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陈守忠先生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侯丕勋
每当我回忆起陈守忠先生，他那亲和的形象立刻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会隐去。我认识和逐渐了解陈守忠先生，是从1962年下半年他给我们65届班讲授“宋辽金元史”课时开始的。自那时起，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我对他的人生经历了解得越来越多。在学校平反冤假错案后，我进一步认识到：陈守忠先生，是一位勇敢忠诚的共产党员、认真授业解惑的老师、学术成果卓著的学者。在2020年前，陈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高尚的品格、亲和的形象、勤奋顽强钻研学问的精神，将长久地留在我们学生的心中！
一 勇敢忠诚的共产党员
陈守忠先生，在1949年兰州解放前夕，作为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一名普通的大三学生，曾自觉自愿奋勇投身于当年的“三二九学生运动”[1]，经受了一次大风大浪的锻炼与考验，不久便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政治立场坚定、组织纪律性强、不畏自己生命危险的共产党员。
1949年3月，全国的解放战争即将夺取全面胜利，国民党的残暴统治即将寿终正寝。在此情况下，甘肃省国民党地方当局，为了苟延残喘、为败逃做筹资准备，竟然精心筹划在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之时，向广大贫苦人民群众发行300万银元的所谓“建设公债”，全省人民和大学生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为了取得反抗甘肃省国民党地方当局斗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些成员和甘肃省高校部分进步学生，经商量决定：通过“串连”、发“通告”、提“抗议书”等方式，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甘肃同学会还于3月27日下午在西北师范学院大礼堂召开大会，并一致决定于3月29日举行兰州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学生反剥削示威大游行。3月28日下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派教育厅厅长、财政厅厅长，来西北师范学院对学生进行所谓的“说服”工作，遭到了学生们的围攻、质问与驳斥，并把他们轰出了师院，愤怒的学生们还砸毁了厅长们乘坐的、停放在十里店宪兵队门口的小汽车。3月28日晚自习时，在西北师范学院的一个大教室里，学生们举行动员大会，学生纠察组织的负责人发表讲话说：“甘肃人民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这些热血青年们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必须万众一心，勇敢地参加明天的反剥削示威大游行，彻底反掉三百万银元的‘建设公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会后，负责联络工作的学生郑国祥（今临洮县人）等连夜去兰州大学等学校联络，负责宣传的学生连夜油印《告各界人士书》《我们的要求》等宣传材料，还有人为游行时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填写了“新歌词”。
3月29日早晨，西北师范学院学生在“操场上集合了500多人的游行队伍，多数是甘肃籍同学，如现在仍在（西北）师大的白光弼老校长、陈守忠、樊修睦、陡剑岷诸教授等”。“领队是地下党推荐的张四维、赵敦生等。”[2]不多时他们高举着“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学生反剥削大游行”的巨型横幅向兰州城内进发。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十里店时，原师院附中、附中师范部和乡村师范的不少学生也加入了游行队伍。游行队伍行进到徐家湾时进行了休整，带队学生要求大家在百倍警惕中大胆前进。不多时游行队伍通过白塔山下铁桥，到达兰州桥门街（即今西关什字），与兰州大学、兰州女中、兰州助产学校等校学生汇合后，形成2000多人的队伍，立即向国民党甘肃省参议会进发。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省参议会时，愤怒的学生们一拥而上，一举捣毁了省参议会前门上的匾额，然后冲进大院，砸了一些参议员宿舍的门和窗户、玻璃。在捣毁省参议会时，学生们留下传单、质询材料，之后游行队伍就涌向省政府广场（辕门广场），看见几十名荷枪实弹的宪兵站立在省政府大门两侧，如临大敌。游行队伍派出代表进入省政府，递交《抗议书》和《我们的要求》，限24小时内答复，接着游行队伍围绕广场进行了各种示威活动，高呼“甘肃人民要活命！”“反对三百万公债的发行！”“打倒郭椭椭！”[3]“打倒郭椭椭的走狗”等口号，并呼吁各界人士起来共同斗争。接着学生们在酒泉路等干道继续游行，这时部分学生代表去兰州大学开会，商议下一步斗争计划。当晚成立了“兰州市甘肃同学联合会”，选出了负责人，并提出了以后斗争的要求，如果省政府不答应要求，将于4月1日举行更大规模游行[4]。
