各自小心翼翼地回到原来的位置，狐疑的目光集中在皇帝身上，静候发落。
崇祯继续夹出纸条，依次得到礼部侍郎李标，礼部尚书来宗道，吏部侍郎杨景辰。至此，新抽签选中的阁员与旧阁员总共已经有七个人了，他犹豫着停了下来，考虑是不是继续再选一两个——刚才那张纸条神秘消失，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相信那就是上天意志体现，那纸条上的人名，必是不适合辅臣之选的。既然天命如此，何不趁机再挑他一两个？
施凤来看出了崇祯欲罢欲继的心情，稍稍分析了一下，出班恳请：
“万岁，如今天下多故，急需贤良之才出来辅佐，陛下何不再增加一两个阁员，以顺应天意，备充顾问？”
已经被选中的礼部尚书来宗道心情愉快，也趁机出来作个人情：
“陛下，施首辅言之有理，不如再多检择一二人，与臣等共同戮力国事！”
崇祯点头准请，于是又夹出两个纸签，陈尔翼依次读道：
“礼部侍郎周道登！”
“少詹事刘鸿训！”
目害子摸象式的枚卜仪礼到此告一段落，群臣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乐工、太监、锦衣卫齐声应和。然后，大臣们取出笏板，曲身低头，再直身站起，乐声随之而起，群臣行一拜三叩首礼。
次辅张瑞图在礼毕直身的一刹那，见前面首辅施凤来背后的衣褶里落下一物。他捡起一看，那东西赫然便是刚才众人遍寻不见的纸签，纸签打开，原来是户部左侍郎王祚远。
张瑞图奏明皇帝，崇祯沉吟片刻，宣口谕道：
“王祚远仍为户部侍郎，不准入阁办事！”
就这样，王祚远好端端的一个辅臣前程，就葬送在一阵莫名其妙的大风里，在大明朝的历史上，除了这次枚卜大典之外，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桩历史事件中，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本崇祯朝的历史记载里，王祚远从可能煊赫一时的相爷，变成了无人过问的无名之辈。枚卜大典结束，崇祯立即传旨：钱龙锡等六人全部授礼部尚书衔兼东阁大学士，参预内阁机务。辅臣一下子由三人增加到九人，很是折腾了一阵子。除了来宗道与杨景辰，其他四人都不在京师，行人司的传旨官立即动身，到南京等地去征召钱龙锡等人，命他们动身到内阁供职。
崇祯主持了这次盛大的典礼，心神有些疲惫。尽管他自信天命所归，但在内心深处，又禁不住有一点疑心：这几个抓阉得来的内阁辅臣，能够辅佐自己摆脱困境，创造一个歌舞升平的盛世吗？
大雪飘飘，匝地琼瑶。北京城里，家家户户的门框上都贴上新的春联。爆竹声中，崇祯元年的新年来到了。
年轻的皇帝自然分外高兴，这是以他的年号命名的头一个年头，飘飘洒洒的瑞雪更增添了他的好心境，这不正预示着在他朱由检的统治之下，将有一个丰收的年景吗？
这日午后，崇祯兴致颇佳，忽然心血来潮，别出心裁地想带周皇后、田妃、袁妃三人到煤山赏雪。卢维宁极少见到刻板的皇帝这样兴高采烈，受其感染，也觉浑身轻松，跑前跑后地张罗着皇帝与一妻两妾的行装与用具。三位后妃本来心情就不错，更难得皇帝放弃公务陪自己玩赏，个个喜悦非常，争先恐后地步行到坤宁门前会齐。
一行人说说笑笑出了顺贞门，不久就来到煤山。这煤山在大明定都北京之初，不过是堆放垃圾的地方，后来日积月累，垃圾成山，不仅肮脏，而且每当冬季，北风吹来，恶浊之气迷漫紫禁城，成了一个令人头痛的环境问题。万历年间，皇帝采纳一个能干的工部员外郎的建议，因地施为，垫土种树，堆石成山，一番整修之后，煤山焕然一新，居然成了一处不错的风景。此地地势较高，便于高瞻远瞩，赏雪更是相宜。
天气也仿佛遵从皇帝的意旨，雪霁放晴了。不过煤山附近的花草却丝毫没有因为皇帝的到来而欢欣鼓舞，枯枝依旧在寒雪冷风中瑟瑟发抖。只有常绿的松树在墨绿的针叶上顶着一袭白雪，显得分外虬劲妖娆。
滴翠湖封冻得严严实实，皑皑白雪将昔日波光的湖面与湖的周围一切整合成一体，分不清哪是湖，哪是岸。崇祯正驻足观赏这粉装玉砌的美景，忽听得周皇后低声吟道：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果然是神来之笔呀！”
与此同时，却听周后的侍女夏媛在大呼小叫：
“哎呀，这儿有一树梅花开了呢！”
崇祯循声望去，果然见湖岸边一株白梅迎风傲雪而开，娇嫩的小花似乎并不畏惧这冰冷的世界，欣欣然绽开了花蕊。细细分辨，空气中确乎有一缕寒香飘荡。
崇祯顿时兴致盎然，对着周后言道：
“依朕看来，齐已的‘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似乎更为温润蕴藉，平淡之中令人回味无穷。”“万岁爷说得是！”周皇后点头表示赞同。
众人看了一会儿梅花，又循路踏上煤山。登高远眺，方圆数十里的人家院落尽收眼底，尤其是金碧辉煌的皇宫，红墙白顶，对比分外鲜明，更见古朴雄浑。
这时，田妃笑盈盈走到崇祯身边，道了个万福后，说道：
“万岁，臣妾居高四望，忽然诗兴大发，作得一首五绝，不知道万岁有没有兴趣听上一听。”“噢！——”皇帝来了兴致，“快念，快念！”
田妃忍住笑，故作沉吟郑重之状，慢慢吟道：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念罢，她自己再也忍不住，用袍袖挡住自己的半个脸，哈哈大笑起来。
崇祯略一思忖，知道田妃拿下雪作了一首打油诗，感觉十分有趣，却也装作神色郑重的样子，道：
“爱妃作的好诗，好诗！”
周围人在听田妃吟罢，早已个个眉开眼笑，这时再见皇帝一本正经评点的样子，更是笑得前仰后合。就连一向端庄凝重的周皇后此刻也忍俊不禁，启颜一笑。
袁妃生性热情奔放，此时早已笑得打跌。过了一会儿，笑声止住了，她也凑到崇祯与皇后、田妃之间，说道：
“像这样的‘好诗’，我也能作两首呢！”
周皇后一向与袁妃非常投脾气，这时她心情愉快，便也催促袁妃道：
“快念来听听，你又什么鬼花样儿要耍？”
袁妃急急地念出两句：六出飘飘降九霄，街前街后琼瑶……“不错嘛，听起来还是词哩，后面是什么呀？”崇祯插口道。
袁妃接着念道：有朝一日天晴了，使扫帚的使扫帚，使锹的使锹。
念罢，崇祯与周后、田妃还没咂摸出其中含义，侍女与侍从太监们倒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袁妃的两名侍女梅香与红儿齐声称赞自己的主人：“娘娘作的好……好诗！”
其他三位主子随即也都明白过来，纷纷指着袁妃笑道：
“亏你是东宫娘娘，竟作出这种下九流的歪诗来！”
“这可不公平！她都黄狗白白狗肿了，还不许我拿扫帚、铁锹给打扫打扫？！”袁妃指着田妃笑着说道。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间一个多时辰悄然过去。田妃的体质一向不大好，精神也第一个委顿下来，不像刚出门时那般生气勃勃了。煤山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北面无阻挡，冷风吹来，还是非常寒冷的。侍从太监们在冰天雪地里侍候着，冻得直搓手。
周皇后首先提议：
“万岁爷，时候不早啦，该起驾回宫啦。你是万金之体，山头风大，别吹坏了身体。”
崇祯的兴致也慢慢低落了一些，见大家都有了归意，便说道：
“好吧，咱们回宫——昨天大年三十，朕就没有审阅奏章，估计今天与昨天的摞起来，又得看到大半夜啦！”
自从崇祯继位以来，乾清宫东暖阁或西暖阁的灯光几乎没有在亥时之前熄灭过，与生俱来的使命感激励着他批阅奏章，攻读历代政治经典，与大臣讨论治乱之道，兢兢业业地为中兴大明朝而独自奋斗。
魏忠贤死了，几个臭名昭著的阉党大员也被逮捕，但是，阉党在宫廷内外的残渣余孽依旧盘根错结，对付起来虽然远不如清除魏忠贤那样需要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但是清理这些残余分子却需要更精明的辨别力，更大的耐心，更高的智慧。在这些阉党残余之中，多的是在政治的狂涛骇浪中弄过潮的官场老手，他们极擅长见风使舵，见微知著，一有风吹草动，他们最早看出动静，有所行动，而且他们敢于无所顾忌地孤注一掷。他们是真小人，在尔虞我诈的朝廷倾轧中如鱼得水。
杨维垣就是这样一个颇有政治手腕的官僚。他第一个在阉党内部造反，首攻崔呈秀，而后则像疯狗一般乱咬，揭露了一批在天启年间与自己不睦的同党，借以混水摸鱼，保护自己。甚至连西山碧云寺的主持方丈浴光也难逃他的指控，他听说浴光在魏忠贤失势后，早已离开了京城，料想崇祯正忙于平乱，抽不出手来与一个和尚纠缠，不用担心浴光会拿自己的秘密反咬一口。谁知道他的检举奏章刚刚递上，浴光便回京师投案自首了，令杨维垣措手不及。幸好浴光修禅有道，只将自己与魏忠贤的关系解说明白，没有牵诋别人，杨维垣这才逃脱了一场灾难。
杨维垣清楚地知道，魏忠贤虽然倒台了，但是阉党决不会立刻烟消云散。在天启初年，东林党人风光一时的时候，赵南星、高攀龙等人孤标自持，把东林同道提拔到各个关键部门，他们党同伐异的作风不仅妨碍了那些真正邪恶的官员与太监的利益，而且也把许多无党无派，本不愿与东林为敌的人推向了对立面。到天启四年之后，东林失势，在朝内供职的，不是魏氏死党，便是长期受东林压制的所谓“邪党”官员，这些人既使不愿意魏忠贤、崔呈秀一手遮天，也决不希望东林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既得利益。杨维垣就是要借助这些人的势力，压制东林，维持现状，他的这一主张堪称顺应时势，得到众多朝臣的暗中支持。不要说是施风来、张瑞图、来宗道、杨景辰这些与魏忠贤时代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阁员，就是当初被逼无奈写过一两篇歌颂文章的小主事们也倾向于维持残局，因为这对谁都有好处。
