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契机与宿命：民族国家建构与发现妇女

中国的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风雨飘摇的晚清帝国危亡时刻的到来，“革命”作为拯救的唯一道路逐渐被社会所认识和呼唤。应该说，历史上的中国从来未曾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是“天下”，其他地方都是围绕中国的化外“狄夷”。资本主义带给西方的不仅是社会的巨大飞跃，最为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空前强大的文明，新的格局在世界形成，整个世界的秩序被动摇。中国几千年来的“天下”观念从鸦片战争开始遭到瓦解，从晚清开始被迫进入充满竞争和压力的世界新格局。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仅1895年至1911年期间，中国政府承担的赔款和因战争带来的军事借款就高达476982000两，这相当于1895年至1913年期间在中国的所有企业全部创办资本的两倍以上，意味着中国的可用资源大量枯竭。[1]经过1897年到1898年的割地狂潮和门户开放政策后，到了1900年，西方列强在中国十八个行省中的十六个已经建立了势力范围。这些事实触目惊心，康有为为此发出警告，认为中国有成为第二个缅甸或印度的危险。[2]在世界舞台上创伤深重的中国，在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民族共同体的生存诉求成为步入现代社会的最根本动力。“国家而非种族成为真正的主体和现代认同的根源，并重构了中国人关于世界秩序的想象结构。”[3]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民族国家自此成为最重要的内容。

甲午海战之后，特别是戊戌变法之后，随着最后一次社会变革的失败，中国对西方的“民族国家”思想开始有了真正的认识。在“民族国家”意识的自觉下，民族主义开始成为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并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方式，这意味着民族主义在今后的历史时期开始作为新的历史力量崛起。1911年辛亥革命的失败意味着真正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并没有找到，以“革命”的道路来拯救危机中的民族国家，挑战的难度是巨大的。危亡时局中中国道路向何处去，成为时代的巨大呼唤。

在民族国家利益最为重要的时刻，在沉重的伤痛与屈辱逼迫下中国知识分子为政治实践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时，“女人”的价值重新被重视。妇女问题正是作为民族存亡、强国保种的意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讨论的。维新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体弱无知的妇女是国家富强的重大障碍。这种障碍首先是“不生利”说。这种对妇女身体的认识梁启超早在1890年的《变法通义·论女学》中就被反复阐说：“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所养，则国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则以无业之民之多寡为强弱之比例。”[4]生利之人多，分利之人少，国家即强；反之则弱。梁启超认为：“中国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视之，已不可为国矣。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今中国之无人不忧贫也，则以一人须养数人也。所以酿成此一人养数人之世界者，其根原非一端，而妇人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5]这种认识也出现在晚清大臣张之洞的感叹中，在他看来中华两万万妇女因为缠足“或坐而衣食，或为刺绣玩好无益之事……不能直立，不任负戴，不利走趋，所作之工，五不当一，是此四万万人者，已二分去一，令为二万万人”[6]。这里是从妇女的劳动能力来审视其身体价值的，根本出发点是对国家的维护。

中国妇女的缠足被认为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一件最具中国“现代性”特色的文化事件。古代缠足的起兴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三寸金莲”是性别审美的标记，对于女性意在强化性征。但到了晚清，小脚已成为祸国殃民的象征，成为代表落后、愚昧、压迫、耻辱等的不祥之物。1898年康有为给光绪帝的《请禁妇女裹足折》中表述了这种遭异族耻笑的民族屈辱感：“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臣窃深耻之。”最后康有为将它上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来认识：“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回观吾国之民，尪弱纤偻，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7]曾继辉也在《不缠足会驳议》一文中公开疾呼：“今者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如缠足乎！”[8]这里对女性身体的强调被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上，显然最终是为达到强国保种的目的，看似激进的批判本质上依然是被传统的思维所支配。在他们看来，女性体弱无学识，直接影响了后代的质量。实际上再生产能力一直被看成是女性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最重要价值，从这个层面来认识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是世界许多国家的共识。“在多数现代民族国家中，家庭被奉为民族道德的载体。国家之所以有责任教育和‘解放’妇女是因为有必要塑造出能够在生物学和文化意义上生育‘优质’公民的高效母亲。”[9]维新知识分子对于女性的缠足问题，最终依靠民族主义的叙述策略才得以取得成效，光绪帝和慈禧接受了禁裹足的请求，不缠足运动在全国推行。

对于女学的强调，出于同样的逻辑。可以说，倡导女学对于晚清时期的中国而言，确实是一次极大的挑战。从1844年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创办第一所女子学校起，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境内几乎所有的女子学校都是由传教士建立的。虽然传教士建立的女子学校为中国的女学带来了新的元素，但是始终没能成为中国本土女性教育的主流。直到1898年在上海才由中国人自己创办了第一所女校——经正女学。期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不能不说是漫长的历程，它说明中国传统教育观念的根深蒂固和女子教育的步履维艰。虽然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仅存在了两年，但是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却极为重要，它为打破传统旧规提供了改变观念的社会氛围。

