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底里敬佩的老师

——纪念陈守忠教授百岁诞辰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张邦炜

但凡熟人多半知道我的研究生指导老师是金宝祥先生（1914—2004），其实陈守忠先生（1921—2019）对我的影响也不小。我受教于陈师门下，早于师从金师。如果说金师是我的学术领路人，那么陈师可称为我的求学指路人。金、陈二师都是我从心底里敬佩的老师。对于陈师的学术成就与治学风格，师弟胡小鹏教授的《陈守忠教授与西北史地研究》一文[1]已有相当精准的评介。下面仅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谈谈陈师对我的教诲与关照。回顾这些累月经年的金城往事，不免拉杂乃至离题。其中肯定会有不确切甚至错讹之处，敬请知情师友纠正。

人生道路，因缘际会。我有幸以金、陈二先生为师，实属偶然。1957年高考，我考取的是兰州大学历史系，似乎与执教于西北师范学院（现称西北师范大学）的金、陈二师无缘。但因兰大当时理科强、文科弱，历史系师资力量不足，曾经邀请金、陈二师兼课。比我高一级的同学[2]，他们的隋唐史由金师讲授，明清史是陈师教的。照此看来，我又与金、陈二师有缘。可是此后兰大林迪生老校长报请教育部批准，大量从外地高校聘请、引进师资。我们班第一学期的三门专业课程，除中国历史文选由张孟伦教授讲授外，先秦秦汉史、世界古代史两门课程聘请的是中山大学丘陶常副教授、梁作干讲师。第二学期的魏晋隋唐史、世界中世纪史分别由新近引进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常振江老师（与宁可先生同班）、山东大学研究生欧阳珍老师（陈同燮老教授的女弟子）讲授，考古学通论聘请的是北大阎文儒副教授、吕遵锷讲师。诸位老师的教学质量毋庸置疑，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均先后评为教授。年仅30岁的梁作干老师体系意识强，注重全局观，新的观念见识不少，他在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是主张东晋封建论的代表性学者[3]，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4]。

第三学期，张雅韶副教授[5]讲宋元明清史。时值1958年秋，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同学们激情燃烧，上街游行时最爱唱的进行曲是《干！干！干！》，歌曲结尾一句很带劲：“嘿！最响亮的口号是干！干！干！干！”[6]晚上上课，白天劳动，历史系师生自己动手修建砖瓦窑，照片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其间大约一个月，同学们还在系总支书记丁桂林的带领下，到西礼县（当年西和、礼县两县并为一县）砍树木，炼钢铁。同时开展教育大革命，大学生自编自讲之风从北大刮到兰大[7]，张雅韶老师的课刚开头就叫停，由学生分头自编讲义，轮流上台讲课。此事受到领导表扬：“一位教授搞了八九年中国古代史，拿不出讲义来。这次历史系二年级十几位同学苦干了二十多天，就拿出了三十一万字有一定水平的宋元明清史讲义。”[8]我参与其中，分工编写了《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一节。“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所谓“编写”，无非是抄摘、综述尚钺、邓拓、吴晗诸先生的论著而已。后来上级领导强调大学应当以教学为主，教学应当以教师为主，应当尊重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这股自编自讲风被否定。

我与金、陈二师终究有缘。1959年春，上级决定兰大历史系并入教育部直属院校西北师范学院（其前身为抗日战争内迁的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可能是为了安抚兰大学生，西北师范学院更名为甘肃师范大学。当年师范院校称师院、师专者为数较多，叫师大者仅三所而已，甘肃师大荣列国内第四所师范大学。两系合并，兰大历史系主任李天祜教授不再任职，系总支书记丁桂林留在兰大，任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系主任起初是萨师炯教授，萨师调任教务长后，由金少英教授担任，陈守忠老师仍任系总支书记。陈师在大学生时代积极投身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在运动中入党，是一位老共产党人。全系教师分为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中国近代现代史、中国历史要籍及选读、世界史四个教研室，由金宝祥、刘熊祥、金少英、萨师炯四位教授分别担任或兼任教研室主任。

