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1.2.1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

基于生态学的研究视角，创新生态系统被看作是不断成长、成熟并不断完善的有机生态系统，其离不开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基础设施以及政策法规等土壤，这与传统基于投入—产出、资源配置的静态、线性等创新研究视角有很大的不同。2004年美国政府率先指出，“今天的科学和技术事业更像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一条生产线”，并在随后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提出21世纪的创新生态系统应当在企业、政府、研究者和工人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创新生态系统”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背景，对创新生态系统提出不同的概念。马尔科·扬西蒂（Marco Iansiti）和罗伊·莱维恩（Roy Levien）基于网络视角，提出创新生态系统是企业与影响该企业创新发展的所有个人和组织等构成的开放性、松散性的网络系统。[2]吴金希从组织的视角指出创新生态系统是指多个创新主体之间，基于某些技术、人才、市场、运作模式、文化等共同的创新要素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组织体系。[3]梅尔甘（Mercan）和戈塔（Gokta）基于环境视角，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经济主体、非经济主体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形成的环境，包括技术、社会关系、机构和文化。[4]从系统的角度来看，曾国屏等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创新要素集聚，是通过价值链和网络拓展的开放系统，是创新物种、群落、创新链的复杂系统，是创新全要素资源的协调系统，是科技创新主导的演化系统，也是不断超越自我的系统。[5]国外学者阿德纳（Adner）从功能的视角提出创新生态系统能创造出单一创新主体无法创造的价值，外部创新者的协同进化是单个创新主体成功的关键。[6]李万等从多重视角提出创新生态系统是创新群落间以及其与外部环境形成的复杂、开放的共生系统。[7]王莉和游竹君从知识流动的视角指出创新生态系统内由于核心企业间相互依赖、相互合作不断加深，从而形成了围绕知识流动的绩效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的创新网络结构。[8]

1.2.2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

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与“区域性”具有密切关系。在现有研究中，学者围绕国家、区域、产业、企业等层面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专门针对城市的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以理论探讨为主，少量文献以单个城市为例展开了案例研究。城市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单元，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是促进城市创新发展的特定土壤和环境，是城市人才、信息、产业、政策、金融、设施等创新要素聚集和扩散的集合。隋映辉认为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具有自组织性，是城市创新与科技产业的集合。[9]胡彪和付业腾使用协调发展度测量模型对天津创新生态系统的协调水平进行了测量和评价。[10]张永凯和韩梦怡认为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是由城市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构成的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并基于这一概念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对北京和上海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北京的创新生态系统整体优于上海。[11]张仁开以上海为例，构建了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成熟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从创新物种、创新网络、创新功能三个方面对其演化状况进行了综合测度。[12]万立军等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学理论出发，构建了资源型城市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评价体系框架，并对黑龙江省8个资源型城市进行了评价分析。[13]赵程程和秦佳文通过对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状况和政府行为进行分析，对上海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14]薛楠和齐严构建了雄安新区的创新生态系统，指出雄安新区要着力打造领军企业-创业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企业、风险投资/金融机构-企业三大创新生态链，促进各主体之间的角色互换，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协同发展。[15]

1.2.3 创新生态系统评价研究

近几年有关创新生态系统的评价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已有文献主要围绕效率、健康、智慧、生态位、适宜度、创新绩效、成长能力、风险等方面展开。雷雨嫣等利用创新生态系统适宜度模型评价了高科技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结果。[16]孙丽文和李跃对京津冀地区的生态位适宜度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北京的生态位适宜度远高于天津与河北。[17]李洋以40家互联网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因子分析法评估了创新生态系统的健康性，并描述了企业的创新效率。[18]周大铭构建了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企业融合风险、机会主义风险、核心资源流失风险、外部环境风险以及创新单元风险的具体指标进行参评，并应用BP神经网络法进行了实证研究。[19]韩英利用生态位模型评价了2007～2016年30个省市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适宜度的情况。[20]孔伟等对2016年中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竞争力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江苏、广东、北京的竞争力排名前三，东部省份是创新生态系统竞争力最强的地区，研究还发现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系统结构、系统要素竞争力的差距小于系统环境、系统功能竞争力方面的差距。[21]李晓娣和张小燕采用共生度模型实证检验了2007～2015年我国30个省市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水平、共生进化动量和态势。[22]国外学者齐加里斯（Zygiaris）指出智慧城市是一种创新生态系统，并用绿色、互联、开放、智能、创新等层次构建了智慧城市的创新生态系统。[23]

由此可见，目前关于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评价研究仍然较少，仅有少量文献对健康性、效率进行了单独评价，关于创新生态系统智慧性的研究还停留在理论阶段，缺乏针对性的指标体系构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也逐渐出现了新特征。本书拟在上一版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评价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中效率、健康性、智慧性三个重要因素，基于指标体系的构建，对全国35个大中型样本城市的测算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从而探寻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现状、差别及特征。

1.2.4 研究框架

本书在《中国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评价（2016）》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评价的“三模型”，在原有的“创新生态系统效率评价模型”和“创新生态系统健康性评价模型”基础上增加了“创新生态系统智慧性模型”。其中，效率评价模型保持原有的创新投入、创新过程与创新产出三个维度；健康性评价模型保持原有的创新驱动力、创新组织力、创新资源潜力三个维度，重点考察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智慧性评价模型从智慧载体、智慧交互能力两个维度，系统评估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智慧性程度。研究框架如图1.1所示。

图1.1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评价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