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召稼楼》序

王孝俭

浦东古镇召稼楼要修复改造了，这是上海浦东的一件大事，也是传承浦东文化的重要举措。

从现在看，召稼楼这个地方，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集镇，只有一家烟杂店，一家茶馆，一个裁缝铺，几个理发铺，何以说其修复改造，是浦东的一件大事，又是传承浦东文化的重要举措呢？

召稼楼在历史上不同凡响。它是浦东垦荒发展农业文明的象征，在历史上这里涌现出一批影响浦东乃至上海发展进程的人物，又是传统浦东文化的重要代表地区。

召稼楼沿革

浦东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其主要原因是成陆晚。标志上海五六千年成陆史的三条冈身沙冈、紫冈、竹冈，都在浦西，而有文献记载能表明浦东已经成陆，只是捍海塘的重筑，那已是唐开元元年（713年）的事。捍海塘的重筑，表明下沙、周浦一线以西地区已经成陆，距今只有1 300多年。

由于浦东东面大海，成陆时间又不长，在很长的时间里，浦东只是水波泛光、芦苇摇曳、鱼跃虾跳之地。出现最早的产业是盐业和渔业。浦东盐业的产生和发展，是浦南奉贤盐业的延续。奉贤盐业始于唐代，而至宋代，浦东下沙盐场已成为东南沿海34个盐场之一。到清代，盐业衰而农业兴。这是清及以前浦东产业发展的大概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浦东农业的真正发展也并不早。至于浦东农业，起于何时，今不可考，但至少在南宋，已有农业。志书载，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长人乡等地（今南汇区一带，召稼楼20世纪50年代前属南汇），缴纳秋苗粳米l万石。又有记载，元泰定二年（1325年）元廷批准长人乡和高昌乡（今浦东新区一带）在夏征中以豆麦代替米粮缴纳田赋。至正十年（1350年），元廷又规定，长人乡和高昌乡夏征中可以棉代米粮纳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至南宋、元，朝廷已经把浦东地区田作产出作为赋税。同时，也可看出，浦东的农田和作物在发生变化。作物由水作水稻向旱作豆麦，再向旱作棉花转换，表明浦东的土地在熟化、旱化。

但是，盐业仍长时期占据浦东经济的重要地位，迄清道光元年（1821年），盐课灶课，还占南汇全县缴纳地税的20%，可见盐业地位之一斑。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盐业毕竟已渐成夕阳产业，另外的80%税已基本由农业提供。

浦东产业发生结构性变化，由盐业、渔业向农业发展进程中，除了上述土地不断熟化宜耕宜农外，还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一是支撑农业所需的相当劳力，二是把土地、农力结合成真正能影响一地发展方向的生产力的某种机遇。

第一，自北宋末至民国，浦东经过三次接受大移民，支撑农业所需的相当劳力得到了满足。而最早的移民落脚点就在以今召稼楼为中心的地区，这些移民首先开创了浦东的文明。首次接受移民，发生在北宋末年。金人南进，北方士族随宋室南渡，在浦东今闸港、杜行、周浦一带。谈怡、李遂、王迪、陆文祥、瞿榆维等北方士族，携家族、奴仆一起定居在这里。这些士族及奴仆的后裔在这里繁衍生息，成为原住民，人口之众，在这一带居民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可以说他们是“浦东人”之祖。第二次大规模迁入是在元代初年。由于下沙和新场等地盐业发展，下沙盐司从外地招进大量盐工，到元至正年间（1341—1368）下沙盐场灶丁已达1.57万人，这些灶丁携带家眷在此定居下来。可以说，这时期浦东地区的人口增长，主要是因为盐业的发展。第三次大移民，发生在清至民国时期。随着海水东退，滩涂延伸，浦东农业进入向东开发的时期。盛、邵、马、王、徐、龚、黄、奚等望族，保领“望水还粮”的荡田，招募外地穷人到此地垦殖，大批启东、海门、崇明人应招定居此地。这些移民后来被称作大沙人。

