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印度对“一带一路”负面态度的主要原因

（一）印度对中国崛起表现出战略焦虑和不适应，心态决定态度

印度素有大国心态，尼赫鲁提出“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代表了印度的大国情结和文化自尊，印度不满足于做南亚地区的霸主，更希望跻身世界一流强国行列。但从历史上看，印度多次遭受西方世界和中东世界的外侮，国民心态中存在“大国梦”“强国梦”的同时，也有着深深的不安全感和战略焦虑心理。印度对中国的心态较为复杂。英国占领印度后，花大力气建设印度、推动印度开放，使印度经济发展水平长期领先中国，因此印度一直看低中国，认为中国贫穷落后。中印存在领土争端，20世纪60年代初中印度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国大获全胜，打击了印度的自尊心和优越感，印度十分不解为何国力弱于自己的中国竟能打败自己，转而认为中国是印度的战略威胁。特别是中国和巴基斯坦走近后，印度认为中巴联盟是印度的最重大安全威胁。近40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中印经济差距迅速拉开，1978年时印度GDP与中国基本持平，2016年时印度GDP仅相当于中国的1/5。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接近美国，并将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正在全球经济、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将推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一带一路”能为印度提供发展机会，但由于矛盾复杂的心理，印度不愿响应和配合昔日同为贫困国的中国，对“一带一路”持焦虑、疑虑甚至反对的态度在所难免。

（二）印度认为“一带一路”将冲击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霸权地位

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印度一直有极强的地缘战略和势力范围的保守思维。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印度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被印度洋和喜马拉雅山脉从南北两个方向封闭的南亚次大陆一直是印度人所认为的文化边界，这导致印度人在看待与周边的关系时，并不会从国家思维来进行思考，而是将整个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都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印度一向认为印度洋是“印度的洋”，是“印度的后院”。近代以来，印度遭受外族侵略与殖民，在封闭的思维中又加入深深的不安全感，对可能会进入印度洋的大国势力都抱以深深的疑虑。“一带一路”通过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该地区被印度视为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印度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与印度周边国家的合作，实现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布局，特别是认为中巴、孟中印缅、中尼印、中缅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通道的联通将形成环绕印度的“包围圈”，实现对印度的战略围堵，这一看法从根本上体现了印度狭隘的地缘战略观。

（三）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和“穆罕默德军”制裁受阻是其对“一带一路”态度变化的重要原因

印度十分渴望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认为这是保证印度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路径和手段。2014年9月，莫迪首次访问美国后，奥巴马高调表示，印度具备成为NSG成员国的资格，支持印度早日申请并加入NSG。两国在联合声明中也指出，“奥巴马总统和莫迪总理将致力于努力推动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瓦森纳协定（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和澳大利亚集团（The Australia Group），这是增强全球不扩散及出口控制机制的关键一步”。在美国的支持下，印度于2016年5月递交了加入NSG的申请。美国此举并非真心希望印度能够加入NSG，而是预判到中国必将反对，便将球踢给中国，实为挑拨中印关系而向印度许诺的一张“空头支票”。递交申请后，莫迪在全球开展了高调的宣传工作，NSG首尔年会前夕莫迪访问瑞士、墨西哥等国以寻求对印度加入NSG的支持，并给普京打电话，请求普京游说中国。

中国并未直接反对印度加入NSG。中国认为，印度若想加入NSG应先签定核不扩散条约（NPT），NPT是NSG的法律基石，目前NSG全部48个成员国均签署了NPT，印度没有权利成为例外。中国提出解决印度加入NSG问题的“两步走”方案，即必须先由全部NSG成员国内部讨论确定非NPT成员加入NSG的统一标准，印度满足该标准后方能加入。但印度认为，中国的这一做法是给巴基斯坦撑腰，是为了使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步加入NSG而故意给印度设置的障碍。在美国已同意印度加入NSG的情况下，印度认为中国是阻碍其加入的主要力量。

莫迪政府在递交加入NSG的申请后，在国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和动员活动。但2015年6月加入的失败，使执政的印度人民党难以下台，因此调动宣传机器挑拨民众将全部怒火和矛盾都转移至中国头上。印度国内普遍认为，中国是因为害怕印度崛起而在国际社会上针对印度施展了霸权手段，无视中国提出的“先谈原则、再谈个案”的方案在NSG中得到普遍支持的事实。