就在崇祯元年的头一天，光禄寺卿阮大铖就上了一道《合算七年通内神奸疏》，他把天启帝在位七年的历史分成两截，前四年是东林党人勾结大太监王安“乱政”，后三年是崔呈秀迎合大太监魏忠贤乱政，总之都是外廷权奸与内臣联手欺君误国。阮大铖在疏中说，当初汪文言以徽州臣吏的身份，逃罪投到王安门下，指使左光斗等人弹劾后妃，外臣纷纷迎合，这是内外合谋倾陷后宫的发端。御史贾继春弹劾汪文言逢迎王守，却遭到罢官处分，这是内外合谋封锁言路的开始。吏部尚书周嘉谟，重用熊廷弼，重处姚宗文、冯三元，这是中外合谋危害边疆的肇始。汪文言重处霍维华以迎合王安，魏忠贤仿效，斥逐皇亲，摇动中宫，这是内外合谋危害母后的起源。
这份奏疏递上，有御史毛羽健弹劾阮大铖比拟不伦，党邪害正。崇祯也有同感，命内阁拟旨：阮大铖前后反复，阴阳闪烁，着冠带闲住！
就这样，阮大铖原有品级俸禄不变，被罢职回家去了。由此，尽管朝臣中反对的力量仍十分巨大，东林党人还是在悄悄培养他们的力量，准备卷土重来。更令他们鼓舞的是，大批天启年间被罢官惩处的人重新任职，甚至有的还官居要职。有些人本不是东林党人，长期的受迫害生涯使他们与东林同甘共苦，现在他们也以东林自居了。朝臣日益分化为对立的两大阵营，一派是天启末年时的既得利益者，一派是随着魏忠贤垮台，要分享政治利益，施行自己政策的东林党人。
来自民间的舆论与朝廷不同，老百姓评论一个作官的好坏，第一条标准便是他是否廉洁。在这一点上东林的君子们都无可挑剔，再加上人们对不男不女的太监天生的反感，就把同情都倾注到东林这一方。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林不再听凭对立势力的肆意攻击，他们要反击了。翰林院编修倪元璐第一个发言了。他上了一道奏疏，疏中说：如今攻击崔、魏的人，一定把他们与东林并称邪党。东林是邪党，崔魏是什么？崔魏既是邪党，攻击崔呈秀、魏忠贤的人，还会是邪党吗？东林乃天下人才聚集之所，或许他们树立的标准太过高明，持论太过苛刻，但说他们不合中庸之道则可，说他们不忠君爱民则不可。
士大夫立身处世，宁可过激，绝不能忘记礼义廉耻。自从舆论将矫枉过正称为大罪，“五彪”、“五虎”之徒公然背叛名义，廉耻全失，既便这样，人们还宽容他们说“无可奈何，不得不这样”，充此“无可奈何”之心，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论者以忠厚之心原谅此辈，却拿不为己甚的论调责难东林，真是悖谬啊！奏疏递到皇帝手里，他也觉得倪元璐说得有道理，但是，幼年时东林党干将气势汹汹地闯进宫中，逼迫李选侍移宫的嚣张作派，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尽管他为东林的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却决不希望出现前两朝那种满朝东林党的局面。对数十年来此起彼伏的党争，崇祯也深为厌恶，如果大臣都为自己的小圈子争来夺去，那么谁还会为了国家与朝廷奉献全部身心？
正是出于这样的顾虑，崇祯在倪元璐的奏疏上批复：
倪元璐所奏不当！
杨维垣当然不知道崇祯是怎么想的，然而他却从批复中看出皇帝并不是特别支持东林，于是就在倪元璐奏疏公布的第二天，上《词臣持论甚谬，生心害政可虞》疏，攻击东林，驳斥倪元璐。
于是倪元璐再上《微臣平心入告，台臣我见未除》疏，专论杨维垣，疏中说：杨维垣驳臣‘矫激’之论，当崔、魏势大之时，人们都颂德建祠，假若有一个人不颂德不建祠，正义与操守不正依赖此人坚持吗？假若崔呈秀一人臣服于魏逆，其它人也就拿无可奈何为借口随人臣服而无罪吗？
杨维垣又说，今日的忠直者不能拿崔、魏作对比。我认为正相反，崔、魏所恨东林不附，畏其才望，而必欲杀之逐之，这才是仁人志士。有与东林不睦的人，虽然被崔、魏所利用，但不阿，或被流放或遭斥逐，他们也是正人君子。以崔、魏定邪正，就像拿镜子分别美丑。杨维垣不以此为证，又拿什么作辨别呢？
倪元璐的奏疏递上之时，掌权柄国的人多数都与魏忠贤有点瓜葛，他们对倪、杨之争采取活稀泥的方式予以协调，说他俩互相诋毁，义气行事。
不过，自倪元璐两封奏疏递上之后，朝廷中一边倒的对阉党与东林一并批判的舆论有所改观，渐渐地，为东林辩护的奏章也多了起来。时人评论倪元璐的奏疏，有廓清朝议的功劳。
提起东林党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三案”。在崇祯元年之初，东林及其同盟与对立的阉党就“三案”又展开了激烈的争执。
“三案”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神宗朝，郑贵妃得宠，意欲立其子福王为太子，没有成功。到万历四十三年五月，有一男子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所居的慈庆宫，击伤多人，被内监所执。经审问，知其为蓟州村民张差，但其语无伦次，迹似疯癫。移至刑部后，刑部主事认为另有隐情。在刑部司官复审时，张差供出受郑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所指使。于是朝臣怀疑郑贵妃欲谋杀太子，拥立福王。郑贵妃大窘，向太子极力表白。后神宗不愿追究此事，下令磔杀张差于市，杀庞保、刘成于内廷了事。
万历四十八年，神宗卒，光宗即位。郑贵妃进美女八人。光宗把持不定，色欲伤身，一病不起。内监崔文升进泻药，病情加重。又听说鸿胪寺丞李可灼有药，即传入诊治。可灼诊病后进一红丸，光宗服用后病情好转，命可灼复进一丸，光宗服后即去世。于是，中外汹汹，说李可灼误下药剂，恐有内情，但首辅方从哲却拟旨赏可灼银五十两。于是议论蜂起，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等上疏指责方从哲包庇，崔文升杀君。后崔文升被发遣南京，李可灼亦遣戍边地。
光宗死后，皇长子朱由校（即天启帝）当立。抚育他的李选侍与心腹太监李进忠（即魏忠贤）密谋，企图挟持皇太子，捞个皇太后的名号。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乃入宫拥立皇太子登基。两天后，迫使李选侍从乾清宫迁出，并拥朱由校即位。
三案中疑点颇多，争议更大。因为主持三案的中坚人物都是东林党人，所以天启初年，三案的说法都依得势的东林的口径。魏忠贤专权后，全面翻案，免李可灼戍边地，擢崔文升总督漕运，起用争移宫的贾继春等人。在魏广微等人的怂恿下，魏忠贤汇集三案谕旨及争执的奏疏，编成《三朝要典》，以之为理论依据，企图一网打尽东林党人。
如今“三案”的具体情形早已不得而知，对立双方争执的，是对“三案”的评判孰是孰非。东林的官员要翻《三朝要典》的案，沾了《三朝要典》光的佥都御史贾继春等人以及充任过《三朝要典》副总裁的施凤来、杨景辰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于是双方争论得愈演愈烈。
崇祯对于朝臣分门别户、结党营私一向深恶痛绝。但是尽管“三案”说不清，道不明，理也理不出个头绪，作为一个最终的裁决者，他必须得给“三案”一个说法，对前朝的历史作一个总结。崇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不同意东林对“三案”的结论。他清楚地记得，当年父皇朱常洛病危时，坚持要吃那效用难测的红丸，首辅方从哲是极力劝阻的，当时他就站在一旁。怎么这事到了东林嘴里，就变成了方从哲从中主使呢；他更不愿意支持魏忠贤的说法，那样岂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承认了魏忠贤颠倒黑白的舆论？
就在皇帝左右为难的时候，倪元璐的一封奏疏为他提供了一条思路。倪元璐没有把议论纠缠于“三案”本身，而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三朝要典》。疏中说：臣观“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议关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阉。议论可以并存，而书却不能不速速毁掉。为什么呢？当初事起议兴，主张梃击者，是为保护太子；说张差实属疯癫的，是为安慰神宗。主张红丸的，是仗义之言；争议红丸的，是原心之论。主张移宫的，是消弥刚刚萌芽的事变；争执移宫的，是事后的持平之论——六种主张各有其是处，不可偏废，都是忠君爱国、有见地的主张，虽然势同水火，却不妨并存。这是一码事，待到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奏疏公布，魏广微发明门户之说，逆阉杀人，则假借“三案”，群小求富贵，也假借“三案”，经此二借，“三案”就面目全非了。凡是称颂先皇的父慈子孝，就如同称颂魏忠贤的功德一样。这又是一码事。由此看来，“三案”是天下之公议，《要典》却是魏氏之私书。“三案”自是“三案”，《要典》自是《要典》。如今有人执之为金石不刊之论，是大错特错了。与其翻案则纷嚣蜂起，改写则实属多事，倒不如将其销毁。当今方隅渐化，然而逆阉的遗迹一日不去，则公正的义愤就会千年不释。崇祯读罢奏疏，深以为然，就有了毁掉要典的意思。再看内阁值班辅臣的票似，却是来宗道的笔体，说：