在载入史册的1949年甘肃省“三二九学生运动”中，我们的陈守忠先生，不怕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以一名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师院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的身份，以坚定的立场、革命的思想、勇敢的精神，动员部分同学和全院同学一起参与了“三二九学生运动”，这使他自己的立场、思想、精神都受到了大风大浪的锻炼和考验。在此后的两个月时间，即在1949年6月4日他经陈仙洲（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同志介绍被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距兰州8月26日解放还有82天的时间。
不久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下令将陈仙洲同志逮捕了，地下党组织当即通知陈守忠先生等立即转移，以保存实力。陈守忠先生马上决定返回老家通渭县，不料在途中遇见一伙国民党军队，他们抢了当地农民的一群牲口后正在赶路。而被国民党军队抢了牲口的农民，跟在国民党军队之后想要回牲口。当他们在路上遇见陈守忠先生时，早知道陈守忠先生是个读书人，因此求他想办法从国民党军队手中要回牲口。陈守忠先生看到当时的情况，知道牲口是要不回的，于是就与在场农民商定，先派了一个农民跟在国民党军队之后悄悄盯着他们的行踪。陈守忠先生与大多数农民则在很远处跟着，一连跟了好几天。一天晚上的后半夜，趁国民党军队睡着之时，陈守忠先生和几个农民一起悄悄地去找到藏牲口处，把拴着牲口的绳子解开，赶着牲口连夜逃走了。在逃回的路上，陈守忠先生叮嘱在场农民，赶着牲口往大山里跑，暂时不要回家，等过几天风平浪静了再回家。
在兰州解放后，陈守忠先生又和一位同学共同努力，筹建了西北师范学院最初的工会组织，为师生在校内的活动创造了条件。[5]
二 认真授业解惑的老师
1950年，陈守忠先生大学毕业时被留在历史系任教，从此在教师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十年。陈先生教学的具体工作，主要是为学生班讲授《宋辽金元史》、创办青年“助教进修班”并进行专业课辅导、为硕士研究生讲课并指导撰写论文，以及编写《宋辽金元史》课程讲稿等。
陈守忠先生为历史系学生班讲授课程《宋辽金元史》，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十年时间未计在内），先后持续了约30余年。现以1962年下半年为本系65届班讲授《宋辽金元史》为例，来说明他讲课的特点与效果。陈先生每一次来讲课时，总是提着装有自己所编写讲稿的书包来到教室。他一走上讲台，先把讲稿从书包中取出放置在自己面前的讲桌上。在讲课过程中，他从来不拿起讲稿一字一板地宣读，也不会专注地看讲稿，有时只是用目光把讲稿扫一下，每一个问题基本上是凭他自己的记忆滔滔不绝地讲述。陈先生讲课比较慢，学生们听得清，笔记也都记得上，课后复习较容易，所以学生们都喜欢他的讲课。
陈先生讲课内容丰富、条理清楚、层次清晰，学生们听后颇感满足。我记得当时有的老师讲课，在课间10分钟时有的同学要向老师提问，请老师回答；有时两节课讲完了，老师要回家了，仍有同学堵住老师提问。可是陈守忠先生讲课时，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据此可知陈先生讲课的特点、效果和学生的满意程度。[6]
陈守忠先生对提高青年教师业务能力和水平的工作也很重视。20世纪80年代，历史系教师队伍存在严重青黄不接现象，当时解决后继乏人问题是系内很急迫的工作。作为系副主任的陈守忠先生，与系上其他负责人一起做出创办“中国古代史助教进修班”的决定，系内青年助教李清凌等经考试合格后，录取为“进修班”学员，学习时间为1985年8月至1987年8月。“进修班”的专业课，由金宝祥、王俊杰、陈守忠、郭厚安四位老先生负责讲授。在办“进修班”期间，陈先生对学员们的学习要求严、抓得紧，对他所负责进修宋史的李清凌老师等，曾定期面谈，要求他们阅读专业书籍，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纪事本末》等，还要求读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老一辈专家的《中国通史》等著作。同时规定“进修班”青年教师，要跟着1978年年初入学的“春班”听课。在此期间，还吸收李清凌老师等参加《甘肃古代史》著作的撰稿工作，让他们在撰稿工作中得到锻炼。“进修班”结业后，系上又派部分青年教师去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进修。经过两年多来的认真培训，这部分青年教师打下了扎实的业务基础，为后来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7]
