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流传至越南的中国经学典籍
毫无疑问，在上述文化背景下，从中国流传至越南的经学典籍，是越南经学典籍发展之源，亦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根据记载，儒家经典很早就随着自然流动的人口在越南流传。汉末，中原备受战乱的困扰，唯有交州地区社会安定，士人遂纷纷避乱至此。经学典籍亦随着这些饱读诗书的学者们流传至南越。史籍多有记载：
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比之于孟轲距杨朱、墨翟。（《理惑论》）[22]
许慈字仁笃，南阳人也。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建安中，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蜀书·许慈传》）[23]
程秉字德枢，汝南南顿人也。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史。权闻其名儒，以礼征；秉既到，拜太子太傅。（《吴书·程秉传》）[24]
可见，西汉武帝时期所尊奉的五经，以及到宋代才被尊为经典的《论语》，在汉末均已传播到了越南。并且这种传播并不局限于个别人之间的狭小范围，已具有一定的流通面。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三国时，释康僧会家居交趾，在当地即能“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25]。
自宋代越南独立以后，中央政府开始向越南颁赐书籍，经书则是所赐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史·真宗纪》记载景德四年（1007）秋七月乙亥：“交州来贡，赐黎龙廷九经及佛氏书。”[26]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所赐书籍的种类开始增多。明代赐书仍以儒书为主。《大越史记全书》云黎太祖“己亥（1419）春二月，明遣监生唐义颁赐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书于府州县儒学，俾僧学传佛经于僧道司”[27]。《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二十年（1422）五月，“交址宣化、太原、镇蛮、奉化、清化、新安等府及所隶州县学师生贡方物诣阙，谢赐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为善阴骘》等书。皇太子令礼部赐赉之”[28]。显然，四书五经是明代最重要的赐书。而据清史记载，清代所赐的经部典籍有钦定字书《康熙字典》。徐延旭《越南世系沿革略》云：“黎维祉子孙逃居老挝深山中时，思聚众复国，即今所谓黎王后也。……自鄙其国文教之陋，奏请颁发《康熙字典》，许之。”[29]
除了因人口的自然流动与中央政府赐书以外，越南使臣也是促进经学典籍向越南传播的重要群体。《明英宗实录》记载天顺元年（1457）六月，安南使臣黎文老曾向明政府上奏曰：“诗书所以淑人心，药石所以寿人命，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药材以明道理，以跻寿域。今乞循旧习，以带来土产香味等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30]在“以明道理”的书籍中，应当包括经学典籍。《殊域周咨录》则有明确的记载：“及其黎氏诸王，自奉天朝正朔，本国递年差使臣往来，常有文学之人则往习学艺，编买经传诸书。”[31]阮朝大臣汝伯仕于明命癸巳年（1823）出使中国，曾在广东访书庯二十余家，“间经数月拣购”官书，其中购买筠清行的书最多[32]。他的北使诗集《粤行杂草》卷末附有当时筠清行经营的书籍目录。在这份书目中，包括《尚书说》《中庸辑略》《读易管见》《四书质言》《四书日录》《易翼述信》《周易辨画》《禹贡图说》《左传快评》《论语古训》《四书古本》《礼记义纂》《四书古今训》《周易宗义》《尔雅》《春秋直解》《周易补疑》《陈注礼记》《周易九鼎》《周易索训》《论语义府》《四书译义》《周易折衷》《毛诗名物图》《周易笺传》《四书说统》《毛诗日笺》《四书笺义》《尔雅疏义》《四书温故录》《四书考异》《四书自课录》《四书渊源》《四书反切录》《尚书通考》《禹贡锥指》《周易通论》《明板尚书传》《周易口义》等四十余种经学典籍。
