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清城市民变的研究成果

从1950年代迄今，明清史学界有关于城市民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受到马克思史观的影响，到1980年代以后逐渐摆脱前期的框架，走向多元化的解释。

资本主义萌芽与市民运动说

从1950年代开始，有关明清城市民变的研究，最先受到瞩目的是晚明江南地区的城市民变事件。尤其是明末万历年间出现的大规模反矿税使事件，不少大陆学者积极地投入研究。早期的研究都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有关。他们肯定明末是处于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有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尤其是在城镇中，更是有所谓“市民阶级”的兴起。而万历时期派遣矿税使正是因为专制的统治者奢侈腐化，加强对城市市民的掠夺，因而酿成大规模的“市民运动”。(3)尤其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东南城市，民变出现得较为频繁，时间也较久，斗争性较强，而且有许多不同阶级与身份的人一起合作。(4)还有不少生员与士大夫领导或参与民变事件，于是学者们断定生员阶层与市民阶级有联系关系；而当时东林党士大夫的身份背景，正是属于社会的“中等阶级”，即来自中小地主与商人家庭，与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一致或接近，所以才会同情民变，甚至参与明朝后期的市民运动。 (5)

此外，还有关于清朝前中期“市民斗争”的研究。尤其对于清初工人的罢工，大部分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都强调其形态与明代不同，而且更为进步。因为清代手工业工人的主雇关系比起明代愈加对立，劳资冲突从康熙至清末不断发生。清政府为维持封建社会的秩序与经济利益，于是勒令停止罢工，甚至强力镇压。而工匠们已有自己的组织——“行帮”，这是明代所没有的。这些清代市民斗争的目的是生计问题，但常披着旧型“反清复明”种族斗争的外衣。在斗争方式上，比起明代更多样化。 (6)

日本学者在1960年代受到马克思史学的影响，已经开始注意到明末工人与罢工暴动的问题，尤其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的织工之变。如横山英和田中正俊二氏的研究都提出了相同的观点：此次民变反映出在农村共同体之外，城市因为商品经济刺激而有新的生产方式，于是在城市出现了雇佣工人，成为市民的主体。然而在这次事变中，反抗的对象是宦官，并未见到阶级对立的冲突。当时工人仍受到行会的制约，而以父家长制的家族劳动形态出现。(7)关于发生在天启六年（1626）苏州的开读之变，因为牵涉到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同时也是士变与民变合流的例子。早期研究此事件的日本学者，如田中正俊、宫崎市定与佐伯有一，也都指出这次民变有知识分子的参与。 (8)

从上述的研究成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早期的研究，无论是中国大陆学者或是日本学者，几乎都受到既定理论架构的影响。如中国大陆学者强调“资本主义萌芽”下的“市民运动”，日本学者所探讨的工人运动着重在雇佣关系上，他们都是受到马克思史观的影响，以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待明清城市民变。在此视野下，明清城市民变的“进步性”常被过度地夸大(9)，甚至有大陆学者认为明末士大夫参与民变，是有特殊的思想背景，反映的是明末思想界的“反理学思潮”与“民主主义启蒙思想”的结合。 (10)

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学者和日本学者渐渐地扬弃过去的成说，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前提下所建构的“市民运动”说，也逐一被打破。如刘志琴指出万历年间的城市民变与“资本主义萌芽”并无关联，因为民变不只发生在东南经济进步的城市，在辽东、陕西与山西这些经济较落后的地方，也有反矿税使的民变。她又指出，万历民变的确有许多是官员与士大夫领导的反矿税使民变，主要是因为不满宦官的横行摧毁官僚的自主性，同时在地方上又摧残地主、商人与缙绅大夫。所以她认为士大夫参与或领导民变，并没有所谓的“进步”思想，仍只是反对宦官的非法掠夺，并不触及法定政府，亦无阶级对立的观念或新的生产关系出现。(11)林丽月也纠正了大陆学者对东林党与“市民运动”关系的说法。她指出万历年间支持反矿税的士大夫并不限于东林党人，所以同情或支持城市民变，并不能作为断定明末不同政党的“阶级基础”，而东林的惠商思想，也是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下所孕育出来的，与他们的“阶级基础”无关。(12)虽然以上的研究，已超越过去的观念，但是群众运动的参与者与领导人的身份问题，仍是讨论的焦点之一。

1980年代后的多元解释

1980年代以后，陆续有学者从事更深入的个案研究，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也开拓出新的、多元的面向，可说是成绩斐然。无论是中国大陆、台湾，或是日本学者的研究，都发掘了更多的史料，也让我们更了解到国家政策、城市徭役、城市的社会阶层以及士大夫等等与城市民变的关系。

