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般的“一般思想史”
——读《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3)

通常认为，思想史就是思想家的历史，所以一般的思想史写作，就是对历代思想家一部部经典的引征和阐释。在研究者的阐发中，思想有种内在的理路，前后按逻辑循序发展。而且，所谓思想史，实际全然是少数社会精英或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史，后人认为意义重要的思想，在思想史中所占的地位也就越重要。

这种思想史写作，渐渐引起了葛兆光的疑问和不满。他认为：第一，思想的历史其实充满了断裂，“它常常是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上无法确定其来源和去向的突发性现象”。第二，在实际的生活世界中，精英或经典文本的思想未必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这些思想往往是悬浮在社会与生活上面，而“真正在生活与社会支配人们对宇宙的解释的那些知识与思想，它并不全在精英和经典中”。第三，某些后来人认为有意义的思想，在当时未必很有影响。如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就是后来人追认的结果，当时有几人能读到王氏在山林中撰写的大作？相反，一些被后人认为不入流、不能进入思想史的作品，当时却风行一时，影响甚众。由此，葛兆光更明确地提出，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或经典的思想史，但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其实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在平民百姓判断、解释、处理面前的世界时，后者的作用更直接，可能也更大。但如此重要的这个“一般”，过去却没有进入思想史写作，由此他强调，“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这便是葛兆光所著《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的基点。

在这部近55万字的著作中，作者旁征博引，尤其注意到了以前思想史不甚重视的材料，对上古到七世纪（唐）中国的“一般思想史”，即“精英”和“一般”两方面都做了历史研究和描述。以南北朝的佛教思想为例，人们常用的《高僧传》等一些经典将这期间的佛教思想表述为一系列思想与命题的发生史，作用至关重要的是那些面壁十年、苦学梵文、整天沉浸在“佛性”“本空”等玄妙概念中的高僧。然而，目光一旦稍稍偏离经典，注意到如石刻碑文、各种文书题记、家训族规、宝卷等材料时，就会对那种精英思想史在当时生活中究竟有多少影响表示怀疑。因为那些以前被视为边缘的材料恰恰没怎么经过有意识的整理、加工和阐释，因此它们更为直接地把当时的“普遍和一般的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里并不讨论那些玄虚的‘空’‘性’，而是在种种切身的愿望中坦率地表示着信仰的意义”。但是，在作者的笔下，精英与一般又不是截然二分、互不相涉的两个领域，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紧密互动的关系，因为作者探讨的就是知识背景如何支持思想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思想话语又如何表述人们所掌握的宇宙与社会知识的辩证关系。

当然，要重建过去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并非易事，仅材料就是极大的限制，因为留传下来的文献最多的还是经典。但这部极富原创性的著作的不一般之处就在于，它注重过去的一般世界，突破了以往思想史写作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