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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历程

“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是《新约》里记载的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的训谕。按照这一理念，王权与教权本当各司其职，井水不犯河水。但当耶稣时代过去一千多年之后，代表“上帝”的教士阶层早已兼并“恺撒”的职能，罗马教廷的教皇不但是整个西欧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罗马城及周边地区的世俗统治者。

当然，罗马教会通向权力之巅的天路历程也是步步荆棘。公元1世纪，圣保罗等最早一批到罗马帝国境内布道的基督徒，非但不太招人待见，有时甚至还被统治者扔进斗兽场充当饲料。不过，基督教以其继承自犹太民族的坚忍卓绝，硬是在这片充满敌意的土地上落地生根。随着罗马帝国步入“三世纪危机”，基督徒迎来了一点转机。连年入寇的日耳曼诸蛮族让罗马政府不得不采取攘外必先安内之策。261年，罗马皇帝伽利埃努斯颁布首个对基督徒加以宽容的谕令，至此他们才摆脱了二等公民的待遇。基督教的时来运转要托4世纪的罗马君主君士坦丁（307—337年在位）的福，这个死后被教会封圣的皇帝生前在各种宗教和派别之间和稀泥，让它们得以共存又相互制衡，以此安定国内局势。313年，他发布《米兰敕令》，给予基督教信仰合法地位，后来逐渐把这个昔日的异教提升为国教。到了晚年，这位一辈子攻城略地的枭雄也像中国的梁武帝、印度的阿育王一样陷入了道德危机，深恐遭遇基督教宣扬的“末日审判”，于是他在弥留之际受洗，当了个“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基督徒。就这样，作为“外来和尚”的基督教后来居上，让希腊—罗马世系的诸神在主场败下阵来。

自由竞争阶段过后就是垄断阶段。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得君行道的基督徒们如鱼得水，自然不希望昔日对头缓过精神，再来抢香火钱。于是，他们像《旧约》中记载的摩西、以利亚这些弘法护教、铲除异端的先辈那样，乘势打压各种竞争对手，包括古老的希腊—罗马多神宗教、一度在罗马士兵中广为流行的密特拉教、帝国东部臣民中源于波斯的祆教和摩尼教都被禁止，孕育了基督教的老前辈犹太教更是头号打击对象。基督徒似乎全然忘了自己的先辈们曾怎样在尼禄的斗兽场里，面对着猛兽的爪牙呼唤信仰自由。到了4世纪，基督教已成为罗马帝国一枝独秀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信仰，并且在周边的日耳曼诸蛮族中也有了相当数量的信众。

再后来，西罗马帝国王权日益衰颓，直至5世纪诸蛮并起帝国崩溃，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给了已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基督教会发展壮大的机会。从5世纪后期开始，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逐渐成长为西欧最强大的势力。其领袖克洛维认识到基督教的影响力，于是受洗皈依，果然事半功倍地收降了许多同样信奉基督的民族。凭借基督教带来的向心力，克洛维建立了墨洛温王朝，领地包括今法国大部和德国西北部的广大地区。立国之后，在他的推动下，教会势力又有大发展。到了8世纪，墨洛温王族大权旁落，国政尽操于世袭“宫相”之职的加洛林世家之手。该家族第一代丕平一世打下基础；第二代牛人“赫斯塔尔的丕平”（丕平二世）扩大影响，再接再厉；第三代查理在732年的图尔战役中力挽狂澜，大破刚吞并了伊比利亚半岛如日中天的穆斯林远征军，遏制了伊斯兰教的扩张势头，拯救了西欧基督教世界，凭此一战之功查理权倾朝野，人称“铁锤查理”（即查理·马特）。这位“铁锤”爵爷是法兰克版的曹操，虽已是事实上的头号人物，但“等身不废汉而自立”，他将改朝换代的重任留给了儿子们。加洛林家族的第四代掌门终于要改易王统了，这个篡逆者和曹丕一样名字里有个“丕”字，他叫“矮子丕平”（正式称号是“丕平三世”）。战胜大哥取得继承权后，丕平准备踢开有名无实的墨洛温王室自立门户。为了给谋逆之举寻求合法性解释，751年，丕平致书罗马教皇试探：“究竟哪种人才有资格称王，是头戴王冠的，还是手握实权的？”教皇心领神会，批示道：“丕平有资格称王。”753年，新任教皇司提反二世亲自翻越阿尔卑斯山，赶到位于今天法国东北部的苏瓦松，在该城的圣梅达尔教堂为丕平举行了涂油加冕礼，以上帝之名授予他王权。法兰克人正式新桃换旧符，加洛林王朝取代了墨洛温王朝。行过禅让礼后，墨洛温末代“懒王”希尔德里克三世被剃去象征王权的长发，送进修道院软禁起来。如愿称王的丕平也投桃报李，于此后三年中两次亲征亚平宁半岛，大败威胁教皇的伦巴底人（也是基督徒），并把夺取的罗马城到当年罗马帝国陪都拉文纳之间的地盘都进献教皇，作为教廷的直属领地，史称“丕平献土”。