万历年间在各地所发生的矿税民变，有学者改变了研究方向，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探讨。如福建反抗宦官高宷的民变，涉及当地人反对海禁的政策，以及争夺海上贸易主导权的问题。(13)至于晚明的矿税问题，若从财政制度史的角度出发，实则体现了帝室开拓财源，却与国家户部以及地方州县的财政收入发生了矛盾。(14)关于政府处理民变的态度与政策方面，美籍华裔学者袁清特别指出，清代政府较明代更专制地采取镇压的方法来对付民变，所以在明代常见士大夫与民众联合的民变事件，到清代则渐渐地很难看到。(15)岸本美绪则认为：因为清朝支配权确立之后，人民对地方官的不满已有申诉的渠道，在渐渐制度化后，城市民变就较明代为少了。(16)此外，日本也有学者从治安与犯罪学的角度，来分析官府处理城市民变的方式，也给我们带来不同以往的观点。 (17)

参与者的身份与社会构成方面，有许多新的发现。(18)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日本学者的作品，指出明清时期的一大特征，是社会关系的扩大与社会层面的多样化。最早是森正夫的研究，他以顺治元年（1645）发生在太仓州沙溪镇的乌龙会反乱事件为例，说明江南市镇农村下层的游手、无赖、奴仆、家丁等以武力抗清之情形。(19)之后又有上田信、川胜守、和田正广等学者研究明清江南都市和市镇中的“无赖”（包括打行、脚夫、访行、讼师与窝访等等），认为他们已有组织形式，依附绅士和大贾的撑腰保护，寄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城镇中，常参与城镇民变，也反映出明清之际国家控制支配力的衰微。(20)在福建与湖广的民变事件中，也可以发现这类人的身影。 (21)

有些民变事件发生的背景，与城市的特殊性（urbanity）息息相关，尤其是城市的徭役负担的公平问题，栗林宣夫、夫马进与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都有相关的研究。例如嘉靖万历年间，江南城市经历了一系列城市徭役的变革，包括巡警、火甲与铺行帮办当差制等，地方官府在力役或纳银的决策之间不断反复，终使受害者的不满情绪高涨，而导致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南京兵变与万历年间的杭州兵变、民变。 (22)

明末清初在城市里常有粮食暴动事件发生，而相关的作品多是个案研究。早期的研究，如傅衣凌认为，抢米风潮反映的是城市中的不在地地主与农村佃农关系的激烈化。(23)日本新一代的研究者，则从更多元的面向探讨城市粮食暴动问题。如着重说明当时参与者的集体心态，认为国家有保障人民生活的责任。(24)也注意到米粮暴动与粮食市场的流通有关，又涉及粮价波动的关系。 (25)

明清士大夫与民变的关系也有了新的看法。如夫马进另辟蹊径，指出明代嘉靖以后出现了“生员公议”与“世论”（政治舆论）的情形。生员逐渐凝聚成有力的团体，干预地方行政，甚至与地方官对立，更激烈的还发展成反地方官的“士变”。所以“士变”可以说是“生员公议”的延长。有时士也参与民变，反映出士、民之间的思想互相刺激。(26)而明末的士变中，有些抗争的方式，一直延续到清朝。(27)岸本美绪则进一步指出，明末广布流传的社会舆论，是以个人的德性作为政治斗争的焦点，这是16世纪以来江南地方政治的特质。此风往往导致明末地方社会的骚动，甚至在非常时期演变成“民变”。(28)岸本美绪又别开生面地，从新文化史的角度，探讨民变领导人的形象与评价。她以明末天启六年苏州开读之变以后，人们对于民变中五位领导人形象之形成为例，说明历史事件中有许多地方史料，在标榜事实性的同时，其实隐含了许多主观的信息。 (29)

整体而言，从过去五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在研究取向上有几个重要的转变趋势：第一，城市民变的组成分子一直是学者注目的焦点，从早期偏重成员的“阶级”背景分析，逐渐地体认到明清时期城市内复杂的社会结构。其次，早期城市民变研究较强调人民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或是否有新的思想出现；之后逐渐转向探讨下层群众的集体心态或心理，同时也注意到民变记载的历史文本所具有的主观性。以上的简介，说明了明清城市民变的研究，成果已累积相当丰富，达到成熟的阶段，但同时也面临研究的瓶颈，这可能是近十年城市民变的研究逐渐沉寂的原因。前人的努力，对本书的撰写，无论是在材料上或是观念上，都提供了许多帮助，但是如何才能有新的突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