第二，召稼楼处于浦东土地熟化、人口迁入的第一地带。由于自身的条件及历史的机遇，以召稼楼为中心的地区，被首推上浦东发展的历史舞台，成为吸纳移民垦殖浦东发展浦东农业的先导。召稼楼具备发展农业的土地、人气两方面的条件，再加上有识见的士人倡导，在明代有机结合了众多有利条件，担当这一角色。

召稼楼作为浦东最早的成陆地区之一，至少在元代，周边已有成片的熟化农田。元初，以漕运起家富倾上海的朱清、张瑄就已在拨赐庄、召稼楼等地拥有大量田地。此外，还有前朝宋宗室、庙宇等田产。尽管到元大德元年（1297年），这些田地都被籍没充公，赐给他人，但田地仍在这个地方。

召稼楼地区相对其他地方更为繁荣，也聚集了更旺的人气。从现存的文献看，元代召稼楼地区的鹤坡里、拨赐庄等，已名闻天下。召稼楼的名字出现在史籍上，虽晚于周浦、下沙等地，但最迟在清雍正四年（1726年），召稼楼已成为南汇县的3个邮铺之一。清嘉庆《松江府志》地图已标有召稼楼。在清早期为数不多且少有地名标出的浦东地图上就有召稼楼。可知召稼楼在整个松江府是有影响的市集，而那时的松江府，在全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根据前述，整个浦东地区离真正的农业发展，农业成为浦东的主要经济产业，还很远。农业的不发达，造成了浦东的经济长期落后。这可从浦东地区县一级行政建置设立的时间得到印证。尽管到明代，浦东地区（今浦东新区和南汇区）的地域面积已达1 000多平方公里，且渔业、盐业也有相当发展，但尚不具备立县条件，还只是上海县的一部分。直到清雍正三年（1725年）才有南汇县的设立，这在上海10个县中已是相当晚的了。其根本原因是农业不发达，人口不众，赋税不夥。在农耕时代，只有发展农业，才能使一个地区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保持稳定的繁荣。基于这一点，移居召稼楼一带已有数代、明中叶工部右侍郎谈伦之子谈田在今召稼楼建楼鸣钟以召农耕，对浦东的农业发展来说，具有十分深远的象征意义。我们从中看到了浦东农业经济的萌动。说到“稼”，我们不能不想到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作《诗经》里多次提到的这个字。如“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魏风·伐檀》），“大田多稼，既种既成”（《小雅·大田》）。“稼”，这个充满古意的字，字义又为“种田”，就这样成了地名，且与召人种田有关，这是一件多有意思的事呀！不清楚全国有多少个以“种田”命名的地名，但在上海好像很少。查近年出版的《浦东新区地名志》，全区4 500多个聚落名字，无一个与种田有关联。这让人展开无遐的联想，当年浦东无垠的大地上，在这样一个地方，农人应钟声聚集一起农耕的情景。我们可以说，当年建楼鸣钟召稼，其意义就如当今开发开放浦东，它们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打响了划时代的第一炮。

召稼，稼什么？我们认为除了部分水稻等粮食作物外，更多的应该是棉花。这与召稼楼地区的地势有关，与棉花从宋末元初进入上海地区后，到明代迅速发展的路线图是一致的。浦东近黄浦江多高亢地，宜棉不宜稻。明代松江府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又刺激了棉花生产。南汇县秋熟作物长期以棉花为主，到抗日战争前几占70%。20世纪90年代，闵行区称已无棉花生产，但2008年夏季，我还在召稼楼姚家浜岸小块农田惊喜看到长势正旺的开着红色、黄色鲜花的棉花。

