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告别闺阁：秋瑾的革命与写作
在文学的历程中，秋瑾被视为“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人”[20]，“在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蜕变中，秋瑾做出了重要贡献”[21]，她的创作成为结束古代闺阁文学，开启现代女性文学的标志。但显然其中最重要的恐怕不在于其艺术形式与语言上的贡献，它们与“新文学尚有明显距离”[22]，最根本的应在于秋瑾对女性精神品格的重构：在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上，她以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革命”之路，即将女性自我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真正融为一体的道路，这是一条独特的女性解放之路，对女性建构，她做出了自觉的努力。就此而言，她在20世纪中国女性自我奋斗的道路上，给出了新的视野，秋瑾的精神润泽并引领了追求自由解放的中国女性。
秋瑾的创作是由两个文学世界构成的，她不只具有作为一个革命斗士的叛逆精神，还有女诗人特有的诗情气质。尤其是秋瑾早期的诗词，大都属于闺阁才女的咏怀之作。“多愁善感，抑郁忧伤，是传统妇女文学创作主体最为鲜明的基本性格特征”[23]，秋瑾的创作也是多以“闺怨”为主题。与传统脉络相同，这些诗词都是在自我狭隘闭塞的小世界里吟花弄墨、诉说离愁别绪。抒情主体始终是一个易感多愁的女性沉埋于个人情怀的入微体验和细腻品尝，伤春悲秋、思亲怀友：
春色依依映碧纱，窗前重发旧时花。
燕儿去后无消息，寂寞常年王谢家。
——《春日偶占》
容易东篱菊绽黄，却教风雨误重阳。
无端身世茫茫感，独上高楼一举觞。
——《重阳志感》
肠断雨声秋，烟波湘水流，闷无言、独上妆楼。忆到今宵人已去，谁伴我？数更筹。寒重冷衾裯，风狂乱幕钩，挑灯重起倚熏篝。窗内漏声窗外雨，频点滴，助人愁。
——《唐多令 秋雨》
秋瑾最喜欢以花入诗。在她笔下，各种以“花”为题的诗词多达二十多首，从梅、兰、菊、荷、桃到玫瑰、海棠、杜鹃、芍药、水仙、木兰，几乎花花入诗，其中又以咏梅、咏菊最多：
杜鹃花开杜鹃啼，似血如硃一抹齐。
应是留春留不住，夜深风露也含凄。
——《杜鹃花》
铁骨霜姿有傲衷，不逢彭泽志徒雄。
无桃枉自多含妒，争奈黄花耐晚风。
——《菊》
桃姨杏妹嫁东风，玉砌珠栏晓日笼。
可怜憔悴罗浮客，独立寒霜秋雨中。
——《梅》之二[24]
这些作品中，感伤明显居于情绪的主导地位，属于传统的闺阁之作，但在早期的诗词中实际上已经潜隐着与一般闺怨不同的差异。在上述作品中，没有寻常小女儿的娇柔无力、自怜自艾的脂粉气，而是胸襟开阔，清丽高洁，她的诗风正来自于她坦荡、真诚，而又坚强自守的个性，这说明早期的秋瑾就有着鲜明的自我意识。此外，在创作中，书写婚姻的不幸是她最为郁郁难解的伤感部分，在诗中她这样写道：“却怜同调少，感此泪痕多”（《思亲兼见大兄》），“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精卫石》），“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满江红·小住京华》），“对影喃喃，书空咄咄，非关病酒与伤别。愁城一座筑心头，此情没个人堪说”（《踏莎行·陶萩》），“小坐临窗把卷哦，湘帘不卷静垂波。室因地僻知音少，人到无聊感慨多”（《秋日独坐》），等等。这些感怀之作与传统女子因丈夫或情人伤离伤别的忧愁也有所不同，秋瑾的苦闷抑郁不在于不能朝朝暮暮的相伴，而是难觅知音的精神压抑，这些都体现了秋瑾早已有了比一般女性强烈的主体意识，拥有同时代女性难以具备的精神品格。
自我身份的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认同，它与阶级、民族、国家、种族等身份的认同交织在一起。“在相对独立、繁荣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文化身份的问题。身份要成为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这种动荡和危机的产生源于其他文化的形成，或与其他文化有关时更加如此。”[25]在社会的深刻危机以及个人生活的压抑痛苦中，秋瑾开始重新认识和建构自我，这导致了她生活和写作的一系列转变。
甲午海战惨败以来，从戊戌变法的失败，到八国联军的入侵，种种灾难性的打击使晚清政权的政治已陷入瘫痪，一个文明正在濒临前所未有的崩溃。在历史危机时刻，社会的现有准则被纷纷拆解。从戊戌维新时期到辛亥革命时期，对妇女问题的思考从“强国保种”发展到了对妇女权利的重视。在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夕，“女国民”概念应时而出，它的提出表明了妇女观念的进一步转变。“女国民”的概念，蕴含着女子与男子平权的思想，认为女子与男子一样，都是国民中的一员，它将女子与国民的社会身份联系在一起，号召女性在追求权利的同时自觉承担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在漫漫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妇女得以第一次突破了家庭等级序列中的身份，它表明，女性不再甘受封建礼教的奴役，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社会身份。“女国民”标志着“崭新的妇女历史的到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6]。因此，“新的身份”的赋予大大激励了妇女们的热情，它推动了女性独立意识的自觉与增强，“女国民”的社会身份很快就成为时代的崇尚，从此，成为中国的妇女界一个至高至上的目标，这种精神贯穿于辛亥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
