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基本概念界定

要理解什么是“口述史学”，其前提是理解什么是“口述历史”。所谓“口述历史”就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简单而言，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或者录音和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的使用，进而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证词（oral testimony）。然而，对于什么是“口述历史”，在口述史学界也存在诸多分歧。路易斯·斯塔尔就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访谈，记录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获得的原始资料（primary source material）。”[36]唐纳德·里奇在其经典著作《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中则指出：“简单而言，口述历史就是通过记录访谈（recorded interviews）来收集具有历史意义的记忆与个人评论（personal commentaries）。”[37]而保罗·汤普森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括对他们口头叙述（oral accounts）的记录。”[38]

对于何谓“口述历史”，中国学者也做出不同的回答。钟少华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39]显然，钟少华强调口述历史必须以录音为依据，以口述史料为主。而杨立文则认为：“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本文件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40]当然，杨立文也并不否认录音机与摄影机等记录技术手段的使用。

上述定义可以看出两点较为重要的分歧原因与差异所在，首先是关于口述历史访谈的记录手段问题。显然，斯塔尔、里奇和钟少华都认为必须使用录音机等现代记录手段；而汤普森和杨立文则着眼于资料收集角度来理解，他们甚至认为笔录都可以。当然，使用录音机等设备有其自身优势，它不仅能够记录访谈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交流内容，而且能够将双方的口音和语调等信息都完整记录下来。而且，口述历史录音也改变了传统的接受历史的文字阅读方式，进而可以通过声音来倾听历史。实际上，在摄影机等新式记录技术出现之后，大部分口述历史工作者都主张要使用口述历史录影，因为它能进一步记录和发挥口述历史的视觉信息与价值。基于此，笔者以为不应该以记录手段来判断一项访谈活动是否可以被看成口述历史，可以预见的是，技术的不断发展将挑战口述历史的记录与呈现形式以及我们对于口述历史的传统理解。比如，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工作者开始通过网络摄像机、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和网络移动应用程序等手段进行跨越地理障碍的“跨空间访谈”，甚至无须访谈者的提问与互动。正是由于这些数字化技术的革命性影响，笔者也曾指出，在最基本的术语使用问题上，“数字化讲故事”（digital storytelling）也可能逐渐代替“口述历史”这一传统术语。[41]

其次是口述历史研究对象与内容的差异，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英美口述史学发展初期的访谈对象上，美国尤其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者，而英国则侧重于社会史范畴，尤其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故事。而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口述历史不同实践者和研究者的专业身份或学科背景所决定，很显然，历史学家、传记作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学家、档案工作者和老年医学家在各自利用口述史学这一方法时，其关注点和侧重点都有所不同。[42]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差异不应该成为口述史学界相互争论或攻击的焦点，因为给口述历史下一个普遍认同或接受的定义不仅很难，而且也没有必要。而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口述历史的精髓，即它的核心价值——保存即将逝去的声音，并进而实现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创建于1954年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区口述历史办公室（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在主题为《捕捉历史的瞬间：从谈话到打印》的网站序言中就曾写道：“口述历史对理解过去、呈现当前以及保存即将逝去的声音都是一种理想的方法。”[43]显然，口述历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记录和保存过去的经历，而且赋予我们在当下如何重新思考与评价过去的机会。正是如此，以唐纳德·里奇为代表的口述史学家强调口述历史访谈所挖掘与呈现的内容主要是基于个体记忆的评论与理解。

再次，就“口述历史”这个概念而言，它既可以被理解为口述历史实践过程的具体“结果”（product），也可以指口述历史实践的具体“过程”（process）。就前者而言，笔者强调口述历史一般有四种存在形式：（1）口述历史访谈过程的原始录音（录影）；（2）经过转录、整理、修订和保存的口述历史抄本；（3）考虑受众市场而几经修改（甚至删除访谈者提问）的口述历史抄本的公开出版物；（4）主要利用口述历史资料作为研究来源的研究性作品。到底何者才是真正的“口述历史”？显然，在不同专业实践者看来，他们的答案也是各不相同。而事实上，读者在市场上更多看到的是后面两种，比如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1912—2008）的系列口述历史作品[4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口述历史丛书》[45]以及一些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的“口述历史系列”（Oral History Series）[46]。对于那些倾向于使用较为原始的口述历史资料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可能更加认可前面两种；对于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和剧作家来说，他们主张第一种才是真正的口述历史，因为它不仅记录了访谈的言语内容，而且还有助于保存叙述者的口音、语调、身体动作、面部表情以及当中的细微变化。