召稼楼人物

召稼楼的影响，还在于为本地区、为上海奉献了一大批优秀人物，在这里出现了浦东本土最早的杰出之士。

召稼楼地区出现的人物，其影响的领域是多方面的，凡政治、经济、军事、医学、文学、文字学、艺术、新闻都有所涉及。这些人物的出现，深刻反映了召稼楼地区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领域之广，为上海其他地区所少见。自明至民国，可数的有秦裕伯（上海城隍）、叶宗行（水利专家）、谈伦（明工部侍郎）、施维翰（清监察御史）、火雪明（文学家）、奚燕子（南社社员）、秦翰才（谱牒专家）、孔令谷（古文字学家）、金武周（社会学家）、秦伯未（中医学家）、蔡钓徒（新闻家）、雷汲韩（实业家）等。上海城隍秦裕伯和水利专家叶宗行影响更是至深至远，自明代起直接影响到上海市民的精神生活和上海城市发展的根本方向。

秦裕伯，官至太子侍读、京畿大主考，而其名重上海，缘起其为上海城隍，历明、清、民国三代，成为上海世俗社会的精神领袖。上海地区各地都有自己的城隍，如松江的李待问，但声望、影响都远不及上海城隍秦裕伯，其原因有二。一是上海这个地方的地位所致。二是秦裕伯本人的作为，及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推崇的结果。裕伯以仕元20余年而不愿再为官新朝，为官多年又为地方做了许多好事，表现了一个士大夫的气节和境界，这些都是中国百姓在传统意义上，最乐意接受和推崇的道德典范。百姓需要偶像，从精神层面上来说，需要一个能超越贫富，超越社会地位，大家都能接受的道德楷模。而秦裕伯偶像级的品行，满足了大众的心理需求。秦裕伯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正是其祖父到他自己，历三代受召稼楼一带本土文化熏陶的结果。更甚的是，这个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县的城隍的封号，还与明开国皇帝有直接的联系。秦裕伯的节操，直接影响了新朝天子对他的看法，朱元璋虽然不满意秦裕伯不肯为新朝服务，但也为其精神所感染，不无自嘲地说“生不为我臣，死当卫我土”，敕封秦裕伯为上海城隍。这恐怕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事。确实，秦裕伯稳稳当当坐在上海城隍爷这把椅子上几百年，成为历数十代上海世俗社会的精神领袖，普通百姓自觉规范自己行为的道德楷模，这是担当得了的。同时，也为其故里以召稼楼为中心的地区争了不少荣光。陈行的秦氏，鲁汇的内秦、外秦秦氏，都以秦裕伯为荣，也都承认其是这两地秦氏的先祖。在裕伯精神的感召下，这里出了秦荣光、秦锡田、秦锡圭、秦伯未等一大批秦氏英才。

叶宗行，当其以诸生这样低微的身份，提出放弃吴淞江下游故道，开浚范家浜，接通黄浦，实现（吴淞）江（黄）浦合流，黄浦江终成浩荡大江直奔东海时，他不会想到，这个石破天惊的建议，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国际大都市的造就创造了最原始、最基本的条件。我们无法想象，没有黄浦江的上海如何能成为东方大港，也不能想象没有东方大港的上海如何能成为国际大都市。这是召稼楼本土文化对上海、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其意义，无论怎样高的估计，也不为过。

在这里，我们有理由思考，为什么召稼楼一带百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产生了这么多的优秀人物。