在这样的时代精神召唤下，秋瑾自觉成为女国民精神的崇尚者和实践者。秋瑾的革命是从家庭革命开始的。1904年中秋，作为缠足女子的第29个年头，秋瑾给自己放了足，脱下了长裙，穿上了男士西服和长裤。当她在京师妇女座谈会上出现的时候，身着男装的秋瑾引起了不小的惊愕和骚动。秋瑾以对身体的改造宣告了自己革命的开始。在《自题小照·男装》中，秋瑾是这样描述自己换装后的心理感受的：“俨然在望此何人，侠骨前身悔寄身。过世形骸原是幻，未来景界却疑真。相逢恨晚情应集，仰屋嗟时气益振。他日见余旧时友，为言今已扫浮尘。”[27]秋瑾在镜中的“过世”和“未来”两个时间中看到了“旧我”和“新我”两种不同的身份，它以身体为载体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易装标志着秋瑾对“自我”自觉发现的开始，作别闺阁的强烈渴望最终推动着她开始寻求新的人生道路，走上解放的起点。
1904年初夏，秋瑾与一向感情不和的丈夫决裂，与7岁的儿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忍痛作别，变卖首饰做学旅费东渡日本。她去掉了原名“闺瑾”中的“闺”字，也不再用意为美玉的字“璇卿”，取了富有时代色彩的“竞雄”为字。在船上，秋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领血，须把乾坤力挽回。”[28]与秋瑾早期的诗作相比，它的指向已经完全从个人的狭小空间走向了广阔的社会领域，对民族大业的呼唤展示了书写角色的转换，自此，从闺阁才女到革命志士，秋瑾完成了自己身份的转变。
在秋瑾看来，国难当头，女子应“为女杰”，“作手持刀剑甘抛头颅的斗士”[29]。东渡日本后，秋瑾自觉担负起“国民之责任”，热情投身到各种革命运动中去，积极宣传男女平权思想，努力推动女权运动。她号召女性将自身的解放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自觉将争取平权与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相连。1907年，秋瑾创办了《中国女报》，在发刊词中，向广大女性发出了强烈的吁求，号召女性努力自强，有勇于担负民族国家重任的勇气：“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生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进，绝尘而奔，为速进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30]在《大魂篇》中，她更是明确将女权与民族国家责任紧密结合在一起，号召女子“女国民”意识的觉醒：“国民者国家之要素也，国魂者国民之生源也。国丧其魂，则民气不生，民之不生，国将焉存。”“国魂之由来乎？以今日已死之民心，有可以拨死灰于复燃者，是曰国魂；有可以生国魂为国魂之由来者，是曰大魂。大魂为何？厥惟女权。”“唤起国魂，请自女界始。”“近以挽狂澜于既倒，远以造国魂于未来，伟哉女权！伟哉大魂！”[31]
在妇女解放中，秋瑾最重视的是对女性“自立”的强调，认为这是男女平等的最根本途径。1904年，她与陈颉芬重新组建已经停顿的公爱会，并改名为“实行公爱会”，以此来协助女子“脱男子之范围，使她们合群、求学，得以自立，成为合格的女国民”[32]。为了更好地向最广泛的底层劳动妇女宣传女权思想，秋瑾还有意地将她在报刊上的政论性文章最大可能地运用浅白通俗如唠家常的语言来写，以求文化层次很低的妇女能够读懂接受。如她为《中国女报》撰写的文章《敬告姐妹们》中，可以十分鲜明地看到这一点：“如今中国不是说有四万万同胞吗？但是那二万万男子，已渐渐进了文明新世界了……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总是难得占了主人的位置，女的处了奴隶的地位，为着要倚靠别人，没有一毫要独立的性质，这个幽禁闺中的囚犯，也都自己不觉得苦了……唉！但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有志气，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难道我诸姐妹，真个安于牛马奴隶的生涯，不思自拔么？”[33]这里秋瑾指出了“安命”没有志气的思想是女性做一世囚徒的最根本原因，而且，甘于囚徒后精神麻木，也就自己不觉得苦了，进而鼓励女性不应自甘屈辱，要自强自立，谋求在社会上的一个位置，这才是女性解放的真正出路。
除了参加社会活动外，秋瑾东渡后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转向，一扫早期闺阁诗词的多愁善感，充满了雄豪刚健之气，情感深沉博大、视野辽阔，许多作品在内容上与女界革命相连，对女性求平等、求解放思想积极倡导、鼓动。《勉女权歌》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羞，女子竞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在她的诗歌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号召，如“如斯巾帼女儿，有志复仇能动石”（《题动石夫人庙》），“种梅须去旧根芽，移向新春竞物华”（《戏寄尘再叠前韵》），“欲从大地拯危局，先向同胞说爱群，今日舞台新世界，国民责任总应分”（《赠语溪女士徐寄尘和原韵》）等都是这样的诗句，以此鼓励女性自强自爱，敢于与命运抗争，呼唤女性勇于担负国家责任的“国民”精神，来挽救危亡中的民族。
