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文化认同的可能与限度》：文化认同概念的厘定与多重主体的解析
文化认同问题并非孤立的文化生成物。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随着资本流动所表现出的跨国化特征的加剧，文化自然呈现出跨越地域和传统的混杂性特征。与早期的文化表现形态相异的是，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各种事物奇异地拼贴在一起的时期，它容纳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提供了各种可能的空间。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完成了一次对自身位置的确认，那么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在多元选择的背景下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知识分子对自身位置变迁的认识以各种艺术形式得到了直观或者潜在的表达，而电影作为一种文化想象的方式对此所作出的微妙的反应无疑更为直观。
关于文化认同，如果只是孤立地进行纯粹的理论思辨而缺少对现实的指涉似乎并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缺少了必要的个案及文本的解析，对文化认同的阐释也将成为一种徒劳。在经济全球化微缩了人在地域上的距离的同时，迁徙以及流动的特性使原有的身份认定方式变得艰难，身份更多地只能借助人的精神内核层的文化来认定。全球化语境之下身份的寻找与建构不再像过去一样被特定的地域和单一的历史传统所局限，文化认同已经慢慢升级并超越了民族认同，人们需要在一个想象性的社群中依托历史并积极地参照当代有活力的文化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在“西化”与“国粹”之间如何作出华人社群适应时代需求的价值抉择，是华人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时代主题。当然，以全球化为背景的华人社群身份建构，有其虚拟特性，又不乏务实色彩。在个体解放并未真正完成现代精神救赎的情况之下，西方的主流知识分子渴求从东方古老的群体效应文化中确立价值建构的基因。华人社群本身也因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所导致的流散形态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担忧。身份认同是指向个体的主观想象，还是群体的有意召唤？是民间自发的身份追问，还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潜在诉求？是以文化的张扬凸显华人社群的权利，还是借助群体效应凸显华语文化的魅力？对现代的轻易否定和对传统的过度沉迷，抑或是对中国的盲目坚守与对西方的一味拒斥都是非理性的。文化认同是华语文化在错综复杂的关系面前的概念厘定和多重认同主体的重新确认。盲目地排外和一味地西化显然是不可取的，无论是华人社群内部，还是相对于异质文化的他者，文化身份的建构需要营造一个“有话好好说”的文化语境，摆脱优与劣、中心与边缘的偏执定位。
很显然，身份与认同不是由单一的血缘所决定的，而是社会与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阶级、地理、性别、种族都会影响到身份的生成。具体的历史过程，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都将对身份的建构产生直接的影响。华语电影叙事中文化认同问题的辨析同样是基于对“文化认同”概念的厘定，基于对文化认同多重主体的辨析与确认。“认同”究竟是对既定文化传统与道德谱系的服从与皈依，还是以文明与进步为前提指向未来的积极“建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实体性建构，还是以个人为主体的精神性建构？认同概念的厘定和认同主体的明晰对华语电影的文化身份建构的解析至关重要。
一、“文化认同”概念的语境还原
从词源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三种与认同（identity）相类似的解释：同一性或等同；确认和归属；赞同或同意。同时，对文化认同主体的定位不同也可能导致学术立场上的差异，究竟是民族还是国家，还是民族国家？这些预设都将影响到有关文化认同的解析。民族侧重于集体人群和共同体人群，国家侧重在特定主权疆域范围内的政治权威和决策统治机构。认同的建构主体是双重的，既是内向于个体，又是个体外向对群体的一种认同。作为一种关系，认同必然包括认同者和被认同者，他们之间是双向互动的。无论是在人与人之间，还是在人与社会之间，单向的、一厢情愿的认同都不能建立真正的认同关系。我们要将认同建立在双向互动的基础之上，它既是群体的一种召唤，又是个体的心理需要，唯其如此，才能真正确立文化认同的有效价值基点。以影像文化为载体的身份构建主体显然也是多重的，创作者、欣赏者、批评家还有潜在的民族意识形态，甚至影像话语的消费语境也将影响一种认同取向的最终结果。这些建构主体在认同的取向上可以是交叉的、错位的、重合的，因为它们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不是一种单向度的权力归属关系。认同意味着确认和建构新的价值立场，是在多元价值冲突中个体与群体的抉择与冲突的结果。从文化认同的概念层面看，我们最终将确认，用以支撑本书逻辑观点的前提是认同主体的多重性与互动性。于华语电影而言，文化认同的目的绝对不是覆盖和消解具有文化异质性的他者，它会将文化自身的生态属性与异质文化元素进行碰撞和自然的整合，从而达成文化价值层面的“妥协”与“中和”，以宽容但不失积极的心态建构华语电影在世界的文化身份。
二、概念外延的界定
