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临川四梦”经典性的一点思考

廖可斌

“临川四梦”，特别是其中的《牡丹亭》，是中国文学的经典，或者说是中国文学中的一流经典，经典中的经典，这毋庸置疑，也毋庸赘言。但“临川四梦”的经典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即它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特点和价值是什么，则有待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不断地进行解读。经典就像宝石，可能有多个棱面，每个棱面都闪耀着迷人的光彩。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自己不同年龄段、不同境遇下的生活感受，可以对经典的意义和价值做出不同的解读。这就像揭示和展现宝石的不同棱面，有助于我们更完整、更深刻地认识经典的价值，并从中获得丰盈的启发。

所有真正的文学经典，都具有共同的特性。它们必定涉及人性、人生、人世的重要方面或核心问题，并在这些方面和问题的描写、思考上，达到罕见的深度和高度，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表达技巧上，几臻完美或具有重大创新性。近几年来，我有幸参加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委会，承担了部分审稿工作。借此机会，我几乎一字一句地重新细读了《孟子》《楚辞》《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曲律》等作品，以及《李白集》《杜甫集》《辛弃疾集》《陆游集》《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等书所选篇目，这是距我大学阶段前后比较系统地阅读这些名著40余年后，重温这些名著。阅历不同了，心境不同了，读法也不同了。我不由得深深感叹，这些经典名著，在描写和思考人性、人生、人世的重要现象和核心问题方面，达到了如此的深度和高度。在艺术形式和表达技巧方面，它们在展现古代汉语的精致美妙、挖掘它的表达潜能上，同样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此，我常常中夜拍案绕室，激动得不能自已。我相信，只要中华民族还存在，只要汉语还存在，这些文学经典就将像天上的日月，永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不知是否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汤显祖，一部《牡丹亭》或“临川四梦”，值得或者说需要我们这样不断地纪念吗？我只能说，根据我的判断，它完全值得，而且非常必要！我相信，再过几百年、几千年，人们仍然会纪念汤显祖，纪念“临川四梦”。因为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我们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十几亿人口，几千年的文明史，传下来的文化经典充其量不过上百种，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每一种我们都应该倍加珍惜。抚州是全国著名的文化之乡，在中国历史上居于一流地位的文化名人就有好几位，但我们也不能司空见惯，视同寻常。就地域和人口而言，抚州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几千年下来，总共拥有几位一流的文化名人，每一位都应该倍加敬重。

关于“临川四梦”的思想内涵，现在一般的说法是，《紫钗记》和《牡丹亭》歌颂了美好的爱情，《邯郸记》讽刺了社会的丑陋和政治的黑暗，《南柯记》表达了人生的虚幻感。这样就把汤显祖及“临川四梦”的思想分成了几个方面或几个环节。有的论者因此认为汤显祖的思想充满矛盾和变化，《邯郸记》和《南柯记》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紫钗记》和《牡丹亭》对“情”的赞美。这些说法自然有其道理。但我们还应该深入探讨汤显祖及“临川四梦”思想的内在一致性。

“临川四梦”是否存在一种内在的一以贯之的思想呢？我认为是存在的，那就是对生命的敬重，也就是汤显祖在《贵生书院说》里所说的“贵生”。他引用孔子的话：“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天地自然界最伟大的美德就是能生物、生人。生命是这个世界最宝贵的东西，没有生命一切无从谈起。圣人的位子为什么宝贵？就因为拥有这个位子者，能顺应天地的要求，尊重生命，爱护生命，“能为天地大生、广生”，让天下之物与人生得更多，活得更好。“故大人之学，起于知生，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或者相反，不尊重生命、爱护生命，让天下之物与人不能生，活得不好，所谓“圣人”就不配其名与其位，就不是“圣人”，而是天下之贼。《论语·里仁》记载孔子说过“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离娄下》说“仁者爱人”；可见，爱人、爱生命，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优良传统。汤显祖继承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这一优良传统，并对它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发挥。

这种“贵生”的思想在《紫钗记》《牡丹亭》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很好理解，因为“贵生”就会“重情”。凡生者必含情，如人一出生就会有母子之情、父子之情，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自然产生异性相爱之情；有“情”才会“生”，如人正因为有异性相爱之情，才会配合，才能繁衍下一代。所以，“生”与“情”互为因果，实为一体两面。无情则无生，无生则无情。《紫钗记》和《牡丹亭》就是写人间至情。试想汤显祖万历二十六年（1598）向吏部告归返乡之时，满腔的政治理想破灭，看透了官场的腐朽黑暗，他该有多少愤懑需要抒写。但他重启戏剧创作时，首先写的不是《邯郸记》，而是《牡丹亭》，这或许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应该有一定的必然性，那就是，在汤显祖看来，尊重生命，重视情感，是更重大更深远的理想，比政治的好坏、个人的得失更为重要。