“所请关系重大，着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议再奏！”
崇祯猜测不到，来宗道拟旨让参与编辑《要典》的史馆诸臣详议，是存着袒护《要典》的意图。他只是觉得让群臣议一议也好，看看朝臣们有什么看法。不过最终的决策权仍在自己，这是丝毫不能含糊的。
想到这里，他提笔在来宗道的拟旨后面，加上“听朕独断行”五字，发往礼部与史馆评议。
新任礼部尚书孟绍虞原是侍郎，来宗道入阁后，由他继任。魏氏当政时，他位居侍郎，自然难得干净。不过孟绍虞极善揣摩，见“朕独断行”的御笔，思量着皇帝倾向于毁掉《要典》，好在此事与自己没有什么干系，不如顺水推舟，支持焚毁。有了这番分析，孟绍虞沉吟着说道：
“诚如倪编修所云，《三朝要典》乃魏忠贤炮制倾陷东林之私书，若不焚毁，则正气难伸，愚意焚毁为是。”
尚书一开口，礼部的侍郎、司官、主事们便都没了异议。而史馆的主管乃是新近换的，正愁没有理由打击前任，稳住自己地位。此番议事，正是天赐良机，立即表示支持。廷议结果奏上，崇祯立即传旨：
“《三朝要典》即行焚毁！”
圣旨不几日便颁布全国，各地府道刚刚拆毁魏忠贤的生祠没几天，尘埃尚未落定，就又接到焚毁要典的旨意。如今魏忠贤的名字似乎成了瘟疫，凡是与他有关的东西，知府、巡抚们避之惟恐不及，皇上要焚毁要典，哪一个敢懈怠？于是，自京城乃至天下各地，一时间烟火迷漫，纸灰飞扬，几个月前的经典都成了一缕缕的黑烟。
世上偏偏就有不开眼的人物，就在举国上下由衷地或违心地称颂崇祯的英明之举的时候，翰林院侍讲孙之獬却跑到内阁诸臣办公的东阁，大吵大闹，痛哭流涕，喊叫着不能焚毁《三朝要典》。
孙之獬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学究，读了一辈子圣贤书，脑袋里全是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编《三朝要典》时，他是编辑之一。别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魏忠贤借以杀害对手的舆论工具，根本不用费心思去深究细察。独有孙之獬，把这份差使当作万岁爷对自己的恩典，深感责任重大，在编纂时极为尽心尽力，又生怕自己才学不够，遇到难解或不通之处，到处找人请教。施凤来、杨景辰两个人烦透了他，不待要典修完，便把他剔了出来。孙之獬不能为君尽命，兀自痛惜不已。
如今，崇祯欲焚《要典》，施、杨及史馆诸编辑人员尚在小心翼翼观察动静，孙之獬却已经急不可待地冲出来为《要典》辩护了。在东阁大肆哭闹了一番之后，回到翰林院，立即草拟一道奏疏，他极陈《要典》不可毁之由，疏中说：
“皇上曾于熹宗驾下称臣，《要典》序文乃先帝亲手所书，现有御制序文在朕之一字，岂可投之入火？皇上与先帝同枝继立，非有胜国之扫除，何必如此忍心狠手？于祖考则失孝，于熹庙则失友。”
奏疏递上之后，孙之獬又以“有疾不能供职”为由，要求回家调养。
他的这番狂妄举动，引起朝臣中不少人的反感，御史吴焕当即上疏弹劾他，吴焕在奏疏中说：“孙之獬争《要典》不可毁之由，有‘御制序文在朕’之语，这明明是以‘御制’压皇上；孙之獬又归咎皇上不友不孝，这是肆无忌惮欺君灭伦。今日《要典》之毁，丝毫无损于圣祖神宗之孝慈，而当年争‘三案’之诸臣，原本未曾陷主于不孝，陷主于不慈。孙之獬之辈公罪不明，邪正颠倒，才有辩言乱政，邪说横行。伏祈皇上将孙之獬立赐褫斥，以为无礼于君者戒！”吴焕的奏疏送到内阁时，孙之獬已经获准回老家去了。这一天杨景辰当值，他曾任《三朝要典》副总裁，正为焚毁一事忧心忡忡，当然不愿意再生波澜，便在吴焕奏疏上拟旨道：
“孙之獬已经回籍，词林闲居，不必苛求！”
《要典》焚毁，对于崇祯来说，不过是对前朝的一个遗留问题有了一个交待，其它都无关痛痒。孙之獬言辞过激的奏疏与请求辞职的抗议都没有让自尊心极强的皇帝发火，他没有心思与这老书呆子纠缠，现在他关心的，是如何平息朝臣间的党争，如何选拔干练的人才，如何抵御辽东的后金虏寇。所以当吴焕义正辞严的反驳奏疏呈到他的御案的时候，他丝毫没有像平时看到这种奏疏时那样激动。
锐意革新的皇帝与暮气沉沉的朝臣之间，差异似乎太大了，被魏忠贤整怕了的朝臣们现在都变得唯唯诺诺，毫无主见，一任皇帝询问，却总是拿不出像样的主张。一股对朝臣的不满情绪在崇祯心目中暗暗滋长着。
就在前不久，御史罗元宾上疏弹劾首辅施凤来，说魏忠贤当政之时，施凤来等身居揆席，却毫无主见，致使国家大事，总归阉宦之权衡，欲上公则上公，欲封爵则封爵，欲建祠则建祠，欲诛杀削夺则诛杀削夺。情面多而担当少，爵禄重而谋国轻，遂使东阁为置邮之所，辅臣若执薄之官。误国徇私，莫此为甚！施凤来受到攻击，惶惶不自安，连疏乞休。张瑞图也在被劾之列，索性同施凤来一道乞休，崇祯心里也早就对这两个人存着轻蔑之意，这次见两个人诚心诚意请求退休，不觉动了怜悯之心，于是将二人晋太傅衔，准许退休。
接下来请求退休的是李国木普。李国木普在前朝的内阁辅臣之中，是唯一为舆论所宽容的一个。这不仅在于他当魏忠贤虐焰熏天之际，力所能及地保护国丈张国纪、张皇后及一班朝臣，而且当胡焕猷弹劾到他头上时，他还替胡说话，恢复了胡已被革去的功名，人们因此称他为长者。国木普宽厚，崇祯也很赞赏，但他这种性格却很难与雷厉风行的年轻皇帝合拍，他感觉到了暗含的危机，便以母亲已八十有二，需要照料为由，请求归家侍奉老母。崇祯虽然觉得他离去有点可惜，最终还是批准了他的请求。李国木普推荐先朝大学士韩炉与孙承宗代替自己，崇祯也早知二人之名，于是下诏征召二人进京理事。
李国木普辞职后，来宗道按顺序代之为首辅，宗道为人机变诡诈，在朝臣中威望极低。翰林院编修倪元璐三道奏疏廓清舆论，名扬天下，但在来宗道看来，却纯属多事。一次，来宗道与人谈起此事，笑着说道：
“这倪元璐何必这么多嘴，翰林院的官儿，每天喝喝茶，吟吟诗，混日子罢了，何必这么钻牛角尖！”
这话不知怎么在朝臣中传扬开来，来宗道也就落了个“清客宰相”的名号。
崇祯下令焚毁《三朝要典》，来宗道着了慌，他曾做过几天要典的副总裁，按照官场的逻辑，下一步就该清查要典的编纂者，他的这段经历恐怕难逃指摘。
果然，几天之后，科道官员攻击来宗道与杨景辰的奏疏多了起来。杨景辰为官比来氏更不如，他做《三朝要典》副总裁时，魏忠贤、魏广微之流怎么说，他就怎么做，那情形就像一只被打断了脊梁的走狗一样。现在朝局已变，他那段不光彩的行径便成为言官们弹劾的焦点。两人一面上疏给崇祯为自己辩白，一面指使在御史与给事中之间有交情的人出面反驳，无奈弹劾的奏章越来越多，两个人只得依惯例请求罢官。这时户科给事中又上一疏，极言“二人附逆，不可居政府”。于是，崇祯下决心罢免了来、杨二人。
拥拥攘攘的内阁朝房一下子冷清下来，九名阁员走了五个，剩下的四个之中钱龙锡还没有到，内阁中如今只有周道登与李标、刘鸿训在支撑着。来、杨去后，李标依序为首辅。
李标在泰昌朝即为少詹事，天启朝任礼部侍郎，因为与赵南星同乡，而且曾一度接近赵南星，因此遭到阉党的疑忌。李标为人虽然正直，却胆小怕事，害怕赵南星、杨涟的命运落到自己头上，遂称病回家。这次奉诏，李标在家里就拜了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他的家在高邑，距京城较近，于崇祯元年二月就到了京师。李标在朝中无派无党，遇事持大体，故而较为崇祯帝所倚重。
一次，崇祯在文华殿召对群臣，面决庶政。宣府巡抚李养冲上疏说，朝廷派往边镇侦探军情的旗尉往来如织，踪迹难凭，地方上忙于应付，战战兢兢，而且弄不清费用该从什么地方出。崇祯大疑，把李养冲的奏疏拿给李标、周道登等人看，说道：
“边情危急，派旗尉侦探在情理之中，听这李养冲的口气，倒像作伪一般，却是为何？即如此，祖宗朝设东厂、锦衣卫，还有什么作用？”
李标居官既久，对锦衣卫扰民知之甚悉，于是侃侃而谈：
“万岁，依微臣愚见，李养冲是说有的旗尉并没有倾心用事，而是到处打秋风，边吏若不贿赂恐怕毁言日至，若贿赂又恐怕没有财力，是以两难。”
崇祯料不到还有这种情况，颇感意外，低头沉思默想起来。
年轻的皇帝锐意求治，心情急迫，经常在文华殿召对朝臣，决定国事取舍。朝臣的奏对大多不能让皇帝满意，崇祯便每每加以讥诮，这更令朝臣惊惶失措不能应对。这时候，排名靠后的刘鸿训脱颖而出。
刘鸿训与周道登是枚卜大典中在阁臣一致怂恿下，添加抽出的两个。刘鸿训本官詹事府少詹事（辅佐东宫太子），官居四品，是被推举的六人中级位最低的，只是依大明历来典制，詹事府长官有资格候选辅臣，他这才侥幸进入辅臣的队伍，而且被加礼部尚书衔，连升四级，可谓春风得意。
但是刘鸿训没有因为骤然显贵就趾高气扬，不知天高地厚，也没有因为自己资历太浅而缩手缩脚，不敢实心任事。他思路敏捷，应答得体，行事敢作敢为，颇中崇祯之意。
刘鸿训到职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斥逐昔日的阉党大僚霍维华。霍维华靠弹劾东林起家，取悦于魏忠贤，青云直上做到兵部尚书。天启帝卧病之时，霍维华便预见到前景不妙，于是便筹划后路。
