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维多利亚时代与后现代叙事重构

在19世纪，我们面临的是什么？19世纪是这样一个时代：那时候，妇女是神圣的，然而，你花几个英镑就能买到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甚至只要几个先令，如果你只要她陪你玩一两个小时的话。那时候，兴建起来的教堂比在那之前历史上所造的总和还多，然而，伦敦每六十栋房屋就有一栋是妓院（现代的比例是接近六千比一）。那时候，每一个布道坛，每一篇报纸社论，每一次公开演讲，都赞颂婚姻的圣洁和婚前的贞操，然而，众多的公众大人物——地位最高者包括王储——他们的私生活是可耻的……那时候，女人的身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遮蔽得更严实，然而，评判每一个雕刻家的标准，却是看他雕刻裸体女人的能力。那时候，在杰出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一部小说、一出戏或一首诗的性描写超出接吻的范围……

——约翰·福尔斯[1]

我们并未真正遭遇维多利亚人自身，遇见的只是一个经由某种“介质”而折射出来的形象（mediated image），就如同驱车前行时偶然瞥见汽车的后视镜所看到的形象。

——西蒙·乔伊斯[2]

如果说新维多利亚小说是对“维多利亚”的幽灵书写，是后现代作家在原有历史“踪迹”（traces）之上进行的“增补”（supplement）与“延异”（différance）的游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后现代的叙事重构中，不在场的维多利亚时期（幽灵）究竟以什么样的面貌和方式显现（出场）？而这又折射了（在场的）我们当下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语境？本章节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主要论述新维多利亚小说中作为权利话语建构的重要策略的历史叙事，以及维多利亚时期以什么样的形象被再现的问题。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承载着英国人的光荣和梦想，这一时期作为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已经根植于英国作家的记忆深处。尤其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经济的一再衰落和全球地位的下降，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怀旧以及对（曾被现代主义弃之如敝屣的）维多利亚传统价值观念的重新审视，构成了当代英国思想文化界的一股重要思潮。然而科拉·卡普兰（Cora Kaplan）指出：“新维多利亚小说的盛行，不仅仅源于怀旧——对那个从不存在的美好时代的向往，也不完全是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过渡过程中深度历史感丧失的症候——这种论调当下虽然备受争议，却也司空见惯。”[3]新维多利亚小说对维多利亚时代历史再现的背后，蕴含着复杂的美学和意识形态立场。

本章将对新维多利亚小说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再现进行综合性和整体性研究。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维多利亚人”较之维多利亚时期经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具有明显的变形和陌生化的效果。在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由于维多利亚和后现代两个时期通常被共时性地糅合在一起，在当代“后视镜”的折射下，维多利亚人呈现出一副陌生而怪异的“他者”（the other）面孔。在共性研究之外，本章还将以福尔斯、拜厄特和斯威夫特的创作为例，论述新维多利亚小说早、中、晚期作家对维多利亚时期的不同描述，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维多利亚价值观念在认知态度方面的变化。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描述了一个保守、虚伪的维多利亚“理性王国”（realm of rationality）；拜厄特的《占有》《天使与昆虫》深入刻画了19世纪唯灵论（Spiritualism）与达尔文主义（Darwinism）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宗教信仰的危机，堪为一幅维多利亚人的精神肖像图；而斯威夫特的《水之乡》《从此以后》以家族叙事的形式将维多利亚世界再现为一个进步的“理性王国”与怀旧的“异国他乡”（foreign country）的合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