而就“过程”而言，越来越多的实践者与研究者主张应该通过口述历史来呈现其中所发生的回忆、叙事、表演与意义诠释等复杂过程，并以此分析背后所隐含的影响个人与群体的政治、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多元因素。在有关保罗·汤普森《爱德华时代的人：英国社会的重塑》一书的评论中，该评论者相当生动地描绘了口述历史的这种动态性特征：“归根结底，他那些‘爱德华时代的人’活下来变成了‘乔治时代的人’，而现在又成了‘伊莉萨白时代的人’。经历了这些岁月，一些往事在记忆中消失了，或至少关于这些往事的回忆也会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其实，他们童年时期的往事有多少是他们的长者对他们提起的呢？在那以后他们可能读了哪些自传或小说，使他们加深一些印象而冲淡另一些印象呢？哪些电影或电视节目对他们的意识发生了影响呢？”[47]在某种程度上，尽管口述历史原本记录的“过去的声音”也成为“现在的声音”，并因此直接影响口述资料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但它却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变迁背后的故事、记忆、社会时代与情感因素。基于此，有学者指出，正是因为故事讲述者（story-teller）与故事倾听者（story-hearer）之间的互动关系，口述历史能够探索个体如何解释他们的环境以及他们的理解发生变化的方式。[48]

另外一个需要界定的重要概念是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以及它与口述史学之间的紧密关系。美国公众史学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教授从“应用主义”的角度给公共史学下了一个定义：“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而言，公共史学是指历史学家的就业和将历史方法应用于学院之外的诸多领域的学问，包括政府、私人公司、新闻媒体、历史学会和博物馆乃至私人领域。公众史学家无时不在工作，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而成为公共进程的一部分。当某个问题需要解决，一项政策必须制定，资源使用或行动方向必须更为有效地规划时，历史学家会应召而来：这就是公共史学。”[49]而作为一种基于主要公众利益（public benefits）的历史分支学科，美国公共史学另一位创始人小卫斯理·约翰逊（G.Wesley Johnson，Jr.）列举了历史学家可以发挥作用的8个公共领域：政府机构；商业机构；研究机构；媒体；历史保护；历史解释（历史学会与博物馆）；档案与资料管理部门与公共历史教学。[50]通常而言，对于公共史学家来说，他们是以客户的需求为目的，其客户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公司、博物馆、档案馆、地方历史学会、历史遗址或个人。而笔者则更加倾向于将公共史学家定位为“契约史学家”（contract historians），即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相关的历史服务。当然，在这种契约式的历史服务中，公共史学工作者尤其需要处理好他们对于历史本身的专业伦理与对于客户的职业伦理之间的平衡关系。[51]

至于口述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关系，美国大部分口述史学家和公共史学家认为，从方法论上而言，口述史学是公共史学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如唐纳德·里奇所说：“公共史学是有组织性的工作，它为公众提供既准确又富有意义的历史，而口述史学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当然的工具。”而从学科分类或学位设置而言，口述史学通常是公共史学学位课程的一部分。在美国一些大学中，一般都颁发公共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相对来说则较少设置口述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当然，口述史学并不是公共史学家的专利，很多学院史学家同样把口述史学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而公共史学家也可能同时从事学院史学（academic history）研究。

综上所述，口述史学促使历史学家与实践者从故纸堆中解放出来，深入现实生活之中，并直接倾听来自历史行动者的真实心声。保罗·汤普森曾有一段相当精彩的论述，足以精辟地总结和概括口述史学的基本特征与主要价值。他在其经典作品《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一书中指出：“口述历史是一种围绕人民所建构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注入了活力，并拓宽了其视野。它不仅允许英雄来自领袖，而且还包括不被人知晓的大多数人。它鼓励教师与学生成为工作伙伴。它将历史带入社群，又从中引出历史。它帮助较少有特权者（尤其是老人）获得尊严与自信。它有助于社会阶级、代际的接触，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解。对于个别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来说，由于其共享意义，口述历史能够给予一种地点或时间的归属感。总之，它有助于人类变得更加充实。同样，口述历史向公认的历史神话以及历史传统中所固有的权威判断发出挑战。它为实现历史的社会意义的根本转变提供了一种手段。”[52]

基于此，笔者主张应该将口述历史视为“复合概念”和开放性学科，充分发挥口述历史作为收集原始资料、拓宽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加强公众互动、促进跨学科应用、推动教育改革、促进社会正义以及实现政治和解的独特价值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