两系合并后，甘肃师大历史系的师资力量更加强大，在当年西部师范院校中要数第一，以下四件事或可证明。

一是高知数量多。据我粗略计算，正教授十人，加上副教授达十六七位之多，而且中、老教师骨干兼有。萨师炯、金宝祥、刘熊祥教授、龚泽铣、张师亮、王俊杰副教授以及从兰大并入的李天祜、赵俪生教授，李学禧副教授都还是四十出头的中年人，而从兰大并入的周戒沉以及许重远、金少英三位先生则是出生于19世纪末的老教授。兰大并入师大的人员中，还有杨伯峻先生，他被安排到中文系，不久由中华书局调回北京了。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李学禧先生在兰大教亚洲史，到师大后调往外语系。

二是牵头编教材。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部抓高校教材建设，西部师范院校将编写历史专业教学大纲和教材，教育部指定由甘肃师大牵头，为此在兰州饭店召开由西部师范院校历史专业课主讲教师参加的协作会议。四川师院的罗孟祯、徐溥等老师参加了这次会议，后来罗、徐二师同我讲到过会上的一些情形。

三是自办刊物。当年高校学报数量不多，系办刊物极少，甘肃师大历史系创办《历史教学与研究（甘肃师大学报副刊）》杂志[9]，起初以刊登历史专业课程教学大纲为主。为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做准备，金宝祥、赵俪生、陈守忠诸师执笔撰写了长篇文章《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对中国古代历史做了总体性探讨，刊登于《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2期。这期刊物我保存至今，难免破旧。

四是培养研究生。20世纪50、60年代全国有资格培养研究生的师范院校仅有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大三所，甘肃师大历史系1960、1961两年招收研究生，共6名。1960年4名，金宝祥教授指导余用心、萨师炯教授指导何承艰、刘熊祥教授指导李存良、李天祜教授指导侯尚智（后随导师回兰大）。1961年两名，刘熊祥教授指导蒋中礼，还有我。至于我的导师是谁，下面再说。1990年因研究生答辩事宜，我与出身西南师院的姚政教授在南充相会，

他对我感叹道：“‘文革’前西师还不知研究生为何物。”陕西师大李裕民教授2002年到西北师大校史馆参观，他说：“‘文革’前陕西师大无法与甘肃师大相比。”甘肃师大历史系培养研究生，有人怀疑用的是兰大历史系的指标，只怕未必。据我所知，生物系孔宪武教授，教育系胡国钰、王文新、李秉德教授，中文系彭铎、郭晋稀副教授都招收研究生。化学系一位研究合成氨的副教授61年也招收了两名研究生，均为陕西人。孔宪武老师可能因为是一级教授，62年又招收了两名研究生，分别是从北京师大和安徽大学报名考来的，都是安徽人。

历史系刚合并到甘肃师大之初，我即有幸受教于陈守忠老师门下。我们班在兰大时已经学过宋元明清史，并有成绩记录在案。系上安排陈师为我们再讲一遍，理由是纠正当时自编自讲的错误。同学们渴望聆听金宝祥老师讲隋唐史，但因常振江老师已讲，系里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陈守忠老师的课深受我班同学欢迎，原因大致有四点。

一是口音听得懂。此前丘陶常老师的潮州话、梁作干老师的梧州话、张孟伦老师的饶州话以及后来金少英老师的绍兴话，我们很难完全听懂。陈师的通渭普通话我们不仅能听懂，而且陈师讲课语调抑扬顿挫，有气势，感染力强。

二是印发讲义。当时没有统编教材，参考书极少，往往只能是老师讲，学生埋头记笔记，生怕漏掉一句话。更让同学们高兴的是陈师印发自编讲义。陈师自编的讲义《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第五编参考价值大，我每次易地调动、多次本地搬家，始终舍不得把它淘汰掉，带着它路经河西走廊，跨过青藏、川藏高原，穿越无数名山大川。这本讲义已60余年，有破损，且发黄。

三是内容有新意。如陈师讲北宋统一的社会基础，涉及如何看待五代十国的历史。欧阳修《新五代史》称：“呜呼，五代之乱极矣！”“自古未之有也！”[10]此说长期以来深入人心。陈师吸取赵俪生老师的研究成果[11]，全面评介五代十国，认为当时并非漆黑一团，北方经济的逐渐恢复、南方经济的继续发展形成了北宋统一的社会物质基础，以致宋初的社会经济状况与汉初、唐初大不相同。[12]这一认识现今已是常识，但在当时很新颖。陈师为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向我们推荐学术研究新成果。李埏先生的著名论文《〈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庄园和矛盾》[13]，便是陈师大力推荐的新成果之一。李埏先生认为宋代是个无处无庄园的庄园世界，宋代的庄园是个与外界隔绝的绝缘体。

