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越南经学典籍的主要特点
前文我们在中越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对经学典籍在越南的传播、生产及其文化形态进行了探讨，由此可以逐渐明晰越南经学典籍的一些主要特点。
（一）教化是越南经学典籍最主要的功能。相较于中国经学典籍来说，越南经学典籍轻义理而重应用的特点尤为突出。上文已谈过教化功能在普通民众中的表现，此处不赘述。这一功能反映在统治者阶层即为应用经典教训现实政治。例如，以经学起家登进士第的姜公辅，曾在《对直言极谏策》中引《诗经·大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句向皇帝谏言，希望唐德宗慎终如始。阮碧珠是陈睿宗（1373—1377在位）的妃子，她作有著名的《鸡鸣十策》向睿宗进谏，“鸡鸣”则取自《诗经·齐风》。《越史略》亦记有这类事例，李高宗天资宝祐元年（1202）条曰：
王幸海清行宫，每夜则命乐工弹婆鲁，唱调拟占城曲，其声清怨哀切，左右闻之皆泣下。僧副阮常曰：“吾见诗序云：‘乱国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主上巡游无度，政教乖离，下民愁困，至此愈甚，而日闻哀怨之音，无乃乱亡之兆乎！”[44]
又同书天资宝祐二年（1203）条曰：
初，敬天阁成，有鹊巢其上而产雏。群臣因之谏曰：“昔魏明帝始在构凌霄阁，有鹊巢焉。高堂隆曰：‘诗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今宫室初成，而鹊巢之，臣愚以为有异姓居之。’臣愿陛下远鉴高堂隆之言，先务克己修德，后乃兴其工役可也。”[45]
教化功能使得用于伦常之教的经学典籍数量增大，甚至还成为统治者刊行经学典籍的一个主要目的，《大南实录》正编曰：
嘉隆八年（1809）六月，北城总镇阮文诚进《大学衍义》书表略曰：“……第其为书，卷帙繁多，清商带来者少，从来学者罕得而见，仰今圣上以武功定意，辄以其书付梓，工竣，印成一本，钦递进览，伏愿颁许印行。俾天下之人知圣所以表章之意，将家传而入诵之，于化民成俗之方，谅非小补”云。[46]
与此相应的是，具有化训国俗功用的越南经籍，也因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和实现儒家社会价值功能的弱化，在一些古典目录中丧失了群书之首的地位，或者其分类被简化。例如，《黎朝通史·艺文志》《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居群书之首的是以“宪章类”之名著录的史部政书。而在《古学院书籍守册·经部守册》中，传统的“易”“书”“诗”“礼”等十目也笼统地被“诸经”“经传”“经传类典”三目所取代。
（二）依托于科举应试而获得发展。在日本和朝鲜半岛，科举均是只有部分特定人群才能参加的制度。而越南却继承了中国科举制度的政治精神，任何身份的平民百姓，都有可能通过科举走向仕途。尤其是陈黎两朝科举制度的大力实施，加深了普通民众对经学的关注。当稳定的科举制度成为越南庶民走向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时，它也成为越南经学在民间传播的强大助力。越南科举制度完全仿照中国，试题以四书五经为主。《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洪德六年（1475）三月，会试天下举人，时应举三千二百人，取高炯等四十三人。是科试法：第一场，《四书》论三题，《孟》四题，《中庸》一题，总八题，士人自择四题，作文不可缺。五经每经各三题，独《春秋》二题。”[47]此类记载，不胜枚举。越南现存经籍以应用型经书为大宗，即是这类记载的现实反映与折射。《汉喃提要》经部共收录了83种汉文典籍，有36种是以“策略”“精义”“略问”“节要”等词为书名的举业用书。同时集部还收有一批科举范文集，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经议之文。
在越南国家图书馆，我们曾逐一查看了四十多种《会庭文选》《乡试文选》。如《会庭文选·嗣德九年丙辰科》第一场试题为经议“王用三驱失前禽人不诫”“安汝止”“夜如何其季子来归”“其次致曲必也狂狷乎”[48]；《会庭文选·成泰四年壬辰科》经议试题依次为“有亲则可久”（出自《周易》）、“冬高子来盟”（出自《五礼通考》）、“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出自《周易》）[49]。即使是诗赋的考试，有时也会涉及经学的相关领域，如《会庭文选·嗣德十八年乙丑科》会试诗赋题为“河洛图书赋”[50]。因此，实现服务于举业的功能，也是越南民间经学书籍刊刻的另一主要原因。越南所翻刻的《大学撮要》书前附有一篇《四书节要序》，云：“节约也，要亦约也，何约乎？便于决科而已矣。夫科举之学与义理之学不同，义理之学必自博而之约，科举之学则主于约，故取经传之全而节之。就中裴氏私本较诸家为善。前既取其五经而梓之，今乃及于四书其间。训释援引一依原本，而皆颜之曰节要云。”[51]
（三）学术含量淡薄、通俗色彩浓厚。经学传入越南后，没有像日本经学一样朝学术的方向发展，却促进了儒家教化深入民间，从士人之学转变为平民之学。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前文已论及的口语、俗语向经学典籍的渗透；二是经学著作不以阐发经义、训解经注为主要内容，取而代之的是产生了一批与民间说唱韵诵文体相结合的六八体喃译经学作品；三是用于伦理与蒙学教育的著作增多。
六八体是一种富于越南本土特色的韵文体裁，它以六言八言相间为主要句式，讲究格律，平仄声更换，有“六八六八”与“七七六八”两种句式。《琵琶国音新传》呌能静序曰：“北人以文字求声音，文字便成腔调；南人以声音求文字，声音别具体裁。故永嘉第七才子之书，足登唇吻；而东床六八演音之传，容惜齿牙。”[52]“以声音求文字”的表现方式和“容惜齿牙”的特性，说明六八体是一种适合于口头传播的文体样式。用六八体喃译经学典籍，则表明越南经学内容出现了由书面传播转变为口头传诵的趋向。《汉喃提要》经部是四部中使用六八体比例最高的一部，收有《书经大全节要演义》《毛诗吟咏实录附书经》《诗经书经国语歌》《论语释义歌》《中庸演歌》等近20种六八体著作。
前文表1-2表明传至越南的经学典籍中，四书、五经总义、小学三类所占比重均明显高于《四库全书总目》，如果说四书五经的比重偏高还在于这两类典籍兼有服务于科举的功能，那么小学类书籍的增多则完全出于启蒙教育的需要。小学类书籍刊刻量很大，在民间的普及程度极高。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的《三千字解释国语》与《三千字解音》各存印本五种，《钦定辑韵摘要》存印本八种，前文提到的《日用常谈》所存印本竟高达十种。