在NSG问题发生的同时，还发生了“穆罕默德军”事件。2016年1月和9月，克什米尔地区发生了两起印度军事人员遭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事件，印度剑指巴基斯坦，指责巴为幕后黑手，将巴列为恐怖主义支持国，并基于反恐问题调整对外政策，在国际社会采取打击巴基斯坦的外交方针。印度向联合国提交申请，将巴基斯坦“穆罕默德军”头目马苏德·阿兹哈尔列入联合国制裁名单。中方认为，印方此举一是无充分证据，二是无视巴基斯坦也是恐怖主义最大受害国之一，以及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一直以来的积极努力和付出的巨大牺牲，因此对该申请采取两次“技术性搁置”。这在印度国内引发不小反应，甚至认为中国支持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中国利用恐怖主义制衡印度等。

NSG和“穆罕默德军”刺激了印度人民党政府的敏感神经，印度国内普遍认为，中国是阻碍印度成为全球大国的最大“拦路石”。在印度人民党政府及媒体的挑唆下，印度国内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幅抬头。2016年10月“排灯节”前后，印国内爆发抵制中国货的思潮和声浪，一些地区甚至爆发反对中国、抵制中国货的游行和示威。印度又邀请美驻印大使前往我国藏南达旺地区，并允许达赖喇嘛于2017年访问达旺。这严重影响了两国元首互访好不容易形成的政治互信，中印两国政治氛围转冷。在这一背景下，印度对待“一带一路”态度出现重大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印度担心一旦中巴经济走廊建成，收回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再无希望，甚至改变南亚地区印强巴弱的力量格局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是印度最为担心的一条战略通道，印度反对“一带一路”的官方理由正是中巴经济走廊通过印巴两国主权争议地区克什米尔，认为中国忽视了印度对主权和领土的核心关切。

中巴曾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向印度阐释中方的考虑，以增信释疑：第一，中巴经济走廊途经克什米尔是地理事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克什米尔的中巴喀喇昆仑公路就已开始建设，并于80年代建成通车，互联互通已有基础，并非中国为印度设计了一套针对性战略；第二，中巴经济走廊侧重“经济”二字，强调交通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并不涉及主权之争和政治考量；第三，中巴经济走廊并非排挤围堵印度，“一带一路”六大走廊之一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正是为了通过中南半岛联通中国和印度而设计；第四，中国深化与巴基斯坦经济合作，将会大大提高巴民众生活水平，贫困是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中方此举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巴基斯坦恐怖主义问题，对印度国家安全也有利。

中方的解释并未得到印度的认同。针对中巴经济走廊，印度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印度从未停止过对喀喇昆仑公路的抗议，中国从来都采取无视的态度，中巴经济走廊在互联互通方面较喀喇昆仑公路大大升级了，这更是对印度的蔑视；二是更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意味着中国、巴基斯坦的军事武器、战略物资可以迅速运至克什米尔，进而南下几百公里就能威胁到新德里的安全，印度心脏地区将会直接暴露在中巴军事威胁下；三是一旦中巴经济走廊建成，中国大量投资、经济利益将会存在于巴基斯坦甚至克什米尔地区，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不会再采取中立态度，如果未来印度想通过武力收回克什米尔，那么中国也一定会干预；四是南亚地区力量格局将会被打破，根据目前已公布的信息，中国将在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等项目上向巴基斯坦投资460亿美元，未来巴基斯坦经济会实现腾飞，这可能会改变南亚次大陆印强巴弱的格局，印度在南亚的影响力和霸主地位将会受到冲击。

（五）印度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升级版的“珍珠链”战略，中国将会染指印度洋地区

在对待“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问题上，印度狭隘的地缘思维表现得十分突出。近些年来，随着中国与欧洲、中东、非洲开展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能源贸易，经马六甲、印度洋、红海、苏伊士的印度洋航线已成为中国远洋贸易的主要航线，印度洋上遍布来自和去往中国的远洋巨轮，中国影响力悄然进入印度洋地区。印度对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十分担忧，其国内战略界炮制了“珍珠链”战略，即中国正在印度洋的一些重要港口（“珍珠”）如皇京、皎漂、实兑、吉大港、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瓜达尔、吉布提乃至东非的蒙巴萨、达累斯萨拉姆、巴加莫约等进行战略布局，通过将“珍珠”串联成“链”，对印度进行战略围堵，认为中国的野心就是取代印度在印度洋的地位。印度著名战略家拉贾·莫汉提出，“中国在印度洋拥有不断上升的重要经济利益，有充分的动机在印度洋建立永久性的军事存在，‘一带一路’是‘珍珠链’的伪装”。印度海事基金会主席、海军中将普拉迪普·考西瓦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的海上西征”，将威胁印度的海上安全。