当时袁崇焕在宁远击溃努尔哈赤的满州铁骑，这是明廷对后金作战以来的首次大捷，而且努尔哈赤本人不久后便疽发于背而死。朝廷自然振奋异常，魏忠贤将首功居为己有，弟侄乃至孙子都加官晋爵，而袁崇焕因为没有在驻地为魏氏造生祠，得罪了魏氏，只得了个加俸一秩的奖赏。霍维华出来替袁崇焕抱不平，要把自己的奖赏加到袁崇焕头上。魏忠贤看出他要耍花招，传旨斥责他一番，又罢了他的兵部尚书职务。崔、魏倒台，霍维华又跳了出来，把自己打扮成暴政反抗者兼受害者的模样，在朝中招摇。像他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杨维垣、贾继春、杨所修、李蕃等都是，他们手段高明，而且有一点势力，谁也不敢招惹。
刘鸿训原本是少詹事，与外朝内廷关系极少，他又是副手，关联就更少。就在天启帝晏驾前夕，他又因为一件小事顶撞了魏忠贤，被削职为民。清白的历史使得刘鸿训与那些曾和魏忠贤共事多年的官员比较起来较少后顾之忧，敢于主持公道。他一道奏疏，参劾霍维华居心叵测，残害忠良，谄附魏忠贤，应当斥逐出朝。第二天，崇祯传旨，将霍维华削职为民，永不叙用。
有了这样一个先例，言官们便也敢大着胆子弹劾那些两面三刀、机狡似鬼的昔日阉党、今朝英雄的官员们，杨所修、李恒茂、田新景、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之流被言官们一个个揪出。刘鸿训居中主持，毅然决然，这些隐藏至深的潜伏阉党被先后斥逐出朝廷，人心大快。
刘鸿训入阁之时，适逢《三朝要典》闹得纷纷扬扬，主持毁掉《要典》的与抵制的朝臣们争得不可开交。刘鸿训倾向于毁掉要典，待崇祯圣旨一下，他即刻全力主持，致使焚典一事进行的干净利落。
当然，不满刘鸿训的也大有人在，杨维垣就是其中最激烈的一个。
眼见昔日同党一个个被揪出，杨维垣心急如焚，急忙命人找来御史袁宏勋商议对策。三个人都是杨维垣举荐当上的御史，向来对杨维垣言听计从，此刻大难当头，自然更加齐心协力。四人密议良久，定下攻守同盟，决心合谋除掉刘鸿训，以安抚日益分崩离析的阉党分子，维持残局。
谁料，杨维垣尚未来得及发难，刘鸿训无意之中却已经先下手为强了。
这一天，原任尚宝司卿的黄正宾上疏，该疏名为《圣世除恶务本》，其中说：以前臣奉命戍守大同，亲眼目睹监军内臣克扣马匹银两，致使阳和各军鼓噪，毁官署，劫店铺，带兵将帅叩头哀求，始得幸免。当时抚按诸臣胁于内镇之威，不敢据实奏闻，而边防日渐坏损，一镇如此，各镇可知。是以阉官者，天下之祸本也。而究其始作佣者魏广微，发纵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起初以攻击熊廷弼谄媚逆阉，既而与魏广微狼狈为奸，谁谁当发配，谁谁该夺职，一一疏记给广微，使其大肆其排挤之毒手。徐大化督理工程，克减银两无法计数。最后因私受铜商贿赂，挪借惜薪司钱粮二十万，拂忠贤之意，才被勒令闲住。后来，徐大化睹逆贤将败，命表侄杨维垣疏参崔呈秀，以此为翻身转局之地。目前大化虽奉旨遣斥，维垣尚在，且二人潜居辇毂，日与阉宦往来，其心叵测。乞陛下除恶务本！奏疏送到内阁，正值南京礼部右侍郎钱龙锡到京赴任。钱龙锡头一遭拟旨，不知底里。他本来心地仁厚，不欲多生事端，便在黄正宾的奏疏上批道：
“大化已落职，不必苛求，杨维垣反复无常，着落职闲住！”
第二天，皇上的朱批发回内阁，钱龙锡看时，见崇祯已将“不必苛求”抹去，御批：
“杨维垣不许潜住京师，徐大化着回原籍去！”
杨维垣接到诏旨，顿时傻了眼。他不是没有想到过自己可能会被降职或是罢官，却不料来得这么突然，而且是受的表叔徐大化的连累，有委屈也没法说。
不过他到底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只过了片刻，就有了主张。他没有去收拾家里的金银细软，却匆匆乘轿来到袁宏勋的府第，将情况一一告知袁宏勋。且与袁密议应对之法。
袁宏勋自然吃惊非小，感觉危险已迫在眉睫，送走杨维垣，他立即草拟一道奏疏，攻击刘鸿训。他不知道斥逐杨维垣的正是皇帝本人，经常斥逐阉党的刘鸿训这次实质上并没有参预——当然，如果黄正宾的奏疏落到他手里，他最可能拟旨将徐、杨逐出京师。
奏疏是这样写的：刘鸿训一入黄扉（内阁），扬扬自得，旬日之间，革职闲住无虚日。尤可异者，杨所修、贾继春、杨维垣夹攻表里之奸，有功未赏，无罪被逐，阁臣所为，出人意表。鸿训残害忠良，以暴易暴，长此安穷！袁宏勋到底做了几年主管检举纠劾的御史，一篇奏疏写得理不直而气壮，若是稍稍不明事理的人读了，说不准就会将同情之心倾注到他这一边。紧接着，在袁宏勋、杨维垣授意之下，锦衣张佥事上疏攻讦刘鸿训，说他出使朝鲜之时，满载貂参而归。
两封奏疏先后呈上，刘鸿训避嫌，钱龙锡、周道登不敢自专，于是未经票拟，直接送到崇祯的手里。
崇祯览奏，见有人攻击自己属意的辅臣，心中不悦，待看到第二道弹劾的奏折时，不由心动：革杨维垣、贾继春及毁《要典》，都经过他亲自决定，袁宏勋胡乱比拟，当然逃不过他精明的眼睛。但张佥事所说有事例，若情况属实，那么刘鸿训作官的德行就难说了，一个出使属国明目张胆收受贿赂的人，如何能在内阁主执？于是，他又将奏折发往内阁，命刘鸿训据实回奏。
刘鸿训的奏辩尚未写就，早有工科给事中颜继祖出来打抱不平。颜继祖早先疏论工部要员及三殿叙功之滥，汰去加秩寄俸者二百余人；又极论魏党李鲁生、霍维华罪状，早已小有声名。此时见阉党余孽叫嚣跳踉，肆无忌惮，不由动了义愤，站出来为刘鸿训说话。
颜继祖疏云：
“刘鸿训颂诏朝鲜，甫人境，辽阳陷。朝鲜为造二洋舶，从海道还，沿途收难民，舶重而坏。鸿训从小舟飘泊三日，仅得达登州报命，时举朝皆知。臣乞谕鸿训入值，共筹安攘之策。至若宏勋之借题倾人，张佥事之出位乱政，非重创祸且无极！”
另有给事中邓英检举袁鸿勋贪赃共计银十五万两，并以黄金贿赂杨维垣，得御史之职，言之凿凿，且指名道姓称吏部某某主事、袁府奴仆某某可为佐证。
二人一疏一状呈上，崇祯细细思量，反倒疑心颜、邓二人急着为刘鸿训辩白，是不是与刘有同党之嫌呢？于是他命京兆尹刘宗周核实覆命。这时，刘鸿训的奏辩也递了上来，其中出使朝鲜一事与颜继祖所说大略相同，不过更加详细一些。
不几日，刘宗周回奏，颜、邓二人所云皆实有其事，袁宏勋贪赃行贿，俱有实迹。崇祯对颜、邓二人动机的疑虑方才释然，转而对袁、张二人大怒，下令袁鸿勋落职候勘。
刘鸿训身为辅臣遭人弹劾，已是颜面大失，虽然弹劾者别有用心，可说起来也是他不能得到百官拥戴。现在水落石出了，他不能不出来为落难者说情。他三次上揭贴勉力请求，才使崇祯回心转意，没有重处袁、张二人。所谓揭贴，是阁臣秘密向皇帝陈述建议的方式，凡朝廷、军国机密或其它不便公开的要事，阁臣可陈述意见，直接呈皇帝御览，因为揭贴非要事不用，故而皇帝在处置之时一般也照顾阁臣的意见。
袁宏勋差一点丢官罢职，元气大伤，暂且没了动静。经过这一番争辩，愈显出刘鸿训的清白与宽容，以后他势必更为皇帝所信仗信任，再图谋搬倒他恐怕更为不易。刘鸿训在内阁一天，像袁宏勋、高捷这样的阉党余孽就一天不得安生。
高捷亲眼见到袁宏勋的狼狈结局，吃惊非小。不过，他们又不甘于坐以待毙，遂决定铤而走险。没过几天，高捷上疏，说“刘鸿训斥逐击奸之杨维垣、杨所修、贾继春、阮大铖，而不纳孙之獬流涕忠言，谬主焚毁《三朝要典》以便私党孙慎行的进用（孙慎行，东林党人，万历时任礼部尚书，‘红丸案’中主张追究首辅方从哲的责任，后遭阉党斥逐）。”
这种狗急跳墙式的乱咬，在崇祯看来，半是陈辞滥调，半是想当然的猜测，自然是一文不值。他盛怒之下，传旨切责高捷捕风捉影，妄言乱政，各自停俸禄一年。都察院的言官们都瞧不起此人的所作所为，耻于与此人为伍。高捷在朝中愈益孤立，最后只得灰溜溜地辞职罢官而去。
与刘鸿训为难的几个人罢官的罢官，遭斥责的遭斥责，再没有谁明目张胆地与他作对了。在皇帝面前，刘鸿训应对敏捷，说话条理分明，很得崇祯的欢心，在高捷罢官后的日子里，君臣合作愉快。
刘鸿训谓民生凋零，多为府县官吏失职所致，而陛下目前求治太急，大臣小有失误，轻则级贬官，重则逮捕入狱，群臣补过不暇，当然更不能实心任事。陛下考察官吏，当以三五年为期，以政绩之大体定取舍，久任责成，群臣免除后顾之忧，才能放手施政。
崇祯觉得有理，点头称是。鸿训又称道毕自严善治赋，王在晋善治兵，请崇祯加以倚信，崇祯乃加封毕自严户部尚书，王在晋兵部尚书，令其一展所长。
当此时，六部长官也都作了调整，新的吏部尚书王永光，工部尚书李长庚，刑部尚书乔允升，礼部尚书何如宠以及毕自严、王在晋都老成持重，在魏忠贤当政时立身谨严，是没什么劣迹的大臣。经过一番整顿，魏忠贤时代的遗迹已经消失殆尽，朝廷内外暗暗地增长着一股欣欣向荣的期望。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繁乱的现实远比人们估量的要糟糕得多。这年七月初的一天，太白星大白天就出现在西方的天空，它呈红褐色，忽明忽暗，似乎摇摇欲坠。
崇祯急忙召来钦天监来询问，钦天监也被这一怪现象弄得大惑不解，吞吞吐吐说不出一个圆满的答复来。皇帝又命卢维宁邀来正漫游至京城的龙虎山张天师占卜，策问吉凶。那张天师掐指细算，口中念念有辞，闭目喃喃半晌，这才缓缓睁开眼睛说道：
“陛下，太白昼现西方，主军情有变！”
崇祯大吃一惊，传旨召李标、刘鸿训、钱龙锡、周道登及王在晋入宫，询问方略。五人听崇祯讲述太白昼现、天师卜卦及主军情之事，面面相觑。他们都没有接到任何边情有变的消息，如今谈起来免不了有点不着边际，只是皇帝这么认真，他们也只好郑重其事。
刘鸿训说道：