（四）与同期中国经学典籍相比，在士大夫阶层的发展相对贫弱。《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书籍在四部中所占比重为17.7%，而越南现存经学典籍这一比重仅为2.9%。我们以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越南士大夫经学发展滞后。经学在下层民众中的流传，服务于伦理教育和科举的实用目的过于强烈，在功利性的目的之下难以产生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著作。因此，学术性而非应用性的新经学著作的产生只能主要依靠于上层知识分子，但相关的记载表明越南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很小。史志目录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著录的经学典籍包括已亡佚的在内也只有陈朝朱安《四书说约》十卷、黎朝欢州宜春邓泰芳《周易国音解义》二卷、榜眼黎贵惇《易经肤说》六卷、《书经演义》三卷，永盛进士阮俦《策学提纲注》十卷、阮朝探花阮辉
《性理纂要》二卷、《四书五经纂要》十五卷、青威进士吴时任《春秋管见》十二卷、石洞进士范阮攸所辑的《朱训汇纂》五卷九部著作[53]。古学院《国书守册》北经学科收录的同类作品也仅有22部，现按原文列表如下：
表1-5
续表
表1-5显示，越南经学典籍主要通过喃译、摘录、节要中国书籍的方式产生，鲜有阐发义理、思想的学术著作，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经学著作的附庸而存在。阮朝聚奎书院、古学院、新书院等学术教育机构所研习的经学对象全部为中国典籍，可资明证。在越南士人的观念中经学未能超出“北学”的范畴，这一观念势必使其无法像史学一样拥有真正体现本民族学术水准的著述。若以日朝经学参比，越南不仅没有形成明显的经学流派，甚至都找不出几部具有较高水平的经学学术著作。
最后，我们认为，越南经学实际上表现了汉文化传统在越南的一种积淀。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越南经学无疑可以视作中国经学发展的一个区域现象。尽管越南经学典籍的功能、著述体裁、典籍流传均异于中国，但它们却从另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经学区域发展的某种历史风貌。尤其是越南经学作为中国经学的学术背影和文化响应，通过越南民间遗存的经学典籍，可以考察被主流精英文化所抛弃的通俗经学世界。
[1] 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六，《诸子集成》四，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02页。
[2] 朱文见《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第一编第二节，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王文载《经学研究论丛》第7辑，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
[3] [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卷首，越南内阁官板正和十八年（1697）重印本。
[4]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十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62页。
[5]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51页。
[6]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91—1192页。
[7]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六，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6页。
[8] [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三士王纪，越南内阁官板正和十八年（1697）重印本。
[9] （清）徐延旭：《越南辑略》卷二名宦，清光绪三年（1877）刻本。
[10]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33页。
[11] [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一，越南建福元年（1884）刻本。
[12] [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三李仁宗纪，越南内阁官板正和十八年（1697）重印本。
[13] [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五陈太宗纪，越南内阁官板正和十八年（1697）重印本。
[14] [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五陈太宗纪，越南内阁官板正和十八年（1697）重印本。
[15] 《朱文公事状及诗文》，自藏越南手抄复印本。
[16] [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八陈纪顺宗光泰五年（1392），越南内阁官板正和十八年（1697）重印本。
[17] [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八陈纪顺宗光泰九年（1396），越南内阁官板正和十八年（1697）重印本。
[18] [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卷十二黎圣宗纪，越南内阁官板正和十八年（1697）重印本。
[19] 《大南列传前编》卷五、卷六，《大南实录》一，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61年影印本，第263、264、265、282页。
[20] 《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六，《大南实录》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63年影印本，第388页。