近年来，中国与南亚各国合作全面深化。自2005年起，中国就成为孟加拉国最大贸易伙伴，服装加工业是孟加拉国主导产业，而其所需的各种服装原材料基本来自中国，中国也是孟加拉国最大的武器供应国。2016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孟，双方同意把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孟方高度赞赏“一带一路”，并同意对接两国发展战略，中国也将在吉大港建设中国工业园区。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军事和政治支持者，依靠中国提供的大量武器，斯政府军在2009年击败“猛虎组织”，结束内战，而后中国又支持斯顶住西方在所谓人权问题上对斯的制裁。近年来，中斯两国在基础设施方面深入合作，汉班托塔港、科伦坡南港集装箱码头、科伦坡机场高速公路等一批重要项目已经建成，汉班托塔中斯工业园区项目已经启动。中斯贸易也在飞速发展，2016年中斯贸易额已超过印斯贸易额，中国成为斯里兰卡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进口来源国，斯方高度认可“一带一路”，表示愿将“马欣达愿景”与“一带一路”对接。中国与马尔代夫也于2014年12月签署了共建海上丝绸之路谅解备忘录，两国自贸区于2015年12月正式启动，中马两国在中马友谊大桥、马累国际机场改扩建等重大项目上也实现了密切合作，中国已连续七年成为马尔代夫第一大旅游客源国。

中国与孟斯马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令印度十分担忧，害怕“一带一路”会让这些国家全面倒向中国的怀抱，未来在印度洋上，可能会形成一个以中国为“轴”、以南亚各国为“辐”的地缘结构，印度将全面失去印度洋和南亚地区的霸主地位，无论从地缘政治考量还是从历史情感和民族心态上，这都是印度所不能接受的。

（六）出于对印度东北部分离势力、中国从地缘上围堵印度的考虑，印度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一直持谨慎缓行的态度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概念构想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云南学术界就提出了构建四国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并得到印孟缅有识之士的认可。1999年8月，在昆明首次召开了“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后该论坛在四国轮流举行，影响越来越大。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期间正式向印度提出了共同构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想法，标志着这一民间设想正式上升到官方层面。2013年12月和2014年12月，孟中印缅联合工作组首届和第二届会议分别在云南昆明和孟加拉国科尔斯巴扎克召开，但原定于2015年底召开的第三届会议不断推迟，直至2017年4月才召开，四国合作一直处于务虚层面，合作机制一直没有形成。

相比中巴经济走廊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而言，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中印度相对较为持积极态度的一条廊道。印度一直有开发东北部、推动印度与中南半岛东西联通的战略构想，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印度战略目标一致。印度单方向推动东西联通面临投资巨大、风险偏高等难题，如有中国参与，两个大国分别从两端推动将会大大加快项目进程，这是印度所乐于见到的，因此在工作组机制成立之初，印度也是较为积极的倡导者。但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特别是看到2015年3月我国对外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列入“一带一路”六大走廊之后，印度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态度逐渐出现了变化，认为应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对印度的战略影响进行重新评估。

印度主要出现了几方面的疑虑和担心：一是发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互联互通项目，而是中国“一带一路”大战略设计中的一个环节，认为中巴经济走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尼印经济走廊将从西、南、东、北四个方向对印度进行全面围堵，中国正围绕印度布一盘战略大棋，印度过去严重低估了中国提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战略目标；二是印度因反对中巴经济走廊而反对“一带一路”，就不能再明确支持“一带一路”中的另一孟中印缅走廊，否则会让印度在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制定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三是印度东北部各邦分离主义和离心力量十分突出，该地区目前存有很多反政府武装，且和中国还有边境纠纷，印度担心一旦孟中印缅走廊建成，中国将会对印度东北部施加强大影响力，反政府武装也极易被中国所利用，进而威胁印度国家安全。