浦东文化的代表

说召稼楼是传统浦东文化的重要代表地区，是因为召稼楼具备浦东文化的所有基本要素。

那么什么是传统的浦东文化呢？要给出个严格的定义非常困难，可能也做不到，但是浦东的人、事、物，包括本土语言，都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异于同属上海的浦西，这是事实。譬如“浦东闲话”，口音特征明显，在我们听来是非常舒服的，有时听到精彩处和会意处，不禁要笑出声来。再比如蔬菜，一般浦东人街头卖菜，往往会以浦东“三林塘小塘菜”“三林塘白头韭菜”“陈行丁连长荚蚕豆”来打招牌，凡打“浦东”招牌的农副产品就比较容易脱手，且可卖好价钿。还有，凡我所接触的浦东人，大多勤奋有加，为人比较客气，不少人还有幽默感。浦东人在一起，乡音不绝，笑声不断。召稼楼的乡情，基本上和上面所说的差不多，只是由于偏处一隅，乡风似更淳朴，为人也更讲究礼数。今年第一场大雪，我到召稼楼，在宁俭堂碰到一对房东老夫妻。时近中午，寒气逼人，老夫妻俩从大灶头饭锅上拿出蒸熟了的山芋，一定要给我这个不速之客吃，说是可暖身。同时，还诉说起当年召稼楼大户人家奚氏办学利民的好处来。我大为感动，寒气之中顿觉身体暖和起来。还有一次，我在保南街拍街景。一个老年妇女走过，一定要我给她照相，说是照片给不给她无所谓。看着这个满口召稼楼乡音，如此直率的浦东老阿奶，真仿佛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想，这或许就是传统的浦东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吧。

召稼楼是江南水乡、江南集镇，更是典型的浦东水乡、浦东集镇。它具备一切江南水乡、集镇，浦东水乡、集镇的特征。镇依水而建，有逼仄的商业街，有把商业街连起来的石桥，有江南集镇所常见的茶馆、羊肉摊。凡一般集镇应有的它都有。但骨子里，召稼楼却透露出少有的灵气、书卷气和迟暮的士大夫气，为他镇所不及。它承载的是厚重的浦东文化。

灵气、书卷气、迟暮的士大夫气，使得召稼楼这个集镇似镇非镇，蕴藉着特有的气质。镇为五水所围，所隔，宛如水中之洲。河道三华洋（丁字型水道）、四华洋（十字型水道）岸边是袅袅柳树和白墙乌瓦的普通人家。随处可见的是观音兜山墙的宅舍。资训堂、贡寿堂、梅月居、宁俭堂、礼耕堂、逸劳园等大院邸宅散落在镇的四处。水边的邸宅和着静静的流水，追忆着逝水的年华。庭院深深总让人看不懂，猜不透。处在镇郊的院落似农舍又不是农舍，掩映在皂荚树的绿荫中。院的主人，在外头的办实业，在本地的则大隐于市。踏着浦东前进的脚步，召稼楼出现了天主堂，出现了中西合璧的大宅。有人出国了，有人在上海办报纸了，也有人不治产业而染上鸦片瘾，穷极潦倒。沪上著名的奚家私塾开办了，年幼的黄炎培、曹汝霖乘着船到召稼楼来读书接受启蒙教育了。召稼楼渐渐色彩斑斓起来，不断打上时代变迁的年轮。

召稼楼要修复改造了，这真是一件大好事。现在，偌大的浦东，充塞着西洋的建筑和城市布局的元素，哪儿去找中国元素的建筑和中国风格的城镇布局？哪儿去找浦东水乡、浦东集镇？召稼楼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资格，扛起光复传统浦东文化的大旗。尽可能多地保留乡情乡貌乡俗乡音，让延续了千余年的浦东文化再赓续下去，发扬光大。

我不是召稼楼人，但对召稼楼抱有感情。早在时代刚跨入21世纪时，就向浦江镇领导建议保护召稼楼。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我每年至少要有一次到满是乡人茶客的召稼楼茶馆喝茶。在这里觉得亲切。这一切都基于一点，召稼楼是一块承载浦东历史文化的宝地。现在在全市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浪潮中，召稼楼古镇要修复改造了，并得到区委孙潮书记支持，浦江镇潘金平书记、马顺华镇长全面领导这项工作，古镇修复专家孙林桥君亲手规划工程，令人欣慰。在修复改造工程启动之际，向他们表达敬意的同时，提两个建议：一、新召稼楼尽可能让大家看到的是地道的浦东水乡、浦东集镇，并赋予时代的印记，让大家都高兴。二、多保留镇四周的村舍、田野、池塘，还有那水边春泛绿芽秋删黄叶的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