文化认同不是单一的文化学问题，而是牵涉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的问题，这种跨学科的特性注定了有关“文化认同”的探讨必然是复杂的。在学术界关于文化认同的分歧也恰恰是因为概念厘定的模糊性导致的，因此，对此问题的探讨常常是单一的学术话语的语法学分析，也常常因为一种学术性的单纯的想象而无限地夸大了“全球化”对本土文化的遮蔽和倾覆。积极价值导向的缺席，使得对文化认同的判断和问题预设陷入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之中，建构的想象也必然走向全盘西化或者盲目排外情结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对文化认同主体以及对象复杂的层次性的解析，将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文化认同危机的实质以及认同建构可能的方向和策略，但是作为一个学术话题，正常客观的学理性操作模式却常常被很多研究者漠视。影像制作者与观众、影像制作者与精英批评家、影像制作者与主流意识形态、观众与精英批评家、观众与大众媒体等错综复杂的认同主体形构了多重“甲方”与“乙方”的主体认知，对这些主体的厘定，将有助于我们真正认识文化认同危机在影像叙事中的表现。对于华语电影而言，认同诉求的主体显然是多重的，既是国家实力强大后民族层面对文化征服力的诉求，同样也是影像文化工作者个体需要通过作品建构自身在国际电影界地位和声望诉求；是批评者借助作品表达与国际对话的渴望，也是普通观众借助影像形塑自身的需求；既是官方基于文化意识形态对垒的征战，也是民间借助作品进行主体性探寻的平台。
三、研究现状的梳理
在当下的文化研究中，文化认同是文化研究学者所瞩目的焦点，在抽象的演绎和实证性的考察两种研究方式的交叉中，因为对概念的基点界定不一致所引发的理论交锋常常是蜻蜓点水，没有形成真正的理论交锋和碰撞。对应有问题的追溯忽略了语境的还原，使得一个过热的学术关键词常常脱离了华人社区自身的文化历史语境，这也使得类似的探讨沦为一种话语层面的学术外交，危机的表述以及认同的建构成为学者面对一个全球化话语的仓促回应。一个脱离具体文化语境的探讨必然显得虚假和浮躁，这种探讨对概念本身缺少学理性的追根溯源，把复杂、多层面的文化发展现实简化为一个抽象和生硬的结论。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由于身份意识的强化使得人们对认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是在具体的阐释和讨论过程中关于“认同”的界定却变得异常的驳杂且难以辨析，它可以是一个人或一个地域，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它既指向“人格”和“自我性”，同时又常常被视为一种文化、一个国家甚至一个社会具有政治、文化属性的质的规定。错综复杂的阐释和界定最终使得文化认同成为一个内涵不确定的学术关键词，概念的指涉常常在运用过程中流于空泛。主体与对象的不确定性也最终引发了知识分子在全球化时代身份感的迷失，认同危机就此成为在新的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确认自身的文化困扰。
四、认同危机的凸显
认同危机在当代应该更多地指涉人的自我身份感的丧失，或者是一种“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的丧失”，是处于位置危机与精神危机中的个体对价值建构体系基点的寻唤。一个最基本的理解和阐释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很显然，对这种危机的认识应该建构在一个合理的价值基点上。认同与否，并不表征为两种文化之间的优劣或者是输赢关系，并不意味着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全面征服，而是表现为在文化交流与碰撞过程中重新发现自身和指向未来的方向性建构。认同是一个交会点，它联结了制造主体的过程，并告诉我们在社会上应采取何种主体性的话语和活动，建构了我们在社会上的主体性，而这种建构是根据我们和他人所区分的感觉以及某种缺乏的感觉而存在的过程。在寻找新语境下认同因子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所必需的文化元素应该涵盖民主、自由、宽容、多元等，然后再尝试去分析传统文化资源和西方现代化的合理经验，从而有效地建构起自身符合现实需求的文化认同基点。充分认识到文化认同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参与实现人类普遍安全需要的手段。因此，这种认同的建构，绝对不是去刻意实现官方与民间、精英与大众的完全统一，而是永远都要面对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张力与矛盾。西方的现代化之路所遭遇的矛盾和危机是否是我们会必然遭遇到的？重新回到自身的传统中寻找解决危机的文化因子能否让中国实现既能躲避西方的危机，又能平稳过渡到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赢的社会局面？儒家伦理观能否成为建构新型社会所依循的文化准则？认同势必要在这些矛盾统一的价值支点中确立新的准则和方向，在参照和互渗过程中确立新的可能，而不是对既成的传统和价值基点的膜拜和臣服。华人社群作为全球化背景下所形构的一个新的虚拟主体，包括海峡两岸、港澳以及海外的华人，多重主体既具有华语文化的同源性，又兼具不同文化场域在价值立场方面的差异性和错位，既有微观主体的身份诉求意识，又兼具广义社群的文化想象，这就使得华语文化的认同成为多方会谈中以求同存异为原则的精神性建构，有政治场域的威权效应，也有文化场域的灵魂皈依诉求的自觉。随着政治场域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日益模糊，文化身份便成为唯一获得标识的可能。在全球化场域之下，文化认同跨疆界地存在于影像叙事中呈现出多元特征，在本土与他者、传统与现代之间，华语电影人在影像叙事文本表达过程中尝试了多种形式的文化救赎。
赋予影像叙事以文化身份建构的重任似乎有些牵强，因为影像叙事相对于更为广大而驳杂的社会生活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影像叙事在现代文化传播和形象建构层面的确主宰着人们的意识和思维，而跨地域和跨文化的身份判断以及评价大多是通过影像媒介完成的。当意识形态之争渐渐被日趋发达的经济生活所遮蔽，文化就成为我们识别他者身份的重要符号体系。带有“虚拟性”的文化产业已经逐步成为国家软实力竞争的重要砝码，华语电影既承担着民族电影产业复兴的重任，同样也是华人社群文化身份输出的重要平台。面对西方媒体“妖魔化”的指认，华语电影人需要以影像为媒介推出强大的华人形象。以独特的人文景观和审美风尚，建构华人独特的文化品格。遍布世界的华人汲取了世界文化的给养，同时又有着对根性文化的自觉传承，在充满差异性的文化谱系之中，华人社群同样渴望身份的标识和文化的归属，以影像为载体的身份叙事是有限度的，但却是可能的。华语电影的身份叙事既是内部多元权力话语对话的结果，同时也是华人社群谋求身份表达的群体自觉性诉求。在这种身份诉求之中，既是对社群自身精神文化内核的挖掘，又是对国际化之路的积极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