由于以上的几个顾虑均不能登上台面，印度找不到如克什米尔之于中巴经济走廊这样能站得住脚的理由，且中印两国又于2013年公开发表过共同声明，要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不能出尔反尔，因此印度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问题上采取了拖延态度。印度的决策机制素来效率低下，重大战略从来都是口号多、落地少，加之顾虑重重和人为有意延宕，从而导致孟中印缅工作机制一直停留在对话沟通层面，未有实质性进展。

（七）印度担心尼泊尔全面倒向中国，对中尼印经济走廊特别是中尼铁路高度警觉和忌惮

中尼印经济走廊是除目前已公布的“一带一路”六大走廊外，有望建成的另一条“一带一路”的重要通道。尼泊尔是地处中国、印度两个大国之间的内陆小国，北侧越过喜马拉雅山上的2个边境口岸与中国青藏高原相连，南侧通过15个口岸与印度恒河平原连通，受地理因素影响，尼泊尔与印度关系更为紧密。由于地理封闭，尼泊尔经济凋敝，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长期以来，尼泊尔一直希望加强与中国合作，成为联通中国与南亚地区的重要通道和桥梁，复兴南方丝绸之路，以振兴本国经济。2005年，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峰会上正式提出要使尼泊尔成为“过境经济体”，呼吁中国加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同年，贾南德拉派财政部长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正式向中方表达了将青藏铁路延伸至中尼边界并至加德满都的愿望。2010年，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提出“三边战略关系”，兼顾中尼印三方关系共同推进跨境联通。2012年，尼泊尔总理巴塔拉伊提出尼泊尔应成为“友谊之桥”，而不是“夹在两块巨石间的番薯”。2014年12月，王毅外长访问尼泊尔，提出中方愿适时探讨中尼印三方合作的可能性，中尼印经济走廊设想初步成形。2015年5月莫迪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中尼印经济走廊的可能性，至此中尼印经济走廊的概念正式对外提出。2016年3月，尼泊尔总理奥利访华，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时提出，“尼泊尔可以成为中印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我们愿进一步探讨开展中国、尼泊尔、印度三方合作”。2017年3月，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访华，表示了对“一带一路”的高度认同。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前夕，中尼两国签署了“一带一路”框架性协议，尼泊尔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长期以来，印度对尼泊尔的内政外交实施强硬的干涉主义，尼泊尔“不丹化”、不丹“锡金化”是印度难以启齿的潜规则和既定战略。尼泊尔对“一带一路”、中尼印经济走廊的积极认同和努力推动引发印度的警觉，特别是中尼铁路更是触动了印度敏感的神经。2015年4月，中国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对到访的尼泊尔总统亚达夫表示，青藏铁路将从日喀则延伸549公里至两国边境的吉隆。消息传出后，引发印度强烈关注，印度媒体、战略界及军界高调宣称，要给南亚邻居划出红线，阻止有损印度安全利益的大型项目，这给予尼泊尔很大政治压力。

马德西人事件是近来尼印关系的重要转折点。2015年9月，尼泊尔出台新宪法，将尼泊尔境内的印度裔人——马德西人居住的特莱平原划属北部山地省邦，马德西人表示不满，国内矛盾激化。印度公然支持马德西人在特莱平原建立“马德西人之邦”，这是对尼泊尔内政赤裸裸的干涉，并以尼泊尔新宪法未能反映马德西人诉求为由，对尼泊尔实施了四个月的“非正式禁运”。尼泊尔的主要物资均来自印度，对印度经济依赖度高达60%以上，且刚刚经历“四二五”大地震，禁运造成尼泊尔国内燃油、药品紧缺，经济濒临崩溃。印度此举遭至尼泊尔一片反对抵制声浪，直接导致尼国内亲印势力的下台。