我认为，这种“贵生”“重情”的主张，也贯穿于《邯郸记》《南柯记》中，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形式体现。《邯郸记》可以说写的是“生”之“恶”、“情”之“恶”，《南柯记》可以说写的是“生”之“虚”、“情”之“虚”，表面上看是对“生”“情”的否定。但我现在的体会是，正因为汤显祖无比地重“生”、重“情”，才会对不正常的、丑陋的“生”和“情”痛心疾首。无爱则无恨，爱之切所以恨之深。汤显祖对不正常的、丑陋的“生”和“情”的厌恶与指斥，实际上是他重“生”、重“情”，力图追求正常、自然、真诚、美好的“生”与“情”的另一种表现。我们知道，不是真诚地重视、向往、追求美好的生命和情感的人，是缺乏是非感的，是不会对不正常的、丑陋的“生”和“情”特别敏感、特别厌恶的。中国美术有所谓“背面傅粉”法，即注重图画表面背后的那一面。我们读《邯郸记》，不能只看到它贬斥不正常的、丑陋的“生”和“情”的一面，还应该看到它深处蕴藏着的无比重“生”、重“情”的深刻内涵。重“生”、重“情”可能才是它的根本主旨所在。

同样的道理，《南柯记》表面上写的是“生”之“虚”、“情”之“虚”，实际上寄托的是一种对“生”“情”的无比深情。我们也知道，不是真诚地重视、向往、追求美好生命和情感的人，浑浑噩噩，混吃混喝，等于行尸走肉，对人性、人生缺乏反思能力，对生命的诞生、成长、衰老、灭亡，情感的真假、美丑、强弱等，缺乏感知能力。真正重视“生”者，才会强烈感受到“生”之灭；真正重视“情”者，才会强烈感受到“情”之空。正因为汤显祖无比地重“生”、重“情”，又深刻体会到有生就有死，人死则情灭的自然规律，人们无可奈何，才对“生”与“情”的短暂、虚幻特别敏感，倍感痛心！正因为受这种情感所困扰，他才需要寻找超越解脱之道。他在《续栖贤莲社求友文》中，将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说自己已年过六十，“吾犹在此为情作使，劬于伎剧，为情转易，信于痎疟，时自悲悯，而力不能去。嗟夫！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非类。吾行于世，其于情也不为不多矣，其于想也则不可谓少矣。随顺而入，将何及乎？应须绝想人间，澄情觉路，非西方莲社莫吾与归矣”。由此可见，汤显祖在完成“临川四梦”十余年后，仍然在“为情作使”“为情转易”“时自悲悯，而力不能去”。正是因为他为深情所苦，所以希望“澄情觉路”，追求解脱。在《南柯记》中，正因为作者重“生”、重“情”，所以对“生”之“虚”、“情”之“虚”特别敏感；写出“生”之“虚”、“情”之“虚”，表达的恰恰是一种重“生”、重“情”的情怀。它可以引导人们更深刻地反省人生、认识人生，让人深刻体悟到人生和情感的短暂与虚幻，从而更珍惜有限的人生与情感。《南柯记》相当于一部人生的悲剧。鲁迅说“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写毁灭不是为了要毁灭，而是让人们看到有价值的东西不免毁灭，从而对有价值的东西更加珍惜。佛家认为“四大皆空”，但又不绝对否定现实世界和人生的存在，因此提出“真空假有”学说，主张佛教徒既要摆脱红尘，又要“慈悲为怀”“利乐有情”。汤显祖在《南柯记》里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总之，重视生命、重视情感，是“临川四梦”一以贯之的思想主旨。这是一种伟大的思想，是“临川四梦”成为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永恒经典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人的生命、人的情感更重要的呢？只要人类还存在，这种伟大的思想就永远是人世间最重要的思想，永远不会过时。整个人类也好，每个人也好，有时难免会走弯路，陷入迷茫。我们有必要不断重温“临川四梦”这样的经典，重温做人的感觉，来校正人类历史和人生的方向。

我的上述说法，谈不上思考，只是一点感想，不一定妥当，敬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