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桐城派早期作家群”的界定与本书研究思路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十五日，为桐城文士刘大櫆七十寿辰。时任扬州梅花书院山长的姚鼐寄来寿序，对刘大櫆的道德文章成就表示祝贺。序中认为，桐城在南朝梁、陈时，曾有过“释氏兴”，释氏衰歇后，当有“儒士兴”。又借友人程晋芳、周永年之口，叙述了桐城当代文章之盛：“前有方侍郎，后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1]姚鼐在此，以乡里为纽带，塑造了一个“桐城文统”，并提到自己少时曾“学文于先生”，隐然以接续此文统为己任。此后，“桐城派”一称才正式出现于文坛。关于姚鼐建立桐城派的背景、动机与经过，王达敏先生《姚鼐与桐城文派》一书有精彩论述，认为姚鼐揭起“文章”之旗，是要与当日士人圈中所流行的考据之学相抗衡；姚鼐之学，实承自叔父姚范，而姚范对方苞之文、之学颇有微词，因此，姚鼐以方苞为桐城派的开山人物，其“策略”意义大于真心的推崇。但方苞之学、之文，除了号召同乡后进外，是否就与乾嘉以来的桐城派无甚关系？此言似也不能成立。以方苞文论的核心“义法”为例，虽然姚鼐认为方苞之“义法”，只得古人文章之“一端”，而未得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2]，但方苞的“义法”，有多种层面，除具体行文之法外，还有“法随义起”、随心所欲的一面，晚清邵懿辰即认为“义法”可以涵盖刘大櫆之“音节”说与姚鼐之“神韵”说：“夫方氏以义法言文，此本史公语，而渊源《大易》之所谓‘有物’‘有序’者，亦即孔子所谓‘辞达’，而曾子所谓‘远鄙倍’也，凡韩、欧以下论文之旨皆统焉……音节神韵，独不在法之内乎？”[3]近代学者方孝岳也有类似的看法：“不知惜抱所谓‘远淡非常’者，究竟是什么？文章里面的‘远淡非常’，必定有所以‘远淡非常’的道理，岂可舍义法而捕风捉影地去求吗？”[4]认为“义法”与桐城派后期所倡之“神理气味”，并不矛盾。此外，桐城派后期作家，大多科第显盛，又多有主讲书院的经历，而无论是求取科名，还是教授士子功课，都要求有时文功底。古文的具体行文之法，在很大程度上对时文写作也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源自方苞的“义法”说，在桐城文章的推广方面，贡献不容否定。总之，将方苞作为桐城派初祖，不仅符合姚鼐的“言语策略”，也符合文学史实际。
自晚清以来，将戴名世作为桐城派先驱人物的看法，也不断涌现，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谈及戴名世史学时，认为“他本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应推他为开山之祖”。[5]当代学者魏际昌、周中明等在他们关于桐城派的论著中，亦将桐城派之传承统绪上溯至戴名世。[6]这种看法，有一定合理性，戴名世较方苞年长十三岁，进入京城文化圈的时间，也早于方苞。方舟、方苞兄弟之时文，最初即是借戴名世的揄扬，才得到文坛前辈韩菼的赏识。虽然戴名世在罹文字狱身死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文稿被禁绝，姓名亦埋没不彰，但作为方苞早年关系最为密切的友人，戴名世对方苞为人、为文各方面的影响均不容忽视。此外，与戴名世同时，且与方氏兄弟关系密切者，还有朱书等人。如果将戴名世作为桐城派的一员，那么对朱书等人亦应如是观。《朱书集》的校点者之一石钟扬先生就认为朱书在早期桐城派发展史上有“不可抹杀的贡献”[7]。但从创作实际来看，戴、朱的文章，较之方苞，更为潇洒豪迈，不拘小节，呈现出由明代文章到清代文章的过渡时期的“芜杂”特色，与后世桐城派的讲究“义法”“雅洁”不尽相同。因此，方苞之前，桐城文章的统绪应如何排列、如何描述，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如果说，任何一种文学思想的产生、文学团体的兴盛，都建立在具体的文学史背景之上，都可以看做是对其所处时代之文坛状况乃至思想文化状况的回应，那么，对桐城派的兴起的研究与描述，也应将目光放到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中。章太炎曾认为桐城义法，近似于“佛家之四分律”，其主要功用，在于“催伏磨外”；桐城派兴起的历史，即是晚明以来的文坛由芜杂复归“雅正”的历史：“明末猥杂佻侻之文，雾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后，异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8]章氏处于清末民初文体大变革的时代，有感于“明末之风复作”，故对桐城派的兴起有此贴切的想象。而文学、思想风气的转化代谢，是渐进的、缓慢的，非一蹴而就、瞬间翻覆；其中固然需要大力气者，但也需要群体的呼应与支持。从现存文献来看，方苞及其“义法”的流行于天下，亦有着一个从“潜流”到“主流”[9]，不断传播扩散，并不断调整自身的过程。纵观现有关于桐城派的研究，在论述桐城派前期历史时，一般只关注戴名世、方苞的创作理论，对其创作实践及文学思想的变化，以及他们在清前期文章领域“规矩重立”过程中的位置与作为，注意得远远不够。200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法籍学者戴廷杰所著《戴名世年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局面。这部近百万字的著作，以戴名世一生行事为纲，贯穿起了顺治、康熙两朝与戴名世有交往或文字交集的士人之生平，书中所涉及人物达九百九十一人，其中有详细小传者五百余人。较之传统的作家年谱，此谱内容丰富，气魄宏大，将戴名世的文学活动放置在康熙年间政坛、文坛的大背景上去看待，使得戴名世及其友人关于文章的思考不再是概念化的条目，而是具有了历史的“在场性”。此书的问世，为早期桐城派研究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参考和方法启示。惜限于“年谱”的体例，书中对一些“关键人物”和“节点事件”，没有给出更进一步的提炼、论述。本书则希望在《戴名世年谱》的基础上，对桐城派早期文学活动进行考索和描绘。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从康熙二十五年戴名世、朱书等拔贡入国子监开始，到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这二十多年间，文坛上曾有一个以戴名世、方苞为核心的士人团体，这一团体的主要成员，包括戴名世、方舟、方苞、朱书、刘齐、刘辉祖、刘捷、汪份、刘岩、刘永祯、何焯、王源等。