尼印关系紧张倒逼尼泊尔与中国关系走近，以平衡印度的影响力。在尼泊尔“四二五”大地震时，中国对尼泊尔组织了三轮总计1.4亿元的人道主义紧急物资援助。在印度对尼实施禁运、尼泊尔全国陷入油气荒时，中方又向尼方赠送了1000吨汽油，以缓解其燃眉之急。尼泊尔对中尼铁路十分积极，希望中尼铁路不仅应连接到吉隆，更应进一步延伸到加德满都。如果该铁路建成，尼泊尔可从中国进口大量质优价廉物资，不必再仰印度鼻息，也可通过与中国的深化合作平衡印度对尼泊尔的控制。预计随着中尼经济合作的深化、重大互联互通项目的推进，印度给予尼泊尔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八）印度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对其施展经济霸权，可能会冲击印度本地经济和产业

在印度主流观点中，除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延伸影响力的地缘战略外，还有不少人认为，“一带一路”也是一项中国的经济霸权战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港口建设、产能合作、工业园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等手段占领沿线各国市场，中国产品将打垮各国本土工业，将污染低效的落后产能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国资金、技术、劳动力将充斥周边国家，进而向其输出商业规范、标准、规则，实现对各国市场的强力掌控，攫取巨额利润。这一观点形成的根源是印度在与中国多年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惧怕一旦加入“一带一路”，经济对中国开放，印度自身产业将受到冲击，本质上是封闭主义、保护主义思维作祟。

2016年，中印双边的贸易总额为700.8亿美元，印度对华贸易逆差高达465.6亿美元，且近年来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贸易赤字持续累积。产生如此大的贸易逆差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制造”比“印度制造”更具市场竞争力、附加值也更高。从贸易结构上看，我国对印度出口主要是机电、船舶、车辆等附加值较高的贸易制成品，从印度进口的主要是贵金属、珠宝首饰、铁矿石、木材及木制品、橡胶等初级原材料产品。近期，印度暂停铁矿石等原材料对华出口，更是缺乏适销于中国市场的出口产品。二是印度长期奉行贸易保护原则，虽然近年来印度关税税率整体下降明显，但仍相对偏高。根据WTO公布的数据，印度最惠国平均关税税率达12.6%，高于中国的9.6%，其中农产品和汽车等部分工业制成品的关税税率更高，蔬菜、谷物等农产品均超过30%，轿车高达60%。推行“印度制造”战略后，为吸引国外企业赴印投资设厂，印度进一步提高进口关税，如2015年2月将手机进口关税从6%提升至12.5%，我国手机企业华为、小米、酷派等则扩大在印生产规模。印度还经常针对中国产品开展反倾销调查，是对中国采取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之一。为配合洞朗对峙印度攻势，2017年8月，印度政府宣布对93种从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包括化工和石化、钢铁和其他金属制品、纤维和纱线、机械产品、橡胶或塑胶制品、电气电子产品和消费品等，形成在经济领域对华全面开战的态势。

在投资方面，印度也表现出过分担心。目前，中国对印度投资规模较小，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2016年中资仅占印度吸收外资总存量的0.5%，与日本占比的7.7%和美国的6.13%相差甚远。印度担心的主要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增速过快，据印度统计，中国是印度增长最快的外资来源国，2011年中国投资规模在印度所有外资来源国中仅能排到第35位，2014年升至第28位，2016再次快速跃升至第17位，年投资流量也从2011年的1.02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10亿美元，投资规模是5年前的约10倍。而这一数据仅仅统计了直接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事实上很大一部分中国资金经由香港、新加坡、毛里求斯等离岸金融中心赴印度投资，据估算，中资赴印度的真实流量可能达到现有统计数据的3倍。华为、小米、海尔、美的、TCL等中国制造企业已席卷印度市场，阿里巴巴、腾讯等已开始大规模布局印度电商和移动支付市场，万达、华夏幸福等已参与到印度城镇化建设中来，印度几乎没有能与之竞争的企业。

印度在经济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市场保护主义，是全球发展中国家经济保护的大本营。在国内，印度三大工商组织——印度工业联合会、印度工商联合会、印度工商联合商会以及各行业工会等组织均奉行经济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对华贸易、中资来印方面一直心有顾虑。“一带一路”提出后，印度经济保护势力十分担心在与中国企业的竞争中失去市场，通过媒体不断鼓吹中国经济威胁论，把对华贸易逆差、中国占领印度市场等作为其宣扬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封闭主义的借口和说辞，拒绝主动调整印度自身产业结构，拒绝有利于印度经济发展的土地、税收、劳动等制度改革，不敢面对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因而对“一带一路”表现出焦虑担忧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