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越南经学典籍的文化形态

越南经学典籍除了从中国传入之外，本土也进行大量刻印。官方经书的开板首推黎太宗绍平二年（1435）刊《四书大全》[36]。《大越史记全书》则记载圣宗光顺八年（1467）：“夏四月，颁五经官板于国子监，从秘书监学士武永祯之言也。”[37]黎朝统治者也很重视本国经书的刊印和销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云：“龙德三年（1734），春正月，颁《五经大全》于各处学官。先是遣官校阅五经北板，刊刻书成颁布，令学者传授，禁买北书。又令阮效、范谦益等分刻四书、诸史、诗林、字汇诸本刊行。”[38]刊刻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禁止学人购买中国书，越南经学典籍从物质形态就开始本土化了。

从现存的越南经学古籍来看，印本书籍的种类要少于抄本，刊印者可以确定的书籍共有29种。结合现存古籍实物和史书所载可知，越南经学典籍的刊刻有三个系统：一是民间坊刻本，此类刻本最为丰富。现存有多文堂、有文堂、作新堂、聚文堂、柳文堂、长文堂、盛文堂、观文堂、郁文堂、锦文堂、福文堂、味文堂、福寿堂、富文堂、集文堂、昭文堂、文山堂、同文斋等近二十家书坊刊印的经书。也就是说，经书的刊刻以民间书坊为主体。二是寺庙刻本，这一类刻本的现存数量次之，现存有河内玉山祠分别于成泰十九年（1907）和启定三年（1918）刊刻的《孝经译说阐义》和《孝经译义》；兴福寺成泰七年（1895）刊刻的《检字》；国恩寺明命十五年（1834）据乾隆十年（1745）刻本重刊的《翻切字韵法》。三是官方刻本，此类刻本的现存数量最为稀少。

越南流传至今的经学典籍以民间坊刻本居多，说明经学作为一种知识与文化存在，曾经在越南民间获得了普遍流传。其刊刻能够充分展现这种普遍的程度：

（一）从中国输入的经学典籍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本土书坊获得了大量翻刻的商机，因而才有众多书坊加入经书的刊刻行列。

（二）社会需求刺激了同一家书坊刻印经销多种经学著作。例如，河内多文堂就曾相继刊刻了《诗经演义》《五经节要演义》《书经节要》《五经节要》等多种经书。

（三）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多家书坊在持续刻印同一种广泛传播的经部典籍。据《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下文简称《汉喃提要》）所载[39]，仅《日用常谈》一种小学类书籍就有观文堂、有文堂、聚文堂及同文斋印行于嗣德四年（1851）至启定七年（1922）间的八种版本。此书还传入了中国，北京大学图书馆曾藏有锦文斋嗣德十年（1857）和有文堂嗣德三十四年（1881）刻本。另外，富文堂亦于明命辛卯年（1831）、丹安集文堂于嗣德癸酉年（1873）、昭文堂于同庆丙戌年（1886）刊印了《三千字解音》；多文堂、聚文堂和美文堂也分别在不同时期刊印过《五经节要》。

（四）即使是同一家书坊也曾因书籍畅销而多次翻刻同一种经学典籍。如多文堂分别于明命十七年（1836）与明命十八年（1837）刊行了《诗经演义》；柳文堂则分别于维新己酉年（1909）和维新乙卯年（1915）刊行了《三千字解译国语》。这些书籍印刷之繁盛，直接反映出经学在民间流传的广度。

越南坊刻本与中国坊刻本一样，为了投时所好，以营利为目的，存在着刻印技术不精、纸墨粗劣，校勘水平低下等缺点。单从版本的角度来认识越南的经学古籍，会得出一种认识：越南经学典籍的价值并不高。当我们把它作为一种文化遗存而加以审视时，却发现正是这些应民众需求而生的民间印本，反映了越南经学典籍的特殊形态。我们仍以比较的方式来探讨越南经学典籍在官方与民间的不同形态特点。试看表1-3、表1-4：

表1-3

表1-4

《古学院书籍守册》由阮朝光禄寺卿佐理学部事务兼古学院纂修阮伯卓、侍读学士领古学院一项编修阮进荣、学部派员司务臣黎允升等于启定十年（1925）编写，分为《经库守册》《史库守册》《子库守册》《集库守册》《国朝守册》五部分，记录阮朝古学院所藏的历代积累的各类书籍。[40]《汉喃提要》所收书籍的主体部分是越南汉喃研究院和法国巴黎等机构馆藏的、拉丁越南文成为法定文字之前所遗存的各种越南古籍。从时间上来看，这两种目录收录的是同一区域、同一时间段上并存的书籍，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可比性。从比较的结果来看，二者有很大的差别，试分析如下：