就这样，君权神授，神权君授。在统治阶级的私相授受中，罗马教廷有了自己支配的独立王国，教皇从此左手教，右手政，上管天，下管地。矮子丕平的儿子就是著名的查理大帝，他将法兰克的疆土拓展到今天法德意三国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双方有着良好的关系，教廷的影响也随之扩大，但总的来说还是居于王权的从属地位。查理逝世后不久，他的大帝国分裂，教会进而谋求更大的权力。查理的继承人“虔诚者”路易是个忠实的教徒，对此听之任之，教廷权威日隆。

到了10世纪，西欧掀起了克吕尼运动。法兰克南部克吕尼修道院的教士们宣布不再向王室效忠，只遵奉教廷的权威。这股风潮随即席卷西欧，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斗争和改革，罗马教廷占了上风。1073年，得到法国支持的意大利修士希尔德布兰当选为新任教皇，称格列高利七世（又译额我略七世）。此人是基督教会历史上著名的铁腕人物，曾经用教廷权威和政治手腕逼得与他交恶的德皇亨利四世登门谢罪，在冰天雪地中免冠徒跣垂手，侍立三日乞求宽恕，史称“卡诺莎之行”。这标志着教权压倒了王权，成为西欧中世纪的头号势力。后来亨利四世卷土重来，放逐了格列高利七世，但这只是了断了两者之间的个人恩怨，整体上王权仍被教廷压了一头。

格列高利七世的继任者是他的得意门徒法国人欧德·德·拉尼，此人成为教皇之后有了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号：乌尔班二世（格列高利七世和乌尔班二世之间，还有一任教皇维克托三世，在任仅不到一年，无所作为）。他于1088年被选为教皇，上位之后，乌尔班二世不似导师那样锋芒毕露，却更深谋远虑。他离间亨利四世父子，使其内斗；又抓住法国国王腓力一世的生活作风问题，以通奸罪相挟使之屈从；还不动声色地在英国发展了大批追随者，使接班未久根基不牢的英王威廉二世处处受到掣肘，政令难行。西欧三大国都被乌尔班二世玩弄于股掌之间。

教廷能在西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靠的也并不全是权谋术数。他们得享高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意识形态的成功推广。

基督教强调“原罪”的概念，认为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违背上帝意愿，犯有大罪，而这一罪愆并不随着亚当夫妇被逐出伊甸园而消解，它沿着血脉传到了每个人类后裔身上。正如《旧约·诗篇》所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基督教认为正是原罪导致了人与神的隔绝，并进而把人在世间所受的苦难都归结于此，提倡通过信教和善行来偿赎原罪，从而使灵魂获得宽宥，死后升入天堂。因此在中世纪的欧洲，赎罪的观念深入人心。而且当时正值公元11世纪，人类就要迎来的新千年被某些学说渲染为世界末日，灾荒、风暴、流星等异常现象加剧了人们的担忧。恐慌情绪在欧洲蔓延，人们都力求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使灵魂获得救赎。为此，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教廷周围，唯命是从。

社会上层和底层的环境都如此有利，乌尔班二世更能够施展才华。他整理完善了教会的各种条令，强化神权至上的主张和理论依据，把教廷的权威推向了空前的高度。

不过，臻于鼎盛的罗马教廷也并非没有烦恼。在高层，教皇可以摆平各国君主，但在基层，作为教廷各级分支机构的大小修道院仍与世俗的贵族封建主摩擦不断。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世纪欧洲，农民是双方捐税的共同来源，饭勺碰锅沿儿的时候自然难免。农业生产力低下的欧洲在11世纪又连续遭逢大灾，农民生活困苦不堪，领主和教会的财产赋税都濒于枯竭，矛盾愈发激化。当然，也不乏怀有正义感的僧侣修士，为了保护教民的财产而与领主斗争，《剑桥中世纪史》中录有许多这样的事例。

而修道院历代积累的钱财又不可避免地招致领主、破产骑士和土匪强盗的觊觎。越来越多的人铤而走险，更多的人则是潜在的暴力分子，窘困的时局随时可能激发出战争，并有可能直接威胁到教廷。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称，教皇在罗马都觉得没有安全感。

除了教俗矛盾，整个基督教也处于分裂状态。早在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将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半，基督教会也随之一分为二，后来发展成西部的罗马公教（即通常所说的天主教）和东部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双方为了最高教权的归属以及教义上的若干分歧争执不休，关系不断恶化。1054年，东正教大牧首与罗马教皇利奥九世（格列高利七世正是由他提携的）公开决裂，东西两大教派从此势同水火，自视为正宗的罗马教会此后历任教皇都以夺回对东部教会的领导权为己任。

当时欧洲的外部环境同样不容乐观。 7世纪崛起的伊斯兰教势力正值鼎盛，虽然创始者阿拉伯人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但他们的后来者，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和摩尔人战斗力更强，在东西两线（小亚细亚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都让基督徒疲于应付。幸好伊斯兰世界也充斥着各种内耗，才使得欧洲有一丝喘息之机。

表面如日中天，实则内忧外患，这就是乌尔班二世面对的局势。如何缓解农村的教俗冲突以保护教会的财产和影响力，如何收编东部教会重新一统江湖，如何抵抗穆斯林势力并收复失地，这都是让教皇夙夜忧叹的难题。上帝保佑，1095年，一个可以一举数得解决上述疑难的机会送上门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