“不论有无事变，边情不可一日疏忽，臣请陛下传旨，命锦衣卫哨探急赴九边侦探，有事早报，无事早回，不得侵扰沿途州县！”
崇祯别无良策，只好同意：
“好吧，就依卿所奏！”
锦衣卫奉命出动，分路而去。崇祯却不能放下心来，他总预感到有什么突变要发生，周围的宫女太监们见皇帝情绪不稳，也都加了个小心，生怕触到皇帝火头上。
两天之后，从山海关飞骑而至的急报证实了崇祯的预感：宁远发生了兵变！
宁远是明朝抵御后金的最前线，城池虽小却墙高水深，驻有重兵。当年袁崇焕两次大捷都是在宁远打的。这里若是出了差错，则锦州危矣，山海关危矣，京师危矣。
但是，兵变却单单发生在这里！
原来，朝廷国库空虚，已经有四个月没有给士兵们发放银饷了，军卒们和低级军官牢骚满腹，一股不满的噪动在酝酿之中。
这一天，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奉命巡城，有几个四川、湖广军卒向他们诉苦，说没有银饷，连衣服都穿不暖，哪还有气力守城！
张世荣、苏涵淳官虽不高，但在小小的宁远城中却是大人物。两个人平时作威作福，趾高气扬，此刻哪有耐心听这些南蛮子伊伊呀呀地絮叨？他们盛气凌人地将几个军卒连骂带踢赶开了。
军卒们本来就心有不满，向长官发发牢骚也就罢了，谁知却受到这样的冷遇，怒火激荡，四川、湖广兵首先鼓噪起来。张世荣、苏涵淳见事不妙，转身欲逃，愤怒的士兵冲上去将两个人抓住捆了起来。
此时士兵的情绪就像干透了的柴草，遇到一点火星，就熊熊燃烧起来。湖广、四川兵一闹，其余十三万兵众群起响应，一时间群情激愤，人人都失去了理智。士兵们将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捆来，与张、苏二人一同绑在城楼上，谩骂羞辱。
兵备副使郭广新近上任，与军卒都不很熟识，军卒没有抓他。郭广见事变突起，而且人多势众，无法弹压，便想方设法搜罗来二万两银子，分给士兵们。士兵嫌少，郭广又向城中富商贷来五万两。军卒们领了饷银，便慢慢地散了。
宁远巡抚毕自肃本是一介文官，突然受到这番羞辱，惭忿交加，遂萌生死志。他当下草拟一道奏疏，将事变情形交待明白，并自陈罪责请求皇帝处置。
奏疏写罢，毕自肃将其封好，派人交给郭广转呈崇祯。而后，他漫无目的地在军营与大街间踱了一会儿步，终于熬不住越来越重的惭忿心情，在中左所上吊自尽而死。
宁远兵变的消息令崇祯既惊又慰，惊得是十四营劲卒集体哗变，那情形何等骇人听闻；稍感安慰的是，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哗变竟然这么快就平息了下来。只是毕自肃死了有点可惜。宁远城是抗金重镇，如今巡抚己死，总兵官又曾被噪变的军卒抓起过，势必不能再在宁远任职，那么该把这座生死悠关的城池交给谁来拒守呢？
“宁远，宁远……”崇祯小声地念叨了两遍，一个响亮的名字便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对，袁崇焕！
不错，正是袁崇焕，只有他才能令弹丸之地的宁远城固若金汤，只有他能令江满州铁骑在宁远城前寸步难行。
崇祯当初还是信王殿下的时候，就密切关注着关东局势的变化，就知道有个被时人称为“袁长城”的袁崇焕。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其父袁子鹏精通堪舆学，门下多侠客，有孟尝君之风。崇焕入仕后为人慷慨有胆略，好谈兵法，便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明朝科举重文不重武，每期武科取士，所录名额不及文科三分之一。为入仕报国，崇焕弃武考文，果然科场奏捷，万历四十七年中三甲第四十名进士。这一科人才荟萃，出了一批风云人物，如高中探花郎的陈子壮，还有梁廷栋，马士英，姜曰广，金之俊，薛国观，孙传庭，都在风云激荡的明清鼎革之际，或正或反地为时代写上或轻或重的一笔。这其中，最为人瞩目的就是袁崇焕。
当时，辽东陈兵，战云密布，而天启帝终日醉心于木工，委政于魏忠贤，致使边疆日坏，生民涂炭。袁崇焕空有凌云志，却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只好在福建邵武县作县令。《邵武县志》载，崇焕“明决有胆略，尽心发事，贤抑吏不伸。素敏捷有力，尝出救火，着靴上墙屋，如履平地。”一身飞檐走壁的上好功夫，只能用来救火，对于边事乏人的大明朝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此时的辽东，满州铁骑若秋风扫落叶，屡挫明军。
抚顺清河之战，明军总兵张成荫及麾下一万兵马全军覆没，无一生还。
萨尔浒之战，明辽东经略杨镐率八万八千兵马分四路出击，连战皆败，阵亡将士五万人，明廷震动。
开原铁岭之战，后金努尔哈赤连克重镇，直逼沈阳城下，东北岌岌可危。
辽沈决战，熊廷弼与王化贞经抚不合，六万明军被满州兵一鼓荡平。
至此，全辽尽入后金版图，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国号“后金”。
魏忠贤之流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危机关头，中极殿大学士、曾辅导过天启帝的孙承宗自动请缨，要整顿危局。在他所挑选的将领中，便有已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的袁崇焕。
孙承宗督师山海关，倚袁崇焕为膀臂，将帅协力，稳定军心，修整战备，加固城池，积极反攻。三年之间，收复辽东大片土地。正当明军士气高昂，凯歌高奏之时，魏忠贤矫一道旨意，派出阉宦临军，借口一次小小的败绩，将孙承宗免官，改命高第经略辽东。此后袁崇焕处处掣肘，被动之极。
努尔哈赤得悉明军新任经略庸懦无能，便率十三万铁骑军西渡辽河，长驱直入。此时高第尽撤关外军民，退守山海关，且命袁崇焕撤军。袁崇焕时为宁前兵备道，对高第之举愤怒之极，说道：
“我是宁前兵道备，官于此当死于此，决不后退。”
于是高第坐拥山海关，坐视宁远孤城被围而不救。
初时，宁远守将未战先乱，甚至要弃城而逃，袁崇焕刺血盟誓，与宁远城共存亡，混乱才稍稍平息。天启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后金军攻城，城头巨木、石，箭头雨点般落下，后金军却冒死力战，毫不畏缩。城中百姓吓得凄凄惶惶，说：“袁爷爷为己一人，累我一城百姓。”袁崇焕临危不乱，亲自架炮轰敌，并对城下施以火攻，后金军遭挫而乱，死伤惨重。
努尔哈赤无计可施，惭忿而归，途中他仰天长叹：“朕自二十五岁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八个月后，他含恨而死。袁崇焕自此声名大噪，被朝野士民倚若长城。天启七年五月，袁崇焕再次击败后金新主皇太极对宁远与锦州的猛攻，致使皇太极铩羽而归，愤懑难当。然而事隔未久，立了奇功的袁焕焕却被魏忠贤矫旨罢了官，回广东老家种田去了。”
时刻关心着国家局势的朱由检当然痛惜袁崇焕的离去，不过那时他还只是信王殿下，没有资格对朝政指手划脚。如今他是皇帝陛下了。他想让袁崇焕重出江湖，为他守御生死悠关的东北大门。
其实早在诛灭魏忠贤之后不久，便有不少大臣上书推荐袁崇焕，崇祯也派人到广东诏他回朝，只是广东距京师万里之遥，虽然下诏的人已经去了几个月，等到袁崇焕归京，只怕还要不少时间。想到宁远十三营气势汹汹的哗变军队，想到不堪受辱自尽而死的毕自肃，崇祯心神黯然，不禁喃喃叹道：
“这袁崇焕不知何时才能到京师呢？”
仿佛是对皇帝这句话的回答，太监吕直匆匆走了进来，靠近皇帝耳边小声说道：
“启禀万岁爷，袁崇焕已至京师，请求陛下召见。”
“噢！——”崇祯双眉一挑，眼睛顿时明亮起来，腰板一挺，脱口说道：
“快让他进来！”
“是！”吕直答应一声，便欲离开。
这时，崇祯才发现大殿外已然暮色深沉，在他沉思默想的这段时间里，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于是他便改口道：
“且慢，袁崇焕一路风尘仆仆，鞍马劳顿。想必已经困乏了，先让他在馆驿中歇息一晚，明日早朝候旨。”
这天晚上，崇祯的心情既兴奋又迫切，在田妃宫中用膳的时候，近侍的四个毛头都被他的情绪感染，变得兴致盎然。但是，就连善解人意的田妃也捉摸不透皇帝这般喜气洋洋到底是为了什么。大明祖训，妃嫔不得过问朝政，崇祯守之尤严，田妃虽然恃宠偶尔放纵一下，却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崇祯心不在焉地吃着山珍海味，却感觉不出有啥滋味。他好生觉得奇怪，这一天的夜晚咋这么长。
第二天，崇祯早早洗漱完毕，来到建极殿后左门，宫中俗称“平台”的地方，等候袁崇焕的到来。朝臣们似乎早知道了皇帝的心意，今天到的比平时早了约摸有一柱香的光景。
崇祯下旨：
“宣袁崇焕觐见！”
只听殿门外一人朗声答道：
“臣袁崇焕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随着话音，大名鼎鼎的袁崇焕龙行虎步大踏步走进殿来。
崇祯抬眼观瞧，不禁微微有些失望。在他的想象里，袁崇焕应该是传说中罗成、赵云式的人物：细腰乍背，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神采飞扬。