四是充满正义感。陈师以悲愤与崇敬之情，讲述岳飞的“莫须有”冤案和文天祥的诗篇《过零丁洋》及其中的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那张激越的面容与那些激昂的话语至今仍历历在目。我从中真切地感受到陈师是个正直的人，也希望自己能像陈师一样正直。

1959年冬，陈守忠老师这位正直人不幸受到批判。当时全国批判彭德怀元帅的右倾机会主义，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省内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右倾运动，省里批判第二书记霍维德、兰大批判林迪生老校长、师大批判陇东老红军毛定原副校长[14]以及陈守忠师等。陈师的系总支书记职务被罢免，由人事处山西人樊处长担任。据我所知，陈师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是同情右派。其依据之一是国庆十周年庆祝日，陈师遵照上级指示，将右派分子赵俪生、龚泽铣、王俊杰、水天长等老师集中在系办公室，不许外出。但陈师说了“错”话。赵俪生老师作为亲历者，后来在陈师《河陇史地考述》一书的序言中对此事有记述：“国庆节前夕，他（指陈师）代表系总支对我们 ‘训话’，却用了抱歉和悯人的语调说，由于上头有文件，你们暂时不能回家，明天只要听到天安门的讲话一讲完，你们就可以随便活动了。这是几句普普通通的话，但我从中嗅到了浓烈的人道气息。”赵师借用明清之际思想家傅山的两句话称赞陈师：“由来高格调，发自好心肝。”[15]二是敢说真话。陈师的家乡通渭县位于华家岭下，“大跃进”时，不切实际，为引洮河水上高山，集中附近四县人力大战华家岭，劳民伤财。通渭县是张仲良书记当年“左”倾错误的重灾区之一。陈师和毛定原副校长一样，向上级汇报家乡严重的灾情，原本是实事实说，但被视为右倾。在进行批判时，又将陈师的“错误”与他的富农家成分联系起来，问题就更大了。好在陈师受委屈的时间不长。1960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召开[16]，中央统战部汪锋副部长出任省委第一书记，大力纠正张仲良书记的“左”倾错误，霍维德、林迪生、毛定原等老领导复职。陈师的“错误”得到澄清，系总支书记职务恢复。

陈守忠老师是系总支书记，我是个普通本科生，没有机会向陈师单独请教。读研究生以后，机会才多起来。全国各高校1961年入学的研究生都不是由本人报考，而是由学校分配。朱瑞熙兄告诉我，他和童超兄从复旦、北大到四川大学读研究生，同样出自学校分配。他们到川大后考了一下，但不是入学考试，而是水平测试。那年初秋本科毕业时，系里宣布蒋中礼师兄和我留校读研究生。至于攻读什么专业，由系领导、导师与研究生三方商议决定。金少英先生正在整理《汉书》，要我做他的研究生，我以自己根基太差为由婉谢。金老表示理解，但他感叹：“我这个系主任就成为光杆司令了哟！”金老终生不曾指导研究生，原因大概是当时的年轻人觉得金老的学问太深奥。系上起初拟议蒋中礼师兄跟金宝祥老师学中国古代史，我跟刘熊祥老师学中国近代史。我不大愿意学近代史，蒋师兄更不愿意学古代史，于是就互相换了。此时我才第一次得以单独拜见金宝祥老师。金师问我：“你想学哪个断代？”我是个“易胆大”，没说很愿意跟金师学隋唐史，居然耿直地这样回答：“魏晋或两宋。”我之所以志趣如此，一是畏难，认为先秦与隋唐研究者较多，出新成果太难。二是受陈守忠老师与梁作干老师的影响，觉得魏晋与两宋都是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特别值得研究。让我敬佩的是金师很开明，他说：“那你就跟陈守忠老师学宋史好了。”如今不少同行以为我是金师的第一位研究生，其实不是我，而是英年早逝的余用心师兄。至于陈师的第一个研究生，恕我大言不惭，不是别人，应当是我。