陈守忠先生还担任过西北史、宋史等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期间曾尽力发挥了他教学与科学研究方面的特长。胡小鹏老师本科毕业后考取了陈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于1982年3月至1985年3月，在陈先生指导下攻读“西北史”。陈先生为胡小鹏老师确定的研究课题为“吐谷浑研究”，所开设课程为“敦煌石窟”。“敦煌石窟”是一门具有地理、历史、文化、考古、中外交流等学科综合特点的课程。研究生学习这门课程，对了解、掌握西北史的重点、难点很有帮助，并能促使研究生对所学西北历史、地理知识融会贯通。可想而知，这是一门经过陈先生精心思考确定下来的课程。对研究生的专业学习，陈先生明确指定必读《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这一历史文献，同时在教学方法上放得很开，他是大力支持研究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陈先生曾派胡小鹏老师前往北京访学，还让他去北京柏林寺内国子监查阅资料，这样的业务学习，使胡小鹏老师收获了多方面的知识。胡小鹏老师在获得硕士学位35年后的今天，感受非常深刻地说：“陈先生在教学中，饱含着传统正义感和忧国忧民的思想！”[8]据此可知，陈守忠先生在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中，认真贯彻了教书育人的重要原则。
刘建丽老师于1982年毕业留系任教后，系领导决定让她担任宋史课的教学工作，这样陈守忠先生就成了她的指导老师。刘建丽老师跟着陈守忠先生学宋史时间虽然较短，但刘建丽老师在上本科时听过陈先生讲的宋史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她下定学习宋史的决心，从而走上了学习宋史与研究宋史的道路。[9]
在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中，教材是必不可缺的。可是我国从1949年刚成立之时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高等学校历史专业从无国家统编教材出版，教师们在教学时都是使用自己亲自编写的讲稿。陈守忠先生为我们65届班授课时所带讲稿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编写而成的。陈先生在《宋史论略》自序中说：“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国家教育领导者强调教材建设，故笔者除教书外，忙于编教材、写讲义。”陈先生编写教材和讲义的具体情况，现在无从查知，但是在课堂上我们见过他所编写的讲稿。讲稿写在稿纸上，字写得很工整，看起来很清楚，内容很丰富，为给学生授课提供了很大的便利。[10]
三 学术成果卓著的学者
陈守忠先生从事史学学术研究工作，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多，他的主要学术成果是《河陇史地考述》[11]（有1993年和2007年两个版本）和《宋史论略》[12]两部著作，并与郭厚安先生合作主编了《甘肃古代史》[13]，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还参加过《甘肃史稿》[14]的撰稿工作等，陈先生还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如果仔细阅读陈先生的学术成果，可以发现前期与后期明显有别，前期主要研究宋代历史，后期主要研究河陇史地问题。陈先生对史学研究方法也很重视，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他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有显著区别，前期论文着重论证自己的学术观点，后期论文则主要运用实物资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方法来论断历史疑难（或争论）问题。下面仅举几个典型例子来简介陈守忠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及其特点。
（一）在论著中突出论证学术观点
在20世纪50—70年代，陈先生每当确定研究课题后，总是多方收集文献资料，进而在此基础之上认真钻研提炼出自己的学术观点，然后进行多方论证，达到观点说服力强、使他人能够信服的程度。这种以论证学术观点为主撰写论文方法的例证，在《宋史论略》中比比皆是，如第一节《形成北宋统一的社会物质基础》就颇具代表性。陈先生在本节中所提出的学术观点即形成北宋统一的条件是当时的“社会物质基础”。对此他在文中做了大篇幅详尽论证。