眼前的袁崇焕显然不是这样。他身高约摸七尺，比平常武将矮了半个头，眉眼口鼻稍嫌秀弱一些，皮肤也白，而且说话的口音与崇祯听惯了的京腔京味大大不同，正是南方人学说官话的音调。若不是袁崇焕这个名字早已如雷贯耳，崇祯几乎要把眼前这个人当作一介凡夫俗子了。
不过崇祯很快恢复了理智，他微微点头，和颜悦色地说道：
“袁卿一路辛苦了！”
袁崇焕的脸上立刻显出感激的神色，拱手说道：
“承蒙陛下挂怀，微臣何以敢当！”
崇祯素来不喜欢虚套子，一句寒温叙罢，便即直切主题，说道：
“建部（建州女真，即后金）跳梁，已十载有余，我大明封疆证伦，辽民涂炭，实堪痛心。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与朕听！”
袁崇焕抬头，崇祯发现他的一双眼睛雪亮明澈而又锐利，与满朝老眼昏花的朝臣迥乎不同。他不由心头一震，觉得这袁崇焕确乎不可小觑。
只听袁崇焕说道：
“微臣所有方略，已具疏中。”
说着，他从袖中拿出一封奏疏，双手捧着举过头顶。王承思不待皇帝吩咐，将奉疏取过，置于崇祯案头。
崇祯展卷，读了两行，略略点了点头，将奏疏收起，听袁崇焕接着讲：
“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计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复矣。”
崇祯“豁”地站了起来，神色激动，忽然又觉得这样似乎有损皇帝威仪，便缓缓坐了下来，尽量平心静气说道：
“五年复辽，便是方略。爱卿努力整顿，以解天下倒悬之苦，朕不吝惜封侯之赏，卿之子孙亦受其福，‘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生不逢时，又无明君提携，只能说说而已，如今辽东危难，正适合袁卿大展平生才能。朝中有朕替你主持，君臣戮力同心，何愁建虏不平？！五年之后，若果然收复辽东，朕当亲自把酒，为袁卿接风洗尘！”
袁崇焕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犹豫为难之色，随即刚毅果敢又占了上风，朗声说道：
“陛下如此说，臣敢不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说罢，袁崇焕谢恩归班，崇祯也退入暖阁稍事休息。
袁崇焕随着众大臣走出殿，与几个旧日相识的大臣打个招呼。他头脑中仍旧想着刚才召对之事，与人寒暄时有点心不在焉。
这时，有人在扯他的衣角，注目一看，原来是礼科给事中许誉卿，自己在作兵部职方司主事时早经熟识的。
许誉卿不待他说，便低声道：“随我来。”拉着袁崇焕离开人群，走到一处僻静所在，这才松了手。说道：
“方才召对，袁兄说五年复辽，我思忖建虏兵精马壮，锐气正盛，且其由来已非一日。不知袁兄有何方略，可保五年建此不世之奇功。”
袁崇焕感慨道：
“刚才见圣心焦躁忧劳，崇焕心有不忍，才许以五年之期，聊以圣心。”
许誉卿大吃一惊，骇然说道：
“皇上英明之至，岂可虚言漫语？异日按期责功，袁兄如之奈何？”
袁崇焕在皇帝面前听说五年后亲自与他庆功之时，已感到自己的保证似乎不大妥当，现在听许誉卿这样一说，当下心神若失，低头沉思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安慰许誉卿，又像在给自己打气般地说道：
“若没有大的差池，五年之间纵然不能全歹干荡虏，尽复辽东，至少将皇太极逐出沈阳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正说着，太监宣召诸臣入内，继续召对。
袁崇焕出班奏道：
“启奏陛下，辽东建部积四十年聚蓄，局势原本容易了结，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微臣何敢言难？这五年之中，须得事事应手顺心，方克有济，首先是钱粮问题……”
“且慢！”崇祯一挥手，打断了袁崇焕的话头，同时指着户部左侍郎王家祯。
王家祯急忙出班站好，听皇帝说道：
“钱粮之事，务须竭力措办，保证供应，毋致不充于用。”
“东建蓄谋已久，器械便利，马匹调习，今后解边兵甲等项，亦须精利。”
崇祯随即命工部署部事张维枢出班，道：
“今后所解弓甲各项，须铸定监造同官及工匠姓名，有脆薄不敷用的，查处宪治。”
袁崇焕又道：
“五年之中，事变不一，必须吏部、兵部属员俱应臣手，所当用之人，即选拔使用，不当用才，勿致滥推。”
崇祯随即命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出班，道：
“袁崇焕所说，你们俩都听到了，今后你等须慎之又慎，勿使不堪者滥竽充数！”
二人唯唯而诺。
崇祯这次把目光投到袁崇焕身上，温和地说道：
“袁爱卿，你还有什么要朕做的吗？”
袁崇焕的嘴巴动了动，似乎欲言又出，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郑重说道：
“万岁，以微臣之力，定全辽则有余，调众口则不足，臣一出都门，便成万里之遥。忌功妒能之辈，在在不乏，即便此辈慑于皇上之法度，不以事权掣臣之肘，亦能以意见扰乱臣之方略，伏惟陛下思之！”
崇祯忽然站了起来，停立久之。袁崇焕说的也正是他头痛的问题，朝臣中不乏干练清廉之才，但他们无论正邪，都难免拉帮结派，以小团体的利益为重，非自己帮派中人，则在暗中掣肘，不管这人所作所为是为君国着想，还是为一已谋划。
众朝臣见皇帝脸色阴睛不定，不免心中惴惴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半晌，皇帝才发出口谕：
“卿不必疑虑，朕自有主持。”
有了皇帝作主，袁崇焕得以畅所欲言：
“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丁，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事任既重，为怨必多，是以作边臣甚难，非臣过虑，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
崇祯无言，默然点头而已。
崇焕又言道：“先前关外只设总兵官一人，崔呈秀烂用其私翼，增设至四人，致权势相衡，指令不运，后来设定二人，而掣肘如故。今朱梅将解任，臣请合宁、锦为一镇，以总兵官祖大寿驻锦州，加中军副将何可纲都督佥事，代朱梅驻宁远移蓟镇总兵赵率教于关门，关内外只设二大将，此三人皆勇猛刚毅，带军有方，臣自期五年，专倚此三人，当与臣相始终。届期不效，臣等三人，愿以死谢罪。”
崇祯静静地听着袁崇焕条理分明的述说，不由肃然起敬，待其讲毕，宣口谕道：
“吏部，兵部，袁崇焕所奏，朕悉行准许。”这时，内阁大学士出班说道：
“陛下，而今既假袁崇焕便宜行事，收复辽东，臣请赐崇焕尚方剑，以便崇焕行事。至若辽东文经略王之臣、武经略满桂之尚方剑，尽行撤回，以统一事权。”
“不错，理当如此。”崇祯满口答应。
随即，皇帝命王承恩拟旨，加袁崇焕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州、莱州、天津军务，次日起程解宁远之危。
袁崇焕回到下榻之处，犹自心潮澎湃，难以平静。像这样英明果决、任贤不疑的天子，真是万世少有，而自己于危难之中遇到这样的明君，将以尽展所长，建切立业，宁非天从人愿？！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袁崇焕闭门不出，一心一意地筹划着赴辽之后须首先着手解决的事务。这日晚间，内阁大学士钱龙锡造访袁崇焕。原来，钱龙锡在此次平台召对中，听袁崇焕信誓且旦地保证五年之内尽复辽土，放心不下，遂连夜赶至驿馆，询问袁崇焕具体的复辽策略。此时的袁崇焕已有了一个初步的规划，当钱龙锡问起之时，他有条有理，侃侃而谈，说得钱龙锡频频点头。
最后，钱龙锡仍有点担心，对袁崇焕说道：
“皇上生性多疑，袁督师若有军国大事，不能一人担负时，可遣快报递回京师，切不可独断专行，致使皇上生疑。”
袁崇焕稍嫌勉强地点了点头，接着送钱龙锡出门乘轿而去。
第二天一早，崇祯在武英殿置酒、馔，为袁督师饯行。文武百官眼见袁崇焕平步青云，有的艳羡，有的嫉妒，有的为国家终于找到一位能安邦定国的能臣而欢欣鼓舞，有的为皇帝对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南蛮子如此垂青不以为然，但无论他们怎样想，表面上都作出恭敬的样子，预祝袁崇焕为国立功，早日收复辽东，以雪四十年累败之耻。
宴罢之后，袁崇焕辞别皇帝，即刻登程北行。
这几日，崇祯的心情似乎格外开朗，经过一番清洗淘汰，朝廷里魏氏余孽已差不多消失殆尽，李标、钱龙锡、刘鸿训几位阁臣同心同德，忠实地执行着自己的整顿方略，而边事最急的辽东，又用上了最合适的人选袁崇焕，遏制住后金摧枯拉朽般的进攻似乎不在话下。
只有一个周道登不怎么尽如人意。周道登是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由庶吉士迁少詹事，天启朝任礼部左侍郎，遇朝廷大事颇有所争执建白，后来廷推礼部尚书时，被魏忠贤罢官。可是这次入阁之后，他却毫无建树，而且他奏对多鄙浅可笑，反应迟钝，令崇祯大为不满。一次，崇祯向他提出一个疑问：