陈守忠老师指导我学宋史，第一步叫我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第二步准备带我去实地考察北宋、西夏边境上的城堡，研究宋夏关系。当年线装书《长编》浙江书局本很难找，学校图书馆有一套，册数很多，装满一排大书架。图书馆流通组长高老师戴眼镜，很英俊，热心肠，允许我一次借十本带回宿舍阅读。换书时，如果馆里找不到，一定在陈师家中。到陈师家中找书，往往会遇到我崇敬的老红军毛定原副校长。毛校长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我的家乡四川工作，参与领导修建成渝、宝成铁路，对我这个四川小青年格外热情，有说不完的话。当时宋史方面的有关著述极少，图书馆高老师有求必应，特许余用心师兄和我到老旧杂志堆里去翻找。我们才有机会在《史语所集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等灰尘满布的刊物上读到邓广铭、全汉升、张应麟、聂崇岐诸先生的宋史、明史论文。

我在陈守忠师指导下学习，第一步正在进行中，第二步还没开始，学校开始贯彻《高教六十条》 （全称《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整顿当时高校工作中出现的某些乱象。[17]在整改中，涉及我系五名研究生的有三件事。一是1960年入学的研究生因第一学年被借用去编写中学历史教材，决定延长学习一年，于是何承艰、余用心两位师兄与我同届了。二是刘熊祥老师要求严，对李存良师兄的学习状况不满意，李师兄因而被终止学业，分配到兰大附中任教。三是陈守忠老师当时的职称还是讲师，讲师不能指导研究生，我改由金宝祥老师指导。在我的印象中，金、陈二师关系极好，陈师对金师素来执弟子礼，但二师的研究旨趣与重点不尽相同。陈师注重实地考察，深研细究宋夏关系是其主要志趣之一。金师强调“读书贵得间”，要我除读《长编》外，还应当细读新近影印出版的《宋会要辑稿》，特别是食货部分，并与《宋史》诸志及《文献通考》相关部分结合起来读。金师当时正致力于土地制度研究，他要我探究北宋的租佃关系。

导师虽然变换，但我仍不时向陈守忠老师请教，陈师始终关照着我。有四件事，让我很感激。

一是选定论题：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是按照金宝祥老师的指示选定的，但论点与金师和陈师的看法均有差异。《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是金师早年的代表作之一，其中有个重点是探讨唐代土地制度从均田制到庄园制的演变。[18]金师似乎认为庄园制到北宋更盛行，他在我的作业本上批示：“到目前为止，关于北宋的庄园资料还没有人很好的蒐集过，你如有兴趣，也不妨尝试一下。”而我则认为北宋土地的主要经营方式不是庄园制，而是租佃制。陈师在课堂上高度肯定李埏先生的主张，称宋代为庄园世界，认为宋代的庄园是绝缘体。而我的论文正准备向李埏先生请教。我生怕金、陈二师生气，殊不知他们很大度，慨然包容，毫无异议。

二是赴京读书：1963年寒假，我打算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下称北图）查阅资料，金、陈二师全力支持。虽然是自费，但在北京总得找个住处。陈师很热心，由他出面请学校替我开了个证明，到鲜鱼口内教育部招待所住宿。那里负责接待高校出差人员，不收住宿费。当时北图（现称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善本室宋本、抄本、四库原本均可借出，在室内阅读。我在那里查阅、抄录了不少当时兰州看不到的资料。本想趁机拜访前辈学者，我大哥的北大同窗好友林乃燊先生告诉我，邓广铭老先生、郦家驹先生都在乡下搞“四清”。仅见到了人民大学郑昌凎先生，我居然敢于当面质疑郑先生的宋代庄园论，是因为有程秋原先生陪同。秋原先生也是我大哥的同窗好友，我以秋原大哥相称。他和郑先生是同事加邻居，当时都是副教授。秋原大哥事先吩咐我，有话直说无妨。郑先生仿佛抱着童言无忌的心态，听我说，没生气。若干年后，我到四川师院任教，秋原大哥还请郑先生替我写了一封推荐信。