在开始论证“社会物质基础”这一学术观点时，陈先生指出：“大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哪怕它是极其缓慢的，但终归要冲决一切障碍，形成统一的物质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必然会出现一个统一的政权。”[15]接着他将形成北宋统一的“社会物质基础”的相关史料分为三类予以陈述：一是南北方农业生产发展了：南唐割据十年之间，重视农业生产，境内呈现出“野无闲田，桑满宅第，荒土尽辟，人民丰阜”[16]的景象；北方后周的社会较为稳定，农业经济也逐渐发展了。二是南北方商品贸易发展了：两浙地区的吴越国，注重兴修水利工程，“凿平江中巨石以利航运，并由海道与北方的汴京政权通商往来，使当时的杭州发展成为国内外贸易的大都市，此后遂成为东南第一名都”[17]；两湖地区的湖南，“令民自制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18]；南唐的手工业生产，如煮盐、制茶、造纸等都相当可观，和中原汴京政权也经常有商品交易。三是人民群众希望社会安定、反对战争、支持统一：在这个方面，陈先生以中国南方情况为例指出：南方九个小政权割据时期，“因战争较少，能相对的保持稳定局面，人民能够在较为安定的情况下进行劳动生产”[19]；又指出：南北方经济的发展，“分割的因素逐渐减少，统一的因素逐渐增多”[20]，在此情况下，要求统一，“是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共同愿望。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要求统一，支持统一，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力量”[21]。陈先生的以上论述，从根本上阐明了北宋建立统一王朝的历史条件。
在《河陇史地考述》的部分书稿中，陈先生同样重视提炼和论证自己的学术观点，《北宋前期对秦陇地区的经营及其与西夏的关系》一节书稿就是典型例证。首先，陈先生以宋朝鄜延、环庆两路副都部署（宋代官名）刘平所上“攻守之策”作为自己的立论根据，并论证道：刘平的“攻守之策”，总结五代末、北宋初（赵匡胤）经营西戎地区的策略，如说“五代之末，中国多事，四方用兵，惟制西戎，似得长策。于时中国未尝遣一骑一兵远屯塞上，但任土豪为众所服者，以其州邑就封之。凡征赋所入，得以赡兵养士，由是兵精士勇，将得其人，而无边陲之虞。……自此灵、夏（土豪）渐敝”[22]。其次，陈先生以宋仁宗时重臣张方平的“御戎之要”为立论根据进一步论证说：宋仁宗曾向张方平问“祖宗”的“御戎之要”问题，张方平回答说：“太祖不勤远略，如灵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及太宗谋取燕蓟，又内徙李彝兴、冯晖，于是朝
始旰食矣。”[23]据上看来，张方平所说“御戎之要”，实际上是对宋太祖当时经营西北民族地区政绩情况的总结。对此，陈守忠先生又做了如下具体论证：赵匡胤对西边的部署，因袭了五代以来对当地酋豪为众所服者以其州邑就封之、许之世袭的传统政策；西边最大的部族，首推夏州李氏，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李氏，子孙世袭；灵武冯晖，大名人，非当地土豪，其子宋初仍令其袭节等。陈先生继而引文献资料做结论道：宋朝对待这些边疆将帅，“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与之公钱及所属州县管榷之利，使其回图贸易，免所过征税，……由是边臣多富于财”[24]。“总之，由于宋太祖对西边措置得当，不仅使西部边境安定，而且与西域诸国交往频繁，呈现出一个新王朝开国时的新气象。”[25]陈先生又在本节中明确写道：“我的基本论点是：宋朝后来未能奄有河西，……其主要原因是对西部各少数民族错误的民族政策所致，而铸成大错的是第二代皇帝赵光义。”[26]陈先生上述对宋太祖经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正确政策的肯定、对赵光义等错误政策的否定，深刻说明了北宋前期从赵光义时开始对西部民族政策的错误是宋朝“未能奄有河西”的根本原因。
（二）在论著中主要运用实物资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方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先生进行史学学术研究，在方法上有了显著改变，其中主要是他自己开始离开书斋、走向田野，通过实地考察，探寻实物资料，进而运用出土文物与史籍记载相互印证的方法来回答历史疑难问题。在《河陇史地考述》中部分书稿的撰写就是运用上述研究方法的典型例证。
在《河陇史地考述》的“中编”部分，有《河西的汉长城》一节，其中引述《史记·大宛列传》“汉始筑令居以西”，又引《汉书·张骞传》“汉筑令居以西”。若将二者对校，发现《汉书》仅少了一个“始”字，而其余部分则完全相同。陈先生为印证上述记载，曾亲自前往今兰州以西，去考察“令居”的地望，考察后指出：“经调查，汉代令居的确切位置，在今永登县中堡乡庄浪河西岸的罗成滩。此地原为一大古城遗址，现已平整为水浇地，但田埂间仍遗留大量汉瓦片，考察时还捡到一枚汉代的铁铲，还发现汉代石磨盘。……令居塞，向西还筑有长城。……由令居塞至武威郡，汉长城是连接的。”这次考察，完全确定了“令居塞”的地望，还考知了当地的汉代遗迹遗物，印证了“汉筑令居以西”的记载，并获知了“令居塞”汉长城与武威郡汉长城“是连接的”事实。