秋瑾曾借咏古侠者描绘出理想中的自我形象：“右手把剑左把酒。酒酣耳热起舞时，天矫如见龙蛇走”（《剑歌》），“千金市得宝剑来，公理不恃恃赤铁，死生一世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宝剑歌》），留下了“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明”（《鹧鸪天》）的豪情诗句。“画工须画云中龙，为人须为人中雄”，正是她本人的志愿和抱负。秋瑾以“英雄”“豪杰”来自期，有着“天下事舍我其谁”的气概，在她对自我的期待中我们不难发现秋瑾的万丈豪情与高远志向，这是中国历代闺阁女子从未有过的抱负。秋瑾恰逢亘古未有的新旧交替的乱世，巨大的变革使得社会对女性的压制有所松动，在热血豪情的鼓动下，在对未来民族国家的想象中，秋瑾领略到了从没有过的荣光。
这种对历史参与的自豪感和渴望民族国家重建的激情使得秋瑾的革命和写作都充满了一种自觉。“弹词小说”《精卫石》中她将自己的女性解放思想寄托于书中人物，成为表达她一生追求的范本。秋瑾虽然没有来得及完成这部鸿篇巨制，但仅就目前所能读到的不足六回的内容和“精卫石目录”，已充分体现出这是一部展示20世纪初妇女解放运动历程的史诗性作品，表达了对革命的执着追求和认识。如秋瑾在“序”中标明的：
余也谱以弹词，写以俗语，欲使人人能理解，由黑暗而登文明；逐层演出，并尽写女子社会之恶习及痛苦耻辱，欲使读者触目惊心，爽然自失，奋然自振，以为我女界之普放光明也。
今日顶香拜祝女子脱奴隶之范围，作自由舞台之女杰、女英雄、女豪杰……余愿呕心滴血以拜求之，祈余二万万女同胞无负此国民责任也。速振！速振！女界其速振！[34]
在这里，对女性投身革命的呼唤和对中国重生的渴望是融合在一起，在相辅相成中被表达的，在这种革命观下的女性解放，内在于对一个现代中国的未来想象之中，这是秋瑾以个人生命体验开拓出的一条富有社会性的通向女性解放的新道路。按照弹词二十回的目录设计，涵盖的将是女性走出家庭后的所有活动，不啻为对革命历程的一个演义，她们在参加革命的各种运动后是“大建共和”的美好蓝图。但是秋瑾又以“精卫石”来给作品命名，在古代精卫填海神话的隐喻中，除了表明秋瑾对精卫精神——渴望与不断奋斗的崇尚外，也隐约传达出了她对女性解放历程艰难的预见。这一点在与亲人、好友的私人交往中秋瑾有着更明确的表达，如她在东京写给大哥的家信里有这样的话：
吾以为天下最苦最痛之无可告语者，惟妹耳，居无室家之乐，出无戚友之助。漂泊天涯，他日之结局实不能豫定也。吾哥虽稍胜一筹，而无告语则同，无戚友之助亦同，所幸者，生为男子耳，结局似胜妹十倍也。[35]
这封信写于1905年11月28日，即秋瑾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将近三个月之后。在现实世界中，秋瑾以其生命演出，完成了弹词中的预示。秋瑾以现实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赋予了她所寻找到的革命道路的历史意义——在不可能的地方开辟了一条道路，这包括她的死，以及她死的方式。
显然，秋瑾的死是她自己的选择。她预见到了这样一个结束生命的时刻和意义。某种程度上说，秋瑾对这种死甚至是带有一定的迷恋的，在她后期的写作中，常常以无畏的、甚至迫不及待的口吻多次写到“死”。她崇尚奋斗进取，无比热烈地礼赞牺牲精神，乐死不避。这里秋瑾看重的是殉难者的意义，对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渴望和对女性解放未来的展望是她选择死的最根本因素，在那里生命仍将继续，激发着人们开创历史的诉求。
1907年7月13日，当清兵还在通往大通学堂的路上时，有人告知秋瑾，大家都劝她离开学堂，但她选择留了下来。秋瑾最后探望了因病卧床的光复会同志许一飞，并写诗一首述怀：“大好春光一刹过，雄心未遂恨如何？投鞭沧海横流断，倚剑云霄对月磨。函谷无泥封铁马，洛阳有泪泣铜驼。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多。”这是秋瑾生前最后一篇作品，表达了自己这种选择的决绝。之后，秋瑾镇定自若回到办公室，静等清兵。7月15日凌晨，在轩亭口，32岁的秋瑾就义。
作为中国女性“战斗者形象”第一人，[36]秋瑾是从容赴死的，她是主动而毫无保留地倾其生命去寻找与漫长的女性历史完全不同的另一条生活道路的人。秋瑾以文字和生命奋战求索，反抗被命定的命运，最终以对现代中国的想象“成就了一种革命女性的驱动”[37]，预告了革命的现代中国的来临。作为先觉者，秋瑾的超越性在于自觉地将争女权、争自由、尽责任与自我人生融合在一起，在通往现代中国的道路上将女性解放同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以此为基础确立了女性在历史中独立个体的身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女性解放来说，在革命这条未知道路上行进的，秋瑾是第一人，这条道路也成为她身后女性毕生追求的事业。这是一条有中国现实特色的道路，代表了中国女性解放的主体，并且在现代女性的不同时期，表现出错综复杂的不同差异。
同时，革命道路的选择还为一向局限于个人私情的女性文学开拓了一条社会领域的新路，在民族国家的诉求下创造了超越女性自我的文学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秋瑾成为中国女性文学“划时代蜕变的催生者和铺路人”[38]。从秋瑾开始，中国女性的“文学书写路向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逐渐朝着两个世界——外向世界与内在世界——延伸，从而形成女子特有的书写传统”[39]。此后，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书写，便在这两个书写向度的分立与交融中演进。
[1] 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2] 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3] 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4] 《时务报》第23册，1897年4月12日。
[5] 《时务报》第23册，1897年4月12日。