三是悉心指教：我的习作除呈送金师外，往往同时送请陈师教正。他不啻看看而已，还不吝赐教。习作《宋代客户的身份问题》初稿末尾有句话，将宋代的租佃关系与当时的“四清”运动生硬挂钩。陈师看后说，两者毫不相干，叫我删掉。我按陈师的指教修改了，否则将闹笑话。此稿后来被《光明日报·史学》采用，陈师预先得知，他告诉我并加以鼓励。陈师事前先知的原因是，按照当时的规定，报刊刊登文章前，先要致函作者单位，确认身份。陈师说，但凡遇到这类事情，他都让总支秘书及时给予肯定性回复。

四是替我解围：教研室讨论我的毕业论文，大概是相当于现在的预答辩。参加者除金、陈二师外，还有曹怀玉、潘策、许孝德等老师。这对学校来说是件区区小事，但早在1927年就参加革命的李之钦老校长兼校党委书记居然也赶来旁听。金师首先叫我陈述论文梗概，大致因为我的作业《论宋代的官田》稍前受到金师夸奖，我有些飘飘然吧，说的某句话给人以骄傲之嫌。平素温文尔雅、书生气十足、很慈祥的金师突然发火，训斥我不知天高地厚，而且怒气难止，把我骂哭了。一时局面相当尴尬，曹、潘、许等老师不敢吱声。陈师毕竟是系总支书记，他出面替我打圆场。好在李校长在场，他威望很高，叫金师不要发怒，教育年轻人要耐心，金师才息怒。

当时高校实行专家学术休假制度，能获得这种机会的专家极少，那年系里乃至全校，金宝祥老师似乎是唯一。1964年夏，余用心师兄和我的毕业论文定稿后，金师和师母就回杭州学术休假了一年。余师兄和我的毕业事宜，由陈守忠老师全权负责。陈师主要办了或督办了三件事。一是印刷论文。此事较简单，由教务处科研科陈德科长设计版面，交学校印刷厂铅印。二是发送论文。发送面很广，包括各高校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和各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藏至今。发送的主要对象是论文评审人，名单显然是由金师事先确定的。余师兄的论文送金师3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郑天挺老先生和他的高班级同学王毓铨先生，我的送金师的高班级同学邓广铭先生和同班同学杨志玖先生。邓先生当时还在乡下搞“四清”，他函告学校，另请他人评审。后来，邓广铭先生去世后，他的女儿邓小南教授在遗物中发现我的毕业论文，亲手交给了我。上面有少许铅笔记号，看来邓先生还是浏览过的。华东师大束世澂、中山大学何竹淇、武汉大学李涵等不少先生主动为我的论文寄来学术评语，其中何竹淇先生的评语较详尽，陈师决定将何先生的评语作为评阅人评语。四位评阅人对我和师兄的论文都基本给予肯定，其中杨志玖先生的学术评语长达近三千言。杨先生认为我的论文“优点是主要的”，如反驳宋代庄园绝缘论“非常有力”。但“还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岂止“一些”而已，从内容到题目达八条之多。如指出客户并非都是佃农、租佃关系的概念比依附关系含义更宽泛等。拙稿发表时本应在附言中感谢杨先生，后又考虑恐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重读杨先生的评语，感慨良多。我而今评审硕士乃至博士论文有杨先生这样严肃认真么，差之万里。

郑天挺、王毓铨两位大家对余用心师兄的论文评价之高，出人意料。郑先生的评语有云：“足以成一家之言。”王先生说：“研究生而有这样的成就是罕见的。”老师们读过两位大家的评语均喜出望外，引以为荣。三是组织答辩。答辩委员会的名单应当是陈师确定的，系里金少英、萨师炯、刘熊祥、王硕如、龚泽铣、王俊杰、李庆善等老师都参加，还从兰大请来张孟伦、赵俪生、欧阳珍老师。答辩分为两个组，同时进行。余师兄的论文答辩由金少英老师任主席，赵俪生老师、萨师炯老师等任委员。我的论文答辩由陈守忠老师主持，张孟伦老师、欧阳珍老师等任委员。答辩委员投票，不仅要打圈圈或画叉叉，还要打分数。我的平均分数是68分，余师兄得了72分。余师兄得分明显偏低，可见答辩委员们要求之严。余师兄是位调干生，比我年长五六岁，中学生时就喜欢作诗作赋，很优秀。他1963年在《历史教学》第4期上以衔微笔名发表了《明代的里甲制度》一文，提出新见，引起梁方仲先生的高度重视。梁先生在当年《学术研究》第4、5期上连载大著《论里甲法与均徭法的关系》，与余师兄讨论。余师兄曾致函吴晗先生，提出研究明代勋贵地主的设想。吴晗先生百忙之中回函，时其予以支持和鼓励。