“古书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却是为了什么原因？”
周道登猝不及防，嗫嚅半响，方才回道：
“容臣回到阁中查明再奏。”
崇祯当即面露怒色，随即想到这样草包的宰相倒也少见，又忍不住笑了起来。随侍的太监与阁臣也都窃笑不止。
皇帝又随口问道：
“近来朝臣的奏疏内，多有‘情面’二字，不知作何解释。”
周道登早已慌了神，这时脱口而出：
“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此言一出，在场人等忍不住笑出声来。崇祯也哭笑不得，起身离席而去。
对于在朝臣面前一向显得过于正经刻板的崇祯，这不过是两个黑色幽默式的小插曲。它至少能让皇帝稍稍轻松一会儿，而在此后不久发生的另一些事情，却令他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这事情仍旧与袁崇焕有关。
袁崇焕刚到山海关，便听说锦州、蓟镇的士卒缺饷哗变，不由大吃一惊，于是匆匆划拟一道奏疏，安慰皇帝说锦、蓟二镇士卒皆是其原有部下，只要督师一到，就会接受安抚，兵变即可消弥。之后，他来不及征调人马，单身一人驰抵锦州。
在锦州，袁崇焕恩威并施，命带头哗变的张正朝、张思顺捕十五人斩杀于市，斩知谋中军吴国琦，斥责参将彭簪法，废黜都司左良玉、曹文诏等四人，都司祖大乐一营不从变，特为奖励。哗变很快平息下来。
但是，士卒的状况比袁崇焕所想象的要糟得多，连月不发饷，士卒饥寒交迫，居然典卖起弓刀枪矛。生病请不起医生的，面黄饥瘦，风一吹就摇晃的士兵大有人在。袁崇焕一路巡视过来，不知不觉潸然泪下。回到州府，他立即修书。请求崇祯即刻发饷，以解前线将士的倒悬之苦。这份奏疏发出之后，他觉得意犹未尽，并且恐怕单单上一封奏疏引不起皇帝的重视，便连夜又写一份更详细的奏疏，命人急递阙下。
正如袁崇焕在召对中最担心的那样，暗地里掣肘的事情发生了：
兵部官员将哗变情由写成文本上奏，绝口不提扣发军饷之一节，疏称“援辽之兵本乌合之重，原无急公效死之心，一有警报，便藉口缺饷，以掩奔溃之实，不谓贼未至而汹汹，至此极也！”将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几份不同内容的奏疏递到御前，崇祯不由得疑心大起。袁崇焕先是说安抚锦州，兵变可弥。接着却连疏请饷，而兵部说缺饷不过是借口而已，这该如何解释？
尤其让他不高兴的是，袁崇焕竟然提出请发内帑。帑是皇帝的私房钱，皇帝及后妃除有定额的国库拨款外，额外开销都是内帑中出。崇祯登基之前，不过是亲王，并不富裕，而魏忠贤还经常有减扣的常例，由此崇祯养成了一种节俭甚至有些吝啬的性格。虽然他现在是至尊皇帝，但悭吝的性格却丝毫未变，不过这理由自然说不出口，而且满口应允袁崇焕供应的承诺做出没几天，不好改口，皇帝便决定召集群臣商议此事，先拿户部开刀。
这日，崇祯驾临文华殿，先将奏疏与阁臣及九卿阅罢，才开口说道：
“袁崇焕先说安抚锦州，兵变可弥，后又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疏前后矛盾，你们看是何用意？”
大学士刘鸿训时常留心边事，此刻见无人应声，遂出班奏道：
“魏忠贤当政时，边事大坏，先前宁远兵变，可为例证。臣意发内帑为是！”
钱龙锡、何如宠、曹于汴纷纷支持刘鸿训，请发内帑。崇祯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又不便发作，便对户部尚书毕自严说道：
“毕爱卿，前番袁崇焕召对，你也在场，为何不连输饷银于锦州、蓟镇？”
毕自严暗暗叫苦，他上任尚不足一月，而宁锦欠饷已四月有余，与他根本没有关系，凭什么要自己来背这黑锅？只是他深知皇帝意不在此，不敢硬顶，只得奏道：
“国库中本有银七十万两，其中赈陕西、山西二十万，赈浙江杭、嘉、绍十五万，安抚海冠郑芝龙十万，俱已递解而出，如今只有二十五万两应急之用，实无银两补发欠饷。”
崇祯闻言，大为不满，道：
“朕记得先前修三大殿，建生祠，花费多少银粮，却有发有余，如今大工完了，生祠毁了，如何反而不足起来？目前朕又撤了各处内镇，便该有多少钱粮省出来，都那里去了？”
毕自严硬着头皮道：
“外解不能全完，所以不足。”
崇祯追问：
“外解如何不能全完？”
毕自严不说话了。他明白，皇帝不过是拿自已当出气筒，国库空虚已非一日，若细论其中种种弊端，恐怕三天也说不完，不如索性沉默得好。
崇祯又说道：
“太仓中的银两，原本不是为备边而用，怎么急了就要请帑？朝廷给饷养兵，原为保卫家国。像这样动不动就鼓噪哗变，养这骄兵何用？”
刘鸿训又一次挺身而出，请求道：
“边事紧急，国库空虚，除内帑外别无取处，臣请皇上先救燃眉之急，以后再命户部填补内帑之缺。”
崇祯忌讳让朝臣看出自己舍不得掏自家腰包，便赌气说道：
“内帑外库，俱是万民脂膏，本用以保封疆，安社稷，若发去果真实实有用，朕岂能吝惜？”这时，一位礼部官员出班奏道：
“国家最重者无如关门，但这关门原来只防虏变，如今看来又要防兵变。前此宁远鼓噪，不得已发饷平息。今锦、蓟又鼓噪，请发内帑，如若各边群起效尤，臣恐倾内帑外库也难消弭！？”崇祯注目观瞧，见发言之人面白如玉，颔下无须，约摸三十四五岁的年纪，站在一群老惫的朝臣之间，恰如玉树临风，鹤立鸡群。此人正是前不久由南京翰林院招来的新任礼部右侍郎周延儒。
皇帝是见周延儒仪表非凡，已自欣喜，听他刚才一番言论，更是深有同感。心道，这周延儒倒能仰体圣心，于是发话道：
“卿以为应当如何？”
周延儒奏：
“臣非敢阻皇上发帑，此时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其标，内帑固当与之，然此非长久之策，还望皇上集朝臣从长计议，谋划一个经久之策。”
尽管周延儒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但崇祯沉郁的心情却因此略微舒畅了一些，道：
“说得不错，若是专靠请帑用饷，各边效尤，这内帑又没有不涸之源，若待其空时，将何以应之。”
周延儒续道：
“军饷以粟米为重，山海关积粟良多，并无匮乏，所缺者银耳。因何哗变？怎知不是骄兵构煽以要挟袁督师？古人罗雀掘鼠为食，尚且军心不变，兵今也只少他几两银子，未尝少他粮饷，便动辄鼓噪，其中必有隐情。”
崇祯听得愈加顺耳，也借题发挥道：
“正是如此，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岂至于此！”
自此，“罗雀掘鼠”四字深深印在崇祯的头脑里，而英俊精明的周延儒的形象益感丰满，这样袁崇焕和刘鸿训便在不知不觉中黯淡了下去，辽东的前程自是可想而知了。
廷议的结果，崇祯不情愿地掏三十万两白银的内帑解锦州、蓟镇之急。周正儒、刘鸿训、李标等人一致称颂皇上深明大义，而崇祯的心里却别有一番滋味。
这日晚间，刘鸿训回到府中，回想起今日廷议的经过，对皇帝的吝啬也多少有一点不满。又想皇上尚未至弱冠之年，能有这样的表现也算不错了。“圣上毕竟还是个孩子啊！”他喟然长叹道。
刘鸿训做梦也想不到，就是这一声自言自语的长叹，造就了他命运的转折。当然他更不会想到，这转折竟来得这样突然，这样激烈，令他措手不及。
崇祯不是一个豁达大度的皇帝，他一旦知道了哪一个人对他有轻视之意，更是难以忘怀。刘鸿训说他毕竟是个孩子的话，被高时明安插在他家中的东厂特务上报，高时明又亲自将这话报告了皇帝。崇祯闻知，禁不住驳然大怒，心里恨恨不已，决心除掉这个自以为是的辅臣。不过他也知道，凭一句话根本无法给刘鸿训定罪，而且还会显出自己的心胸狭隘。他要寻找机会，抓住刘鸿训的过失，让他的去职在群臣的心里中无隙可寻，罪有应得。
机会很快就来了。
这年九月的一天，崇祯照例在乾清宫的暖阁中批阅奏章，一份提督郑其心疏论新任总督京营戎政惠安伯张庆臻侵犯自己职权的奏章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按往常惯例，京营总督无权辖管巡军，巡军由九门提督管辖，然而在张庆臻的敕书（委任状）中，却赫然写着“兼辖捕营”四字，这自然让提督郑其心万分恼怒。他指责张庆臻行贿内阁阁臣与办事中书，私改敕书，犯有欺君之罪。
崇祯见此案牵涉内阁，立即来了精神，或许能从这里找到一些内阁中最活跃的阁臣刘鸿训的毛病吧！他即刻命刑部尚书乔允升、吏部尚书王永光联手调查此事，如实回奏。
这日早朝，圣驾临御文华殿，崇祯端坐在雕花龙椅之上，瞥了一眼朝班中的刘鸿训，心道，你先是极力怂恿朕发内帑，又说朕只是孩子，着实可恶！现在就让你知道一下朕的手段！
尽管心里急迫，他还是做出从容不迫的样子，问起最近大同遭蒙古察罕部落掳掠的事情来。大明朝正北塞外有绰哈、诺穆图、固英、喀尔泌等三十六家蒙古部落，朝廷每岁有抚赏。至崇祯元年库国空虚，就停止了赏赐，这些部落本是大明北方藩篱，防止后金自长城各要隘进攻，如今适逢年景饥荒，明朝又不予赈济，诸部落只得投降了金。三十六家之外，另外察罕部落，实力最强，时常攻击其它小部落，也骚扰明朝。崇祯曾询问宣大总督王象乾以制酋之策，王象乾道：三十六家既去，不若善抚察酋以示羁摩。崇祯道：观酋意，似乎不肯受抚。王象乾密奏良久，崇祯以为可行，命与袁崇焕共计。不久二人请求每年给察酋银八万一千两。谁知这察酋靠朝廷赏赐度过饥荒之后，却兵犯大同。大同总兵渠家祯赐门不出，任其掳掠。察酋退后，渠家祯料事难隐瞒，便恶人先告状，说宣大总督王象乾招抚失策，大同巡抚张宗衡调度失宜，将自己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崇祯读了渠家祯的辨论，有了先入为主的想法，便怪罪起大同督抚来。他说道：