河西走廊段汉长城，史籍记载同样很简略。《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张骞传》、《西域传》均载道：“酒泉列亭障至玉门。”《汉书·武帝纪》还载道：“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这些简略记载说明，河西走廊段汉长城均修筑在走廊的北部地区。陈守忠先生在《河陇史地考述》中《河西的汉长城》一节书稿内，对居延海地区汉长城实际情况进行考察后，在书中着重做了以下记述：根据文献记载及调查，“汉代的居延海，不是今额济纳旗嘎顺诺尔，而是今素图海子，居延城址就在其西岸。有名的遮虏障，经考古发掘及出土的汉简证明，就在居延城址西今额济纳旗之东。……河西汉长城最长的一段，就由居延塞起，沿黑河（古称弱水）向西南行，至现在的三白滩以南进入甘肃金塔县，再沿黑河东岸经金关故址、地湾城、大湾城遗址（均为汉城址），过大茨湾直抵赵家峡，至与高台县接壤处止。此为一段落。”另一段（不再引证原文）起自金塔县境内黑河岸附近，一直延伸到玉门关以西的榆树泉的沼泽为止，全长达1000多公里。在河西走廊长城沿线，曾筑有“遮虏障”，如居延都尉驻地临近的居延遮虏障、北部都尉驻偃泉障、东部都尉驻东部障、西部都尉驻西部障、宜禾都尉驻昆仑障、中部都尉驻鱼泽障等。以上记述，都是陈守忠先生亲自考察所见。他在考察中亲自所见长城的遗址及其走向，全都在河西走廊北部地区，这无疑都印证了《史记》与《汉书》的相关记载。[27]
综上所述，陈守忠先生经过几十年的勤奋钻研，在宋史和河陇史地研究方面都有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不仅如此，他还对史学研究概念本身具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撰写论文时，他长期熟练掌握与运用“突出论证学术观点”“用实物资料同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方法”来论断历史问题。像陈守忠先生这样高水平的史学研究学者，在我国史学界并不是很多。因此，我们把陈守忠先生誉为“学术成果卓著的学者”无疑是客观和中肯的评价。
[1]“三二九学生运动”，是爆发于1949年3月29日的由西北师范学院学生首先发起、兰州大学等院校学生积极参加的，反抗国民党甘肃省地方当局为逃跑筹资发行300万银元公债的学生运动。
[2]张翔：《三·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第33页。
[3]“郭椭椭”本名为郭寄峤，时任国民党甘肃省省长，因其主持决定强行征收以银元为公债，而银元当时甘肃民间称“椭椭”，故称他为“郭椭椭”。
[4]以上有关“三二九学生运动”的资料引自《西北师范大学校史》（1902—2012），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197页。
[5]这部分书稿，是根据陈秀实同志所提供资料写成。
[6]以上部分，由本作者回忆整理而成。
[7]这部分书稿，是根据李清凌老师所提供资料写成。
[8]这部分书稿，是根据胡小鹏老师所提供资料写成。
[9]这部分书稿，是根据刘建丽老师所提供资料写成。
[10]这部分书稿，是根据陈守忠先生《宋史论略》所记载与笔者所了解情况综合而成。
[11]《河陇史地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初版，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修订版）是陈守忠先生的第一部著作，专门研究河陇地区史地问题。
[12]《宋史论略》（甘肃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是陈守忠先生的第二部著作，专门研究宋代历史问题。
[13]《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以金宝祥先生为顾问，由郭厚安、陈守忠二位先生合作主编、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教师集体撰写而成。
[14]《甘肃史稿》是一部有关甘肃省的通史性著作文稿，由于当时兰州大学历史系并入了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所以双方教师都参加了撰稿工作，后因故未能正式出版，但为后来的《甘肃古代史》《甘肃近现代史》的撰稿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15]《宋史论略》，甘肃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16]《宋史论略》，第2页。
[17]《宋史论略》，第2—3页。
[18]《宋史论略》，第3页。
[19]《宋史论略》，第2页。
[20]《宋史论略》，第4页。
[21]《宋史论略》，第7页。
[22]《河陇史地考述》，第97页。
[23]《河陇史地考述》，第98页。
[24]《河陇史地考述》，第100页。
[25]《河陇史地考述》，第101页。
[26]《河陇史地考述》，第97页。
[27]《河陇史地考述》，第187—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