最终打破这种困境的仍是以梁启超等为首的维新知识分子。1896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变法通议》，对女学的转变有重大影响。在其《论女学》一篇中，他将女子教育问题与民族存亡联系起来。他指出：“吾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在他看来，让女性接受教育是中国摆脱落后、家庭摆脱贫穷的重要途径。梁启超强调了维持社会稳定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1897年，经正女学筹备期间时，梁启超为其撰写了启事《倡设女学堂启》，进一步阐发自己的女学观。他把女子教育的目的归纳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之后，梁启超进一步借助了民族国家这一策略：“夫男女平权，美国斯甚。女学布灌，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三代女学之盛，宁必逊于美日哉？遗制绵绵，流风未沫，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仪先圣之明训，急保种之远谋。”在与民族国家的再次联结中，女性教育终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赢得了自身的合法性。在启事发表的第二年，经正女学正式成立，学堂招收8至15岁，有基本读写能力的年轻女性。在民间呼声日渐强烈的情况下，清政府在1907年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女学堂章程——《学部奏定女子小学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章程虽然仍把三从四德等传统女德教育规定为女性基本教育，以贤妻良母为培养目标，但它正式承认了女性教育的合法性，并奠定了官办女学堂的法律基础。

章程颁布后，中国的女性教育很快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截至1909年，“全国已成立女子小学堂308所，占小学堂总数的0.6%，共有女学生14054人，占小学生总数的0.9%”[10]。

无论如何，女儿们最终走出了家庭。女性教育能够最终得到存在的合法性，最根本的原因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女学“是一个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它不单十足反映国际竞争情势在当时对中国所造成的绝对压力，它同时也揭示一个父权对国权低头过程”[11]。“这种将国家命运关联于妇女智识……相对使妇女身体的存在价值工具化，是试图将两万万妇女的劳动生产力和智识化为一股国力的基础的努力。”[12]但这种功利化的目的不能不说带来了对女性的解放。从动机而言，女学堂的建立只是为了强国保种，但另一方面，女学堂的建立作为“近代民族国家想象过程的重要一步”[13]，最重要的在于这种制度的合法化，从客观上为改变女性几千年来的“身份”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没有女性教育社会机制的改变，对于女性来说，改变几千年来的社会地位、角色是根本不可能和无法想象的。因此，在民族国家的诉求下，女学得以一步步壮大，中国女性的命运以此为标志开始具有了现代性的可能。

民国初期，教育部颁布了《壬子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还将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和高等师范纳入学制中。至此，女子教育以完整的体系完成转型，延续了19世纪晚期清政府未能完成的任务，女性教育转变成国家为达到民族强盛的重大战略，女性的社会角色遂合法化。

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女作家陈衡哲、袁昌英、谢冰心、黄庐隐、石评梅、陆晶清、苏雪林、冯沅君、凌叔华、陈学昭、白薇等人，都受惠于民国初年颁布的《壬子学制》，因为这个章程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女子教育，为女子受教育的权利扫除了制度性的障碍。1911年清政府制定了《编订女生留学酌补官费办法》，女学生留学海外获得了与男性同样的官费补助权。中国早期出国留学的女性是从传教士资助携往开始的，但人数寥寥无几。后来大多是以陪读的身份自费走出国门的，其中以留日最多。相对于没有明确学习目的的伴读，奖励留学政策的颁布提高了留学生质量，极大促进了女性留学的发展。据1914年统计，在1300名中国留美学生中有女生94名，1917年增加到200名。[14]1925年，留美学生总数为2500人，其中女生占640人，比例高达25.6％，[15]这达到了近代中国女性留美的顶峰。自1902年至1953年间，在美国大学注册的中国女子留学生总计达3692人，约占同期中国留学生总数的18％。[16]至“五四”时期，日、美、法、德、俄等国都有大量的女留学生。1930年至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对女性留学作过一次统计，据推测，留日女性总数在6000人以上，留欧女性在2000人以上，总计留日、美、欧女性人数当超过10000人。[17]这个数字对于女性教育兴起不久的中国已经是相当庞大了。

特别指出的是，从深闺走向世界，这些与女性相关的一系列教育制度造就了一批妇女人才，回国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现代职业女性，如创办了最早的女子报刊的陈颉芬，中国第一个女医生康爱德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客观上，中国女性参与到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巨变之中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可能性，这种巨变为社会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有学问而后有知识，有交际而后有社会，有营业而后有生利，有出入自由而后去种种之束缚、得种种之运动。”[18]至此，晚清知识分子们关于民族国家的设想在从反缠足到兴女学再到现代学校建立的过程中一步步变成现实。

女性试图寻求社会空间时面对的挑战无疑是巨大的。从晚清至民国，实际上，“女学生”身份与传统女性已截然不同，她们不再是家庭中安守闺房的女儿，而是“有学识”的女性，这是进入社会成为自立的“人”的开始。走出闺阁的女性们接受现代文明教育，具有现代思想的学校成为新型女性成长的理想空间。她们的成就宣告了重新塑造自己的成功，具有了“革命性”的意义。新的身份获得的社会性地位“具有高度的流动性，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它的流动性，使得她们的文化和政治存在超越了绅宦家族的结构，而这种结构正是帝制结构的根本”[19]。走出家庭，进入学校，迈进社会，在女性解放道路上，“女学生”身份的获得标志着女性从历史地表浮出并进入历史舞台的开始，中国女性解放的幕布正式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