[21] 《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二十一，《大南实录》五，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71年影印本，第1698页。括号里为原文小字注，下同。
[22] 《弘明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本，第1页。
[23]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十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22—1023页。
[24]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48页。
[25] （梁）释慧晈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页。
[26] （元）脱脱等：《宋史》卷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4页。
[27] [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黎太祖纪，越南内阁官板正和十八年（1697）重印本。
[28]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29] （清）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影印上海著易堂光绪十七年（1891）铅印本。
[30]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九，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31]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六，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8页。
[32] [越]汝伯仕：《粤行杂草·书目》，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VHv.1792/2号抄本。
[33] 《大南实录》十五，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79年影印本，第5991页。
[34] 《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二十二，《大南实录》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63年影印本，第636页。
[35] 《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二十一，《大南实录》五，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71年影印本，第1698页。
[36] [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一黎太宗纪，越南内阁官板正和十八年（1697）重印本。
[37] [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二黎圣宗纪，越南内阁官板正和十八年（1697）重印本。
[38] [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三十七，越南建福元年（1884）刻本。
[39] 王小盾、刘春银、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收录越南汉喃研究院及法国远东学院所藏的越南境内遗存的汉喃文献5027种，并按四部分类编辑。下文表1-3、表1-4均依据此书经部制成。
[40] 《古学院书籍守册》，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A.2601/1—11号抄本。
[41] 《易肤丛说》，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四种抄本典藏编号分别为A.2474、AC.189、VHv.2016、VHv.2652。
[42] 《河图洛书问答》与《周易歌诀》为越南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典藏号分别为R.996、R.1722。《经传演歌》为越南成泰二年（1890）印本，题“河内按察范台付梓，柳庄九品匠目阮恭鑴”，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VNv.144号本。
[43] 转引自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系统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44] [越]佚名：《越史略》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 [越]佚名：《越史略》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 《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三十八，《大南实录》三，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68年影印本，第792页。
[47] [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三黎朝圣宗纪，越南内阁官板正和十八年（1697）重印本。
[48] 《会庭文选·嗣德九年丙辰科》，印本堂号不详，典藏号R.1837。
[49] 《会庭文选·成泰四年壬辰科》，越南同文堂印本，典藏号R.2061。
[50] 《会庭文选·嗣德十八年乙丑科》，越南柳文堂印本，典藏号R.1994。
[51] 《大学撮要》，越南盛美堂成泰七年（1895）印本，典藏号R.380。
[52] [越]乔莹懋：《琵琶国音新传》，越南河内行桃街盎轩维新壬子年（1912）印本。
[53] 《历朝宪章类志》卷四十二《文籍志》，越南教育文化部1974年翻译版附影印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