当年的研究生工作安排不及时，到1965年开春以后才开始陆续分配。何承艰、蒋忠礼两位师兄品学俱佳，因故未能进行毕业论文答辩[19]，但工作分配未受影响。何师兄分配到中央党校，曾任历史教研室主任、教授。蒋师兄最初分配到河南省历史研究所，和陈振教授成为同事，与周宝珠教授熟悉，后来调回老家昆明，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20]余用心师兄留校任教，“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失踪，百般寻找无踪影，大概率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我的毕业分配耽延，听人说是因为金、陈二师力争将我和余师兄都留下，但留校指标只有一个。此事我始终没有也不应该询问金、陈二师。鉴于等待分配的时间较长，我路遇李之钦老校长，要求下乡参加四清运动。李校长很支持，并及时安排。我因此先后前往酒泉县东洞公社、宁县盘克公社郝家湾大队社教工作队工作，有机会体验甘肃农村生活。回顾这段人生经历，从中获益颇多。

我在盘克公社得到学校转来的教育部通知，被分配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要远走西藏了，回兰州向金、陈二师道别。金师叮咛：“那里高山缺氧，要注意身体。”陈师说：“到西藏工作不容易，要通过严格的政审，组织上信任你。”至于我本人，很兴奋，要走出书斋，到远方去见世面了。何况我的兄嫂许多年前就在西藏工作，我对西藏并不陌生，毫无恐惧感。

当年的西藏毕竟既遥远又神秘，心想很难与师友再见了。我1980年调回家乡四川师院历史系任教，谁知次年十月就同陈守忠老师相逢于合川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上。当时信息不灵，师生陡然会面，喜悦之情更浓。我请陈师到餐馆吃了顿四川饭，聊表学生的敬意，学友贾大泉兄作陪。遗憾的是陈师不适应四川菜的麻辣味，晚上腹泻。在学术讨论会上，陈师提交的《汪义武公神道碑等三篇资料》一文，资料出自《陇右金石录》，当时为四川地区所罕见，有益于钓鱼城历史研究，受到与会者好评，后收入西南师院历史系编的《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资料集》。大概是由于当时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与会者得知陈师既是教授又是系总支书记，都称赞陈师是位“内行好领导”。

到四川师院任教后，承蒙母校盛情邀请，数次回母校交流学习，总有重返学生时代的感觉，欣喜异常。

师恩难忘。陈守忠老师是我的三重恩师：本科授业师、研究生导师、答辩委员会主持人。每次到兰州，少不了前往陈师府上拜望。

眼见陈师体格健朗、精神矍铄，格外高兴，心想陈师必定长命百岁。我虽然年事渐高，理当减少外出，但仍与陈师约定，陈师百岁时，一定前往恭贺。我常常白天计算着、夜晚梦想着，陈师百岁将近，我又要回兰州了。不料去年噩耗传来，陈师仙逝，顷刻痛心不已。痛定再想，陈师享年九十有八，儿孙满堂，福寿双全。按照民间习俗，属于喜丧，心里才平静了些。顿时不禁想到古人云：“经师易得，人师难遇。”陈师不仅是一位严谨、严格的经师，更是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师。赵俪生老师在为陈师的大著作序时，曾如此评价陈师：我“不仅仅表彰他的 ‘学’，更着重表彰他的 ‘行’”[21]。如果将赵师所言“表彰”改为“赞美”，这正是我要说的话。陈守忠老师是我从心底里敬佩的老师。我平素在言谈中不时赞美我的这位老师的学识与人品，学友们应当还记得吧！

2020年严冬将至时，于成都外东青苔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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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小鹏：《陈守忠教授与西北史地研究》,《社科纵横》1991年第3期。