“察酋杀我人民，满载而归，巡抚官不能防御，成什么道理？朝廷养士，耗费钱粮，一遇虏至，便束手无策，贪吃兵饷，不令我朝臣民齿冷？”
刘鸿训不知大祸将临，又出班奏对：
“渠家祯身为总兵，不事抵抗，反而归罪文官，罪不容恕。”
崇祯见又是刘鸿训出来反驳自己，不由怒火中烧，道：
“今边疆失事，只归罪总兵官，难道退敌叙功之时，不升文官？你等偏心，朕心其恶。”
刘鸿训觉得皇帝今天大过强辞夺理，便也当仁不让。
“皇上，大同之事，家祯拥兵坐视，岂能逃罪？”
“总督、巡抚如何令千余弱兵去敌察酋十万余众，渠家祯有罪，督抚都做什么去了？”
“武臣在外督兵，文臣居中调度。”
“如此说来，还是文臣辖制武臣，这督抚一向虚冒银饷，临敌张惶无计，致以千余弱兵抵十万察酋，你等思量如何抵得？”
“皇上责备文臣极是，但自皇祖（万历）以来，经泰昌（朱常洛）至今，二三十年，边备废弛已久，一时猝难整顿。”
“那么现在如何了？”
刘鸿训正待回奏，钱龙锡见如此争执下去，于君臣之间很是不利，便急忙出班加奏，“而今比前，大不相同！”
崇祯鼻孔里“哼”了一声，冷冷说道。
“这不过是颂扬之词，尚未见行一实事，如何便见不同？”
钱龙锡默然，朝堂上死一般的静寂，谁也不明白皇上今天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那些曾被刘鸿训降职贬斥的官员们见他忽然大失圣宠，无不暗地里幸灾乐祸。
崇祯压了压火气，一低头，看到御案上御史吴玉弹劾兵部尚书王在晋的奏章，便调转矛头，直指王在晋：
“大同之事，兵部尚书王在晋隐匿军情，不以实告，是何居心。”
王在晋职掌兵部，听着刚才一番争执，几乎每件事都有兵部责任，正自心惊肉跳，忽然皇上点了自己的名字，不禁暗暗的叫苦。只得出班说道：
“察酋之扰，不及半日便撤退。臣以为，皇上日夜焦劳，察酋骚扰不足辱没圣听，是以着重整顿大同军备，安抚百姓，未暇回奏。”
崇祯登时火冒三丈，咆哮道。
“察酋总数不过三十万，却在我边疆肆意掳掠，直视我天朝大国如无物，岂是小事？你知情不报，并百般抵赖，显是心怀不端，你等阁臣作何判断？”
首辅李标思虑片刻，出班回奏：
“王在晋屡遭弹劲，不宜再任本兵之职，可命他冠带闲住！”
若在平时，一个朝廷重臣被勒令闲住，也算是极重的处罚了，但今天皇帝怒气正盛，对李标的提议大为不满，道。
“这事该当有一个是非，封疆大事，中枢重任，失职自有祖宗之法在，如何只叫他去了就了结了？”
李标只得答道：
“一任圣上裁断！”
崇祯听出李标语气中的不满，索性自作主张，当即说道：“王在晋革职回籍，即日离京！”
王在晋登时如坠冰窟，呆呆地愣在了那里。崇祯冷冷地看着这一戏剧性的场面，有一种稍带病态的快感。真正的报复才刚刚开始，他镇定异常，用若无其事的语气提起了下一个问题——
“惠安伯张庆臻私改敕书一事，你们可已知道？”
李标、钱龙锡、刘鸿训、周道登俱敬谢不知，这时给事中李觉斯出班奏道：
“依常例，敕书稿由兵部草拟，送辅臣裁定，而后令中书抄写，写迄复由辅臣与兵部主管审视进呈，改敕书事，兵部及辅臣皆当追问。”
崇祯点头，继续向四位辅臣问道：
“此事经卿等先奏，兵部有手本，庆臻有揭贴，焉有不知之理？”
钱龙锡回奏：
“兵部请张庆臻总督京营戎政，皇上首肯，口谕臣等裁定此事，辅臣皆闻。至若私改敕书，臣着实不知。”
崇祯又对王永光与乔允升说道：
“朕命你二人查证敕书原委，可有说法？”
王永光道：
“张庆臻贿改敕书，确有实据，但不知主使是何人。”
惠安伯张庆臻急忙出来奏辩：
“改敕书是内阁中书舍人所为，臣着实不知。”
“敕书本当由朕裁夺，交内阁办理，你因何私送揭贴，寄内阁发放敕书？”
“臣以一时盗贼生发，未及上本，又系小事，不敢有劳圣上。”
“私送敕书，这怎么说是小事？”
这时，王永光从容回奏：
“敕书中，‘兼辖辅营’四字，乃内阁中书田嘉璧笔体。”
“中书不过奉命行事之人，若无人指使，如何敢擅自改敕！”
张庆臻作出一副清白无辜的样子，极力为自己开脱：
“私改敕书，臣实不与闻，而且增辖辅营，毫无实利可图，微臣何必行重贿去争下无益无利之权？！”
“住口！——”崇祯龙颜大怒，“若无利益谁会冒欺君之罪为你私改敕书！”
待皇帝怒气稍息，王永光又奏，“兵部揭贴，有刘鸿训‘由西书房办理’字样，揭贴在此，请皇上过目。”
揭贴呈上，崇祯看时，果是刘鸿训批西书房语。他心下不由得有一点得意，嘴角抽搐了两下，是最为雏形的冷笑。
这时吏部左侍郎张凤翔奏禀：
“张庆臻私贿改敕，窃弄兵权，大不敬。田嘉璧不过一个颐指气使之人，如何擅敢改敕？！必是有阁臣幕后指使。”
这话甚合皇帝之意，他看着被这突然的事件弄得晕头转向的刘鸿训，感觉无比舒畅，心道，这下让你看看朕是不是个孩子！
皇帝目光所及，注意到刑部尚书乔允升一直没有发言，便道：
“乔允升，田嘉璧可曾招认受谁指使？”
乔允升现出犹豫之色，稍待片刻，奏道：
“田嘉璧初时拒不吐实，用刑后，招认是刘鸿训主使，不过——不过，据微臣看来，恐怕此事别有隐情。”
此时，刘鸿训心绪浮躁，面色铁色，忍不住站出来为自己申辩：
“皇上，鸿训为官一直清慎自持，决无纳贿改敕之事。田嘉璧诬攀微臣，不足为据！”
“那兵部揭贴作何解释？”
“揭贴确为鸿训所书，不过那只是办理程序之一节，臣纳不纳贿，皆当如此办理。”
“既便如此，那中书缮写完毕，阁臣复审时若有私加亦当查出。”
“鸿训每日草拟圣谕，批复疏奏，皆当有数十百份，偶尔疏忽也是有的。况且田嘉璧私改敕书是否在微臣审查之后，亦未可知。”
“如此说来，你倒是清白无辜的口罗？！”崇祯话中透出明显的讽刺。
“正是！”刘鸿训斩钉截铁。
李标、钱龙锡见状，急忙出来调解。李标道：
“皇上，依鸿训平日立身行事，不当有此。臣等与鸿训同事，亦不闻有此，望皇上细访！”
崇祯早动了真怒，道：
“事情已然这样明白，何须更访！”随即严命阁臣拟旨。
李标、钱龙锡情知其中必有曲折，且二人与刘鸿训合作非常愉快，不忍见死不救，故而一直磨磨蹭蹭，期望皇帝能回心转意。
此时，礼部尚书何如宠、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纷纷为刘鸿训说情，而皇帝决心已下，百折不回。阁臣无奈，只得拟旨。
“张庆臻、刘鸿训革职侯勘。”
就这样，刘鸿训一下子由位极人臣的内阁辅臣变作了阶下囚，朝臣中有与刘鸿训不睦的官员便趁机捕风捉影，落井下石。御史田时震弹劾他纳贿二千余，为田仰谋求四川巡抚之职。如此之类，不一而足。鸿训屡遭弹劾，气愤异常，连疏力辩，却无济于事。
在革职候勘的这段时间里，钱龙锡等人大力申救，帮他洗清诬枉，也大致弄清了惠安伯张庆臻贿改敕书的来龙去脉：
原来，京师有一些靠奔走各府衙之间卖弄口舌的奸佞小人，他们拨弄是非，制造事端，再对当事人晓以利害，从中渔利。张庆臻本为世袭勋臣的子弟，平日驾鹰走马，吃喝嫖赌，于官场百态一窍不通，通过父辈的营谋安置了一个京营总督的高位。张庆臻便趾高气傲，大肆张扬。一个叫狄正的人知道他实是草包一个，便乘机游说他，说是自己与皇帝宠妃田氏之父田弘遇交情非同一般，可以通过田妃为张庆臻扩张辖权，京师捕营负责一方治安，若是兼辖捕营为利必多。张庆臻动了心，便掏出三千两银子，请他居中料理。狄正接了银子，倒也确想谋成此事，便用一千金收买了田嘉璧，请他在敕书中加入“兼辖捕营”字样，刘鸿训事务忙时递上，平时此类敕书都在照抄原作，百无一错，刘鸿训无暇仔细推敲，轻易放过，大错就这样酿成了。提督郑其心劾张庆臻侵职之时，刘鸿训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张庆臻追悔莫及，只得抵赖。狄正见露了馅，早已逃之夭夭。
刘鸿训将所知情由详细奏出，皇帝置之不理，一口咬定刘鸿训受贿有迹，下廷臣议罪。这时，最有资格发言平息事态的王永光给了刘鸿训最后一击，他道：
“鸿训、庆臻罪无可辞，然刑律有条款，请予宽贷，兵部尚书王在晋，职方郎中苗思顺，赃证不确，难以悬坐。”
崇祯早在心目中为刘鸿训定了死刑，对王永光所奏仍旧不满，驳回重议。最后，在诸臣大力申救之下，刘鸿训戎代州，王在晋与前罪并罚，仍坐削籍，只有主犯张庆臻因为是世袭勋臣子弟的缘故，得了个停禄三年的轻罚。此外，李觉斯、张鼎延、田时震、吴玉等因直言敢谏，增秩一级。
锐意任事的刘鸿训就这样因为一句牢骚，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后来崇祯朝多难时大敕天下，刘鸿训都是例外，最后他死在了充军的代州戎所，自以为英明盖世的崇祯就这样打发掉了一个干练之臣。在此之后，他病态的多疑、狭隘、刚愎自用还将使他失去更多更好的人才，使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更快地坍塌下来。
处理了刘鸿训，崇祯出了一口恶气，但他的心情并没有舒畅起来。阁臣与其他朝臣不顾皇帝的态度，联合为刘鸿训求情的场面令他愤愤不已，他怀疑朝臣间结党欺君越来越严重了，他要这股势力彻底击垮！
就在这时，又有两份奏章搅乱了他的心神。一份是陕西巡按御史吴生生指责陕西巡抚胡廷宴及延绥巡抚岳和声安抚不力，讳盗不闻，而且互相推诿，致使陕西流贼大炽；另一份是御史毛羽健义愤填膺地数说驿道之弊，请求裁撤冗员，以舒民艰。
崇祯反复审视着这两份奏疏，一时间没了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