表1-3显示，古学院《经库守册》没有收录任何越南本土的著作，《聚奎书院总目册》《内阁书目》《新书院守册》的情况也相同。这意味着越南官方正统文化中经学还仅仅局限于作中国学术的代名词。这种观念在《国朝守册》中亦有体现。《国朝守册》专以越南书籍为著录对象，此书目打破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观念，将全部书籍分为御制书、法学科、国史科、地学科、文章科等十六目。第十二目为北经学科，收录的却完全是越南学者编撰或喃译的经学著作，其中还不乏越南著名学者黎贵惇、阮朝皇子绵寯等学术名流之作。“北”在越南的概念中指代“中国”，中国史被称为“北史”，越南史则称为“南史”，但越南的经学著作却依然被冠之以“北”。事实上越南民间自然遗存的古籍所体现的经学概念要更为宽泛，如《汉喃提要》经部收录有数目可观的越南本土的著作，并且种类也接近于所收中国经学典籍的五倍之多。

两种目录所收书籍的形式差别还体现了士大夫经学与庶民经学的文化差异。从书籍形态上看，古学院《经库守册》收录的经学典籍绝大多数为刻本，时代最早的是宋淳祐年间（1241—1252）刊刻的《朱文公易说》。此外，在不著录越南本土经学作品的前提下，收录了从汉代至清代中国的各类重要经学典籍，甚至还包括日本、泰西金等外邦人士在中国刊刻的书籍。相反，《汉喃提要》收录的刻本较少，抄本却高达三分之二，并有四分之一强最具越南本土特色的喃文著作。它们具有明显的俗文化特点：

（一）往往不署抄手名，抄写不拘于格式，有的杂抄成书。例如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有黎贵惇《易肤丛说》的四种抄本，每种均杂抄有不同的内容：238页本杂抄《律吕本源》和《应溪先生修集》，内容为对《易经》的评论；142页本附载《易义存疑》，即关于《易经》义理的疑难问题；236页本杂抄喃文《河洛图说略文》，以问答的形式略述河图、洛书和《易经》义理；132页本杂抄《易经》的若干序文[41]。

（二）使用喃文。喃字是一种以汉字字形拼写越南语音的俗文字，使用于非官方场合。喃字进入典籍意味着口语、俗语向经学作品的渗透。喃文与汉文通常并用，有如下结合方式：一是汉喃文间用合抄，如《河图洛书问答》；二是汉喃文分两栏抄写或刊刻，一栏为汉文经学原作或注文，一栏为喃文译作、译注，如《周易歌诀》；三是正文为喃文，序文为汉文，如《经传演歌》等[42]。与形式差异紧密联系的是书籍内容的区别，具体表现为：古学院《经库守册》收录的书籍侧重于阐发经义的学术性专著，而《汉喃提要》经部收录的书籍多为应用于举业应试与蒙学教育的实用性普及读本。

越南现存经学典籍手抄本所占比重大、喃文经籍与汉文经籍并存等形态上的特点，与前文谈到的坊刻本居多相策应，突出了越南庶民经学的通俗化特征。相反，在越南本土经学典籍极为普及的情况下，官方的经学目录却只收录了三种本国翻刻的典籍。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越南经学在不同阶层的鲜明特征正好提醒我们，经学研究也应当重视对民间自然遗存的书籍加以文化观照。长久以来，我们的经学研究主要围绕三种书籍展开：一是依照版本价值的高低，经过收藏家剔选的著作；二是作为以官方正统文化的名义加以推行的著作；三是文人学者视野中的著作。这样，使得一大批属于普通民众的经学典籍被人为地排挤出了研究视野，研究者只能局限于社会精英文化的范畴来讨论经学的方方面面。王重民先生在余氏双桂堂所刊的《周易传义大全》提要中指出：“是书为明代功令书，学子们所必读，除《五经大全》本外，坊间翻刻必多，乃诸家绝少著录。或因坊刻差讹，见弃大方；今则有志搜访者，已不易矣。”[43]这两句话从目录与版本的角度指出，在中国目前所存的经学典籍中，大量缺失对应庶民文化的作品，而越南现存的书籍，正好能弥补这一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