由于儒学一直在越南官方正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许多经书是由中央教育机构的推行而获得流传的。如前文提到《大南实录》记载大臣吴廷价为皇子教育制定了十一条讲学规程，其中第二条经史摘要小字注云：
四书五经至宋而下，既经真儒表章之后，而讲释之卷帙，多至汗牛，间亦纯驳互出，史则温公《资治通鉴》、朱子《纲目》之外，摘选之集，无虑其数，而去取不同，褒贬亦异，非深造者莫能究其指归，而合一其说。故大清诸帝节次，简命儒臣会同裁纂，为一代成书，曰钦定，曰御定，曰御纂，曰御批。诸书均以众智成编，而取正于上，意义定一，有所适从。今学堂讲帙，请以《日讲四书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礼记解义》《日讲春秋解义》《日讲易经解义》《御纂诗义折中》《御定孝经集注》《孝经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定为讲论之书，颁赐诸位阅习。其《御纂周易折中》《钦定诗书春秋传说汇纂》《钦定三礼义疏》《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御纂春秋直解》《御纂周易述习各品》、五经四书及诸《纲鉴少微》之书，均出一家私集，各别主意，请寘之备考，不登讲帙。
在当时，不仅四书五经已经成为皇室教育的必备书籍，并且唐文宗开成年间，得以与九经并列的《孝经》，亦同样在越南官学中得到了肯定和彰显。
我们对位于河内的越南汉喃研究院、越南国家图书馆等做过实地调查，目前在河内共查访到39种中国经学典籍，兹列表如下：
表1-1
根据反映越南官方机构藏书的《史馆书目》《史馆守册》《内阁书目》《内阁守册》《新书院守册》《聚奎书院总目册》《古学院书籍守册》七种古代书目，我们可以了解到，曾经在越南政府及官学中流传的经学典籍的数量和种类更加丰富。这七种书目均成书于阮朝后期，所收录的书籍在知识结构和种类方面也颇为相似。我们现在选择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聚奎书院总目册》做详细的探讨。此目录乃阮朝聚奎书院的藏书总目录。据《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十四的记载，聚奎书院建成于嗣德九年（1856）。是年，嗣德帝：
命署礼部郎中阮璠、署掌印范懿、机密院员外郎潘文述均充内阁捡书，颁给钦派关防行用。璠等嗣奉捡贮于新构书院，乃汇修总目册进呈，因命扁书院曰：聚奎书院。总册亦颜为《聚奎书院总册》。（册仿《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据名按类登著，与何书、何年买纳，及有蠹朽欠失，一一注明。并嗣德七年十月日以后进纳诸书各行总汇，间如丛书、类书诸部，亦各查部内杲号小注，开列详悉。）[33]
现今，聚奎书院的书籍目录共存写本三种，我们所经眼的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441页本，内容最为详备，未署编者。全书共分为经、史、子、集、西洋书五个部分，仅有经部著录日本汉籍一种、史部著录朝鲜汉籍一种、集部著录日本汉籍两种，其余所录均为中国典籍。由于此目录完全仿照《四库全书总目》进行分类，并且二者性质相同——分别为两国官方所编撰的综合性书籍目录，因而我们可以将二者所收的经学典籍列表做对比，如下：
表1-2
据表1-2，流传至越南阮朝的经学典籍所包含的知识结构，与中国经学典籍是完全一致的，这意味着越南对中国经学的各个门类进行了全面的吸收。不过，各个属类在目录经部之中所占的比重却又有所差别。比重相差较大的依次有易、四书、小学和五经总义。联系前文经学典籍在越南流传的文化背景，可以做如下分析解释：一是，前文所述表明，越南经学传统的形成，从一开始就具有化训国俗的文化功能，因而作为伦常之教的四书五经更受到阮朝官方书院的重视和推行。与之相应，它们的比重均要高出《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同类典籍，而学术性较强的易类典籍所占比重就显得势弱。嘉隆二年（1803）十一月，嘉定留镇臣阮文仁等上奏请求免除一批“有德行文学者”的徭役，让他们有条件教授社邑子弟学习包括小学、《孝经》《忠经》、四书五经在内的各类经书。其理由便是“为国必本于人才，行政莫先于教化”[34]。二是，越南与中国的语言环境完全不同，要能熟练阅读用汉字撰写的经书，那么进行文学音韵的基础教育显得更为重要，因而小学类书籍的比重也要高于中国。《大南实录》曾记曰：
诸皇子入学，初读小学，既竟帙，继之以四书，而又竟帙，则以次讲五经。间之以史，凡经书讲到某篇，须要背讲本文熟悉，使涵泳圣贤言语。[35]
显然，阮朝皇子们学习经籍，亦把小学类书籍作为首要的研习对象，四书五经次之。史书的相关记载均可印证我们以上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