[6] 张之洞：《南皮张尚书戒缠足会章程叙》，《时务报》第38册，1897年8月11日，第2624页。
[7] 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折》，李义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上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509页。
[8] 曾继辉：《不缠足会驳议》，《湘报》1898年9月10日。
[9] 转引自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导论》，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10] 程墑凡：《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79页。
[11] 黄金鳞：《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生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12] 黄金鳞：《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生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13] 乔以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现象与性别》，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
[14] 参见《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12期。
[15] 参见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久大文化公司1978年版，第106页。
[16] 参见王焕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生教育史料》，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2611页。
[17] 参见王焕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生教育史料》，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2626页。
[18] 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女子世界》1904年第4期。
[19] 颜海平：《中国现代女作家与中国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20] 阎纯德：《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21] 乔以钢：《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22] 乔以钢：《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23] 乔以钢：《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24] 所列作品均选自《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5] ［英］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26] 王绯：《空前之迹：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5页。
[27] 秋瑾：《自题小照·男装》，《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28] 秋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
[29] 秋瑾：《宝剑歌》，《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3页。
[30] 秋瑾：《中国女报发刊词》，《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3页。
[31]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40—844页。
[32] 王绯：《空前之迹：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7页。
[33]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45页。
[34] 秋瑾：《精卫石》，《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
[35] 秋瑾：《致秋誉章书》，《清鉴湖女侠秋瑾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0、81页。
[36] 乔以钢：《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37] 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38] 乔以钢：《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39] 王绯：《空前之迹：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