[2]兰州大学历史系1956级的同学比我们班人数多，其中调干生、年长者尤其多，我记得姓名的有王翼洲、徐世华、陶君廉、贺世哲、施娉婷、顾亚、何承艰、侯尚智、刘述和、饶以诚、韩嘉穗、屈剑英、孙何、张春元等，还有陈守忠老师的胞弟陈守敬。

[3]参看梁作干《西晋与西罗马灭亡是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古代社会性质与财产形态问题》,《暨南学报》1983年第4期。

[4]梁作干老师后来调往暨南大学任教，同样深受学生欢迎。专著《宋代教育》的作者袁征教授（袁伟时先生的公子）同我一样，是梁师的崇敬者。参看袁征《什么叫做智慧？——梁作干教授剪影》。1984年在杭州宋史年会遇上梁师的女儿梁紫红，当时其已是夏威夷大学的宋史研究生，与邓小南教授等相识。邓小南教授近年告诉我，此后同梁紫红无联系了。

[5]张雅韶老师（1901—1959）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文革小报》误将张老师列入1929年形成的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实当时张老师已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国。其生平事迹可参看《早期共产党员张雅韶》一文（载张守礼、周德祥编《漳县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张老师是甘肃省漳县的第一个留学生、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派遣他长期担任马仲英的秘书长兼顾问，三次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

[6]歌曲《干！干！干！》，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改调，北京大学戴羌平曲。

[7]在这批大学生自编讲义中，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红皮书《中国文学史》最有名，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扉页上印有“献给亲爱的党和伟大的祖国”。

[8]丁桂林：《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兰大历史系教学经验总结》,《兰州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

[9]《历史教学与研究》杂志的编辑、出版事宜，系里决定由李庆善师经办。李师对余用心师兄和我关顾有加，曾推荐我们去听中文系彭铎先生讲“史汉校读法”。愚见以为，彭先生讲课之精妙，和赵俪生老师有一比，只怕在伯仲之间。

[10]欧阳修：《新五代史》卷34《一行传》、卷16《唐家人传》。

[11]赵俪生：《论唐末农民大起义之更深远的社会意义》,《文史哲》1956年第5期。收入《赵俪生文集》第1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304页。

[12]陈守忠：《形成北宋统一的社会物质基础》,《宋史论略》，甘肃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3]李埏：《〈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庄园和矛盾》,《云南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14]李顺民：《战火中走出来的毛定原》,《光芒》2014年第2期。

[15]赵俪生：《〈河陇史地考述〉序》,《赵俪生文集》第5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384页。

[16]参见李荣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西北局兰州会议》,《发展》2013年第1期。

[17]参见高军峰《“教育大革命”与〈高教六十条〉》, 《文史精华》2011年第4期；启和《从〈高教六十条〉到〈高等教育法〉》,《中国高等教育（半月刊）》1999年第12期。

[18]金宝祥：《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历史教学》1954年第5、6期。金师此后的探讨深化，更加注重人身依附关系的演变。他在《论唐代的土地制度》一文中认为均田制表象背后的实质是以依附关系强烈为特征的世族地主土地所有制，均田制的瓦解意味着人身依附关系的减轻。

[19]蒋忠礼师兄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但因与导师关系没有处理好，未能准许答辩。至于何承艰师兄，不能答辩的原因则在于计划赶不上变化。何师兄探究的是当年的热点论题“卡斯特罗与古巴革命”，在萨师炯老师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搜集相关资料颇多，应当做得很好。可是形势骤变，卡斯特罗起初是我国最好的朋友之一，可是当时突然跟着苏修跑。这个题目无法再做下去，改题目时间又不允许。因为这些原因，本该四人同时毕业，结果两人毕业，两人肄业。

[20]同年毕业的外系研究生的分配情况，据我所知，中文系彭铎先生指导的朱有明分配到新疆大学，姚冠群留校，郭晋稀先生指导的白本松、邓方（后改名邓涛）分别分配到开封师院（现称河南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现称传媒大学）。化学系两位分配到太原工学院、上海化工研究院。教育系研究生多些，我只记得，王文新先生指导的于明纲、张百万分配到陕西师大、甘肃工大，李秉德先生指导的卫绪恒、姬朝武分配到河北省教科所、赣南师专。

[21]赵俪生：《〈河陇史地考述〉序》,《赵俪生文集》第5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