他们或是在立身、为学方面志趣相投，或是文章旨趣相近，因此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终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狂生”著称于康熙二十六、二十七年前后的京城士林；康熙三十年以后，陆续登两榜，进入仕途，之后又大多卷入戴名世《南山集》案，命运随之发生转折，其思想、文风也随之发生改变。这些人中，除王源外，均出生、成长于安庆以下的长江沿岸地区，其中戴名世、方舟、方苞、朱书、刘辉祖、刘捷均为江南安庆府籍人士。籍贯的相近、志向的趋同、经历的重叠、交谊的深厚，使得这一批士人具有了被视为一个“群体”的资格。为论述的方便，我们把它称为“早期桐城派作家群”。
对文学群体或曰“流派”的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选题。严迪昌先生曾对“流派”的要素做过归纳，认为：“一个流派的形成，必须首先得拥有一面旗帜，即领袖式的足以能凝聚团结起同辈和后进的有权威性的大作家，在他周围形成一个可观的有影响的作家群体。他们在艺术情趣、审美倾向以至理论主张上应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追求，这种追求和实践又总是集中反映在他们编纂的总集和选本之中。”[10]按这一定义来衡量，戴名世、方苞等人，生前虽未有开宗立派的自觉，但他们的创作和批评实践，却已隐然具备了“流派”的一些特点。本书的写作，即试图对《南山集》案发之前的“桐城派早期作家群”的文章观念与创作实践，以及《南山集》案这一政治事件对诸人心态与创作风格的影响进行分析描述。通过这一工作，梳理桐城派在康熙年间的活动细节与发展轨迹，进而探讨桐城派在康熙间文坛上的位置与贡献。
清末民初学者刘咸炘在《治史绪论》中曾言：“史本纪事，而其要在察势观风……事实实而风气虚，政事、人才皆在风中。”[11]认为“疏通知远，即察势观风也”[12],“风”有大小，“风之小者，止一事”,“风之大者，兼众事”。[13]按刘咸炘的说法，史家关于名物、制度等的实证研究，必须辅以子、集部的研读，方能“虚”、“实”兼顾，触摸到历史的真实生命；对即时特征的探索，必须与长时段的眼光结合起来，方能“出”、“入”由己，研判出历史的真正趋势。我们认为，文学史作为广义史学中的一个门类，“察势观风”的方法，同样适用于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一种文学样貌的形成，既有文辞内部沿袭与变革的因素，又有文辞外部的“政风”“时风”“土风”“士风”的影响，而文辞内部的沿袭与变革，也会形成或大或小、或显或隐的“风”与“势”。一部好的文学史，应是对一时代“文风”之起伏变化，以及“文风”中所显现的“世风”的清晰、扎实的描述。而“文学流派”可以说是“文风”与“士风”最为鲜明的人事载体，因此，对“文学流派史”的描绘，更应遵循“察势观风”的思路。本书第一章论述康熙朝士风在桐城派早期作家身上的体现，第二、三、四、五章从文体的角度入手，论述桐城派早期作家共有的一些文章观念，即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尝试。第六章到第十一章，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对方苞及“桐城派早期作家群”中的五位尚未受到学界重视的作家进行论述，在结构安排上，也尽量兼顾“行谊”与“文辞”两方面，展现处于“青萍之末”阶段的、体现在具体个体中的“风”。限于学力，这一尝试尚有许多缺陷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1]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惜抱轩诗文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2]姚鼐：《与陈硕士》,《惜抱轩尺牍》卷五，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3]邵懿辰：《复方存之书一》,《半岩庐遗文》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页下。
[4]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 中国散文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82页。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6]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周中明：《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5页。
[7]石钟扬：《朱书集·前言》,《朱书集》，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页。
[8]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全集·菿汉微言、菿汉昌言、菿汉雅言札记、刘子政左氏说、太史公古文尚书说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9]“潜流”与“主流”的关系，参考了王汎森的说法，王汎森认为：“历史是由很多股力量竞争或竞合前进的，一个时期并非只有一个调子，而且像一首交响曲，有很多调子同时在前行……我们书写历史，往往只着重当时的主调，而忽略了它还有一些副调、潜流，跟着主调同时并进、互相竞合、互相影响，像一束向前无限延伸的‘纤维丛’。”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0页。
[10]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11]